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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单田芳说单田芳这本书,说少年单田芳的经历

原标题:读单田芳说单田芳这本书,说少年单田芳的经历

昨天下午,听闻单田芳老人逝世,不胜唏嘘,毕竟还是没迈过84这个坎儿。今天就来说说这本《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给单老送行。

单田芳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这本书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在讲述他自己的人生故事。评书是讲故事的手艺活儿,这门手艺现在可能已经衰落了,但是故事不会消亡,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新的讲故事的方式。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单田芳应该是最熟悉的评书演员了。他的嗓音很独特,沙哑,听着像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实际上那时候他正值壮年。

单田芳1934年出生,乳名叫大全子,本名叫单传忠,后来说书的艺名叫单田芳。1979年,他在鞍山电台录制《隋唐演义》的时候是45岁。从那时起,单田芳一共录了大概100来部评书,15000多个章节,听众也越来越熟悉他的声音。他一个人撑起一个电台频道,那就是廊坊的长书频道。有一段时间,廊坊长书频道每天有7个小时,全是单田芳的声音。在北京的出租车上,很多司机都把收音机固定在廊坊长书频道。所以,即便你不喜欢听评书,也可能在出租车上听到过单田芳的声音。

如今,许多地方频道都在卖中药,请来不知真假的老中医,兜售自己的祖传秘方。在这些卖药广告的间歇,还能听到单田芳的《大唐惊雷》或是《白眉大侠》。这说明,单田芳已经是中老年专属的声音了。

单田芳这部自传,是从他5岁开始写起。那时候他生活在齐齐哈尔,母亲王香桂是鼓书艺人,父亲单永魁弹三弦伴奏,父母在茶社演出。他童年时期,就跟父母从齐齐哈尔搬到吉林市,又从吉林市搬到沈阳,再从沈阳搬到长春。这就是典型的江湖艺人的生活方式。艺人掌握的故事有限,在一个城市演出一段时间,为了保持新鲜感和上座率,就要搬到另一座城市。单家就这样在东北辗转。

那时的东北都在日军占领之下,单田芳听长辈们聊天,才听到我们是中国人的说法,才知道原来我们不是满洲国人,我们是中国人。到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甲长也就是街道主任来了,让大家准备青天白日旗,说蒋委员长要率领国军回来了。甲长带着青天白日旗的样子,让大家用布或者用纸照着画,家家户户都要挂上。单田芳才知道,原来那时候“国旗”是这样子,东北被占领了十四年。终于,日本鬼子投降了。

老百姓们都盼着过太平日子,可没想到,接下来是一个多月的无政府状态。大街上,中国人在追杀日本人,洗劫日本人的财产。长春原本有两个大型军用仓库,开始还没人敢动,可很快就有人用铁锤把门砸开,里面是布料、皮鞋等各种军用物资,人们闯进去,肩扛手抬,一个个满面笑容地出来。

这种无政府状态下,会出现一些非常戏剧化的场景。单家门口有一个广场,原来人们在广场上踢球打棒球。有一天,一伙人抬来一个巨大的保险柜,柜子高一米六,宽一米四,他们用锤子、钳子、镐,砸。砸了两个小时,终于给砸开了,里面是花花绿绿的满洲国的钞票,大家就开始哄抢。

抢劫蔓延开,那就不只是抢日本人了。单家住的这个院子,也担心被抢,六户人家组成了安全保卫队,准备了砖头、瓶子、棍子等武器。单田芳年纪小,也要在屋顶上巡逻放哨。还真有两伙人要来抢,甲长就站在屋顶喊:朋友们,高抬贵手,咱们的敌人是日本鬼子和二鬼子,中国人不抢中国人。

单田芳邻居家有个孩子王叫小玲子,带着单田芳他们十多个孩子一起去了伪皇宫,就是溥仪办公和居住的地方。长春是伪满洲国的首都,单田芳曾经在马路上见到过溥仪出巡,那是戒备森严,非常气派,皇宫门口也曾是遍布岗哨。可日本投降后,皇宫门口就变成了一个大自由市场,全是卖洋破烂儿的,很少的钱就能成交。皇宫里面也成了垃圾场,建筑的屋顶是黄绿琉璃瓦,和北京故宫一样,可屋子里全是垃圾,地毯都被抢走了,所有的玻璃都被打碎了,门把手也被用刀子刮过,据说那是镀金的。

正殿里有一个水泥高台,高台上放过一个长脚椅子,就是溥仪接见文武大臣的地方。孩子们一个个站在高台上,大喊我是皇帝,我是皇帝。他们还跑去地下室探险。从皇宫出来,就在门口的自由市场里吃大米饭炖肉。市场里全是地摊儿,没有桌椅板凳,人们席地而坐。掌柜端上米饭就说:您看看这是日本关东军的大米,上面都是一层油。其实,这就是黑龙江产的大米,被日军控制。日本占领期间,中国人不准吃大米,日本投降了,大米猪肉可劲儿吃。这就是小孩子眼中的光复。

这种无政府状态持续了一个多月,到了1945年10月,甲长来通知,每家出一个人去火车站迎接国军,国军真的要来了。单田芳连夜画了两面青天白日旗,糊在两根小木棍上,早上跟着爸爸去火车站。长春火车站外面有成千上万的人列队欢迎,比庙会还热闹,可他们等到下午也没看到国军的影子,第二天,再去火车战迎接。到了中午,一队队大兵扛着红旗,迈着整齐的步伐从火车站出来,无边无沿也不知道有多少部队。可欢迎队伍震惊了,来的不是国军,是金发绿眼睛的苏联红军,带头的高喊,欢迎苏联红军,欢迎苏联红军。群众就跟着喊,红军万岁,红军万岁。胆大的人还爬上红军的坦克。

这完全是一个电影中的画面,城中的老百姓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去欢迎自己的军队,可迎来的是异族的队伍,一辆辆的坦克轰隆隆驶过,士兵胸前配备着轮盘枪,穿着半截的马靴,戴着船型帽。

红军入城之后,恢复了秩序,发行了红军货币,上面盖着苏联红军司令部的大印,但老百姓都议论,这红军票比起日本人发的老头票,质量和美感上都差好多,他们都称之为鬼票。这不是中国钱,早晚得作废,由此认定,红军在长春不会呆太长时间。

1946年的春节,是东北光复之后的第一个春节,长春老百姓在比较平安的状态下度过。到这年4月,他们又听到了枪声。这一次真是国军来了,国民党军队和苏联红军在交接过程中有零星的交火,但很快完成了交接。进驻长春的是国民党新六军、新一军、新七军,清一色的美式装备。长春市民奔走相告,都说咱们自己的队伍来了,城里的生活趋于稳定。这种状况下,单家决定自己开一间茶社,在长春的五马路上,叫做北海茶社。

没想到一年后,1947年4月,长春局势发生变化,四周枪炮声不绝,比春节晚上的爆竹要激烈上万倍。老百姓都说,八路军来了。打入长春城的是东北野战军,进城之后就展开宣传,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保护老百姓利益的,大家只管放心。然而,东北野战军只呆了一个月就撤退了,把长春城留给了国民党军队。到1948年春节,共产党的部队占领了吉林市,控制了大丰满水电站,长春断水断电,粮价飞涨,铁路也断了。这就是长春围城的开始。

单田芳一家知道长春不能呆了,他们买了一架大车,奶奶带着单田芳的大妹妹、二妹妹出长春去了沈阳,投奔单田芳的三叔。单田芳的父亲单永魁,原打算让奶奶先走,他们晚几天再出城,没想到,他们在长春城中被困了八个月。

年幼的单田芳目睹了城中百姓忍饥挨饿的惨状,很多人被饿死。单家本来生活富裕,也不得不以豆饼充饥。一家人决定逃离长春,用黄金贿赂了一个国民党军官,以国民党士兵的名义出城,到解放军的关卡。父亲单永魁自称是国民党投诚士兵,被解放军接收。这样才逃离了长春。

单田芳和父母、三妹、四妹到了长春城外的兴隆山,这里有投诚士兵收容站。单永魁到了这里,就向解放军军官交代,我根本就不是国民党士兵,不是当兵的,我就是个弹三弦的说书艺人。解放军也不大相信,就说,那你说一段评书我们听听吧。单永魁就说了一段《薛刚反唐》。解放军的士兵听了就说,我们得请示一下上级领导再说。

所有投诚士兵都要先到吉林市,再被送到黑龙江去接受思想教育。单永魁算是投诚士兵,单田芳等家里人算是亲属,士兵和亲属分开移动。单田芳回忆了他跟妈妈抱着三妹、四妹从兴隆山走到九台的过程。十几岁的孩子跑肚拉稀,在路上就想到了死,心说,就这么死在这儿也不错,省得吃苦受累了。这时候单田芳的妈妈就说:孩子,你要坚强点儿,你要不走,妈怎么办?妹妹怎么办?你爸不在眼前,妈全靠你了。

看文字可能还没太大感触,听单田芳说到这段,那真是催人泪下。好在他们走到九台,坐火车到了吉林市。解放军把说书艺人单永魁放了回来,他们在吉林市接着说书。后来,他们听到长春解放的消息,听到沈阳解放的消息,再赶去沈阳找奶奶、大妹和二妹,一家人终于团圆。

这一家人经历了战争,好在一家人都还平安。可躲得过枪林弹雨,躲不开血雨腥风。解放后,单家在天津的朋友,介绍一个人叫王子明,到沈阳来谋生,单永魁和其他一些说书的亲友,帮着这位王子明在沈阳北市场开了一个小酒馆,卖白酒熏肉。王子明白白胖胖,说话京腔京韵,跟人说话总带着笑脸,做的熏肉非常好吃。可这不是个普通人,解放前他是国民党驻扎在北京的少将军官。这样的人怎么能让他安心开小酒馆呢?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王子明被捕枪毙。单永魁犯有窝藏包庇反革命罪,被判六年徒刑。母亲王香桂跟狱中服刑的单永魁离婚,一个人去齐齐哈尔说书了。单田芳年满十八岁,刚刚考上了东北工学院,面对家中的巨大变故,也没心思读书了,他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下海说书。由此,中国少了一个工程师,却有了一位评书大师。

以上就是少年单田芳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的一些经历。

单田芳老先生,一路走好。

题外话:读书可以扩充我们知识边界,获得更多看问题的视角,但盲从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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