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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后为什么再无孔子|深读

原标题:孔子之后为什么再无孔子|深读

哲学趣谈

《孔子之后为什么再无孔子》提要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轴心时代”,与古希腊时期差不多并行。古希腊出现了三大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既是伟大的思想家,又是伟大的教育家。而在中国,也出了一个”圣人“(注意,不是哲学家),也搞教育。然而,前者还是演讲大师,而后者却一生从未发表过公开演讲,留下的也是教条式的只言片语,差别很大。中西方哲学和教育可以说同时输在这条起跑线上。后世有人问:为什么自秦汉以后,中国再也出不了思想。其实,本文可以提供一些线索或答案。

学术演讲是传播学术思想的重要方式,一次好的学术演讲不仅有助于学者扩大影响力,而且也能够激发民众思考的兴趣,然而,自称“述而不作”的孔子一生却没有发表过公开演讲,这令人颇为好奇。

有人说,杏坛不就是孔子讲学的地方吗?

非也。杏坛的出处见于《庄子·渔父》:“孔子游于缁帏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依司马彪的注释,杏坛只是指“泽中高处也”。天圣二年(1024年)孔子45代孙孔道辅监修孔庙时,在正殿旧址“除地为坛,环植以杏,名曰杏坛”,是为纪念孔子而设,挪用了庄子寓言中的名字。

遥想当年,孔子在郑国与弟子走散了,立于郑之都城东门,“累累若丧家之狗”,然而,孔子却没有想过当场做一次公开演讲,既宣讲自己的思想主张,又方便弟子找到他呢?

孔子游走列国,三过卫国,而卫灵公不用,以至于孔子喟然叹曰:“茍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倘若他能做一回公开演讲,说不定可以打动灵公而用他,然而他没有。

一路上,孔子总怪人家不理解他,有一回叶公向子路打听孔子,子路不语,孔子质问他: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呢。有一回孔子击磬,有荷蒉而过门者,都听出了他的心思:硁硁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与其自个儿击磬解闷,为何不搞一场公开的学术演讲,让更多的人了解他呢?

不仅孔子在鲁国当政期间,没有发表过任何公开演讲,就是出走鲁国十四年,也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公开学术演说。

孔子为什么不发表公开的学术演说?在孔子之前,公开演说并不少见,《尚书》中基本是誓、命、训、诰一类的演说,或者称“讲话体”,如《盘庚》3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演说,语气坚定、果断,算是典型的“演说”。

这与《论语》完全不同。后人称《论语》“语录体”散文,也是很搞笑的,其实就是“讲话体”。

后世将《论语》其作者置于孔子名下,不仅不严肃,而且也不恰当,如书中除了“子曰”外,还杂有大量的“有子曰”、曾子曰、子夏曰、子贡曰、子游曰、孔子曰、子张曰,这些都归入孔子的思想,显然是不妥的。其他如《乡党》篇等,基本不是语录,而是记载孔子的容貌行为等生活规矩。

再说“子曰”,这种模式就很可疑,如果称孔子为《论语》的作者,那么就不会用“子曰”,就好比,市长写的文章里出现“市长说”,这好像不大可能吧。如果将《论语》的作者归为其他人,那么,也只能是杂编。就好像一篇文章里出现“市长说”、“李市长说”“张市长说”,显然“市长”是一把手,其他带有姓氏的市长只不过是副市长的省略。《论语》这本书宋以后的很多人视若珍宝,其实很滑稽。

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与千里之外的古希腊时期相当,可是稍懂一点西方哲学的读者都知道,二者的差别太大了。

公元前399年,有西方孔子之称的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前399年)发表了名篇《在雅典法庭上的演讲》,洋洋万言,给世上呈现出一个坚持真理的哲人形象。

其弟子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前347年)同样也是教育家,与其师苏格拉底等一起离开雅典到外地游学12年,其著作《对话录》迥异于《论语》,四十岁时创柏拉图学院,存世900多年,重视逻辑哲学、理性训练,在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四科”:算术、几何、天文、辩证法,支配西方中高等教育1500多年。

巧合的是孔子这一派也有“孔门四科”:一是《论语·述而》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一般的理解是,文指文献知识;行指道德实践;忠是指处世,以忠待人;信是指言语,言而有信。二是《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是根据其学业特长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

对比一下柏拉图的“四科”,差距立见:文法和修辞(逻辑)是研究哲学的基础;算术可以锻炼人的分析与思考能力:几何、天文,对于航海、行军作战、观测气候、探索宇宙意义重大;音乐可以培养人的勇敢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也于公元前335年在雅典办了一所叫吕克昂的学校,形成逍遥学派。他被恩格斯称为古代的黑格尔。

上述“希腊三贤”都以雄辩的演讲大师著称,柏拉图很重视演讲技巧,亚里士多德的演讲理论还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中国古代历史上辩士也不少,张仪、苏秦凭三寸不烂之舌纵横六国,诸葛亮于东吴舌战群儒,大家印象深刻,但是几乎没有出现演说家,更少有学术演讲。中西方哲学与教育,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演说需要有辩才,但辩才不一定就是演说家。不仅战国纵横家中没有出现演说和演说家,就是秦汉至清代几千年间,也很难发现演说家,更难得一见公开的学术演讲。是不是中国的土地上不喜欢学术演讲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南宋时朱熹、张栻两位大儒于岳麓书院设坛讲学,成为学术史上享有盛誉的“朱张会讲”。期间有学术阐释,有诘难辩论,有思想碰撞。深受欢迎,“三日夜而不能合”。朱张二人还称不上是演说家,因此,二人演讲的具体内容也没有被记录下来,若是雄辨之士,其讲学肯定更为精彩。

纵观《论语》,发现不出孔子的辨才,也不能据此断定其无辨才。因为《论语》基本上是孔子斩钉截铁的“断语”,既少对话,更无演说,基本上是孔子对弟子高高在上的“教诲”,不容置疑的训示或讲话,或对权贵的答问。在孔子面前,对方根本没有辩论的可能或权力。这些剥离了当时的语言环境的话语,就成为后世反复引用的“名言圣谕”。而在西方,“苏格拉底方法”(即问答法)至今还是重要的教学方法。

孔子为什么不公开演讲,与其自己的定位和处境关系重大。就定位而言,孔子从来没有想过做思想家,他是一心想从政的,哪怕给他一个像中牟、费那样小到不能再小的地盘,他都想一展其理想抱负。就处境而言,孔子是遭遇到一连串不被用的失败后,才授徒讲学的。这与古希腊三贤旨在传播学术文化思想而办学完全不同。

孔子自己并没有想做教育家。就教育而言,孔子一开始是将其教育定位为培养从政的人才,“学而优则仕”,也即如何治天下,帮助他实现未竟之业。他所谓的君子小人之辨,也是就从政者这个范围而言的。

因此,孔子需要的是“听话”的弟子。举个例子,《史记》中记载,孔子受困于蔡国之野,绝粮,随从者大多生病。孔子也没有给大家公开讲学,而是“讲诵弦歌不衰”。围绕着诗经中一句诗“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孔子发出“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的感叹,先后召子路、子贡、颜回三个弟子入室发问。

先是子路入见。子路认为,人之不信,因为没有达到仁的境界;人之不行,因为没有达到知的境界。孔子不同意,假如仁者必信,哪里会有伯夷叔齐?假如知者必行,哪里会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贡入见。子贡认为,孔子之道太大了,天下容不下,不如稍微降低一些。

孔子不满意,良农善于种庄稼,却未必能保证有好收成,良工擅长技艺,却未能必迎合所有人。你不修道却只追求被人接纳,志趣不高啊。

子贡出,颜回入见。颜回认为,思想不被采纳有何问题,正是不被接纳才见出君子本色,道不修,丑在我;道大修而不被用,是当政者之丑。

孔子对颜回的解释非常满意:好孩子,将来你发达了,我给你当管家。

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喜欢颜回这种能够理解他内心,并且帮他疏解心里困惑的弟子,对质疑他的弟子不感冒。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三代师生都成为哲学家相比,孔门弟子中再也没有出现能够与之比肩的学者,也就不难想象了。孔子“做管家”的小目标与希腊哲人的“理想国”这一大目标相比,自不待言。

孔子反对“巧言令色”,柏拉图也反对智者的巧辩。但二者悬隔也很大,前者不讲逻辑,后者反对的恰恰是不讲逻辑的辩论。《论语》中完全看不出什么逻辑关系,连基本的辩证法都没有。

离开了文法、修辞等基本的哲学思辨逻辑训练,孔子自然也就没有能力发表公开演讲。与孔子同时并非没有对手,如年长他的老子,齐国的晏子,鲁国的少正卯等。老子,他向其拜师;孔子三十岁那年,晏子随齐景公到鲁国访问过,五年后, 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景公问政于孔子后,“欲以尼溪田封孔子”,遭到晏子的反对,以“不可以为下”、“不可以为俗”、“不可以为国”这“三不可”将孔子批驳得一无是处,然而,奇怪的是孔子竟然没有反驳,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少正卯在做鲁国大夫之前也和孔子一样招徒授学,多次挖了孔子墙脚,很多弟子纷纷投奔他而去,应该算是孔子强劲的竞争对手。但是,孔子于鲁定公十四年担任大司寇(司法部长),代理宰相后,上任才七日,就将少正卯诛杀,并且曝尸三日。子贡等人质疑,孔子回答,少正卯是“小人之桀雄”,一身兼有五恶:“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其实说起来,五恶并没有违法的实行,不过是被孔子指认为品行不好,有着惑众造反的能力而已,就是后世的“莫须有”。其中所谓“言伪而辩”(可以理解为讲述道理透彻深刻,也可以理解为强辞夺理善于狡辩)恰恰是孔子所匮乏的能力。

孔子开了一个不好的头,也给自己挖下了一个坑。尽管孟子、荀子好辩、善辨,但都没有发表过公开演讲。后来五种人被韩非子视为五蠹:学者(指战国末期的儒家),言谈者(指纵横家),带剑者(指游侠),患御者(指依附贵族私门的人),工商之民,儒者被排在首位。

此后,《韩诗外传》提醒君子要小心躲避三种锋利的东西:武士的锋端、文士的笔端、辩士的舌端。东汉王充说天下有四毒,除美酒、蜂蜜、美女外,辩士是其中之一。在这种强烈的反辩士的文化氛围里,基本就没有演讲、对话、辩难的市场,古代中国绝少出现演说家,也就不难理解了。

后来,很多人有个疑问,为什么在中国,孔子之后再无孔子?《史记》《论语》都记载有这样一件事,久已被人所忽视:鲁国司马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仲尼不可毁也”。

是的,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中国人说:吾爱吾师,吾师就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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