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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书丨谁还没有年轻的时候?这个作家小时候原来这么叛逆......

原标题:赠书丨谁还没有年轻的时候?这个作家小时候原来这么叛逆......

书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它真的就是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作家宁肯童年时跟大多数男孩一样调皮叛逆,拉帮结派。在这自我感慨为“动物凶猛”的背后,其实也有阅读、书籍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也有聪明的老师用“套路”将他“招安”,说起来这可是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不信您往下看。

动物凶猛

假如一个人快十五岁了,还没正经读过一本书,或者甚至连小人书也没读过,假如他的“处女读”是《水浒传》,会有什么结果?再假如,其时正赶上“黄帅事件”“反师道尊严”会怎么样?还有,在漫长的石器时代的小学,如果他一直处于压抑状态……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会怎样?

俗话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为什么“少”不能读“水浒”?有没有人追问过《水浒传》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成年人就可以读吗?当然,不是说不能读,而是“水浒”或“三国”从“人学”角度真的算是文学吗?它们和“人”到底什么关系?在非“人”上它们占了我们多少文化基因?我们所以不同,和这两部书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些都是不能深想的。

1974年,我十五岁时,读了我人生的第一本书。我记得当《水浒传》放在我枕边时,我有好几天都没碰它。我已习惯了没书读,习惯了书从来和我无关。那时院里的小伙伴文庆和我睡一屋,我们家平时没大人,院里许多孩子都到我们家和我就伴睡过。文庆比我大一岁,已能读厚本的字书。

《水浒传》

施耐庵 著

中华书局

那个许多年前的夏夜,文庆在我身边读《水浒传》,也让我读,可我翻了翻就放下了,就好像我不属于人类。此外书是竖排,繁体,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出版的。那时哪知道这些,就知道可以读四大名著了,当然书的一角仍标为“内部”。

我还是愿让文庆给我讲书,他给我讲过《平山冷燕》《桥隆飙》,好像还讲过《大刀记》,我都特爱听,平如衡、山黛、冷绛雪、燕白颔,特别是冷绛雪和山黛两位听得我心旌摇荡。我让文庆给我讲“水浒”,文庆懒怠讲就给我读。读和讲不一样,读着读着我竟然睡着了。

这次,文庆死活不给我读了,让我自己看。没办法,“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让我心痒,想知后面的事,有天下午,我奇迹般地在书中找到这段硬是读起来。那个午后,一切都太神奇了,我竟然读懂了进去,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我感到了书的魔力,尽管已十五岁,我有时竟分不清现实和书,我觉得我在同鲁提辖一起拳打镇关西,与武松一起血洗狮子楼,与三郎石秀一齐跳楼火烧祝家庄,同李逵一起杀虎,一起骂:“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后来我当了班里的“军体委员”,虽然也被“招了安”,但我觉得我比宋江强多了......

▲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关良绘

此后一发不可收。我大体读的都是武侠小说,有时一读一个通宵。我总是不断地找发黄竖版繁体字的“古书”,读完还讲给同学听,以至班里的女生悄悄给我起了“考古”的外号。我一点也不反感这个外号,我对班里的女生从来不理不睬,总是摆出一副望天的样子,古板,深不可测,女生给我起的这个外号事实也含有这个意思。

1975年,在上学的路上我经常和几个同学凑几分钱,到商店买七八支烟,有时在铁胳膊胡同,有时在九道弯,我们靠着墙斜挎着书包吞云吐雾,吐烟圈儿,一个、两个、三个,看着数。我吐的不是最圆的,后来有一天一个同学说你们丫臭大粪,现在女的才吐烟圈儿呢,男的都吐烟棍儿穿女的烟圈儿。我们欣然接受,不再吐烟圈儿,改吐烟棍儿。可吐烟棍儿实际上更难,别说再穿烟圈儿了,我们谁也没做到,后来不了了之了。

我们几个都剃了光头,叼着烟,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着。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

电影改编自王朔小说《动物凶猛》

班里从农村转来一个学生,姓关,我们都叫他“关农”。关农的家在大栅栏附近,有一次关农说胡同里几个小子劫了他,我们一听火冒三丈立刻出动,带了家伙,一帮人就去了他们胡同,到了挑头的那小子家,把那小子臭揍一顿,还砸了他们家东西。不断换班主任,谁也教不了我们班,教不长便忽然消失。后来一个从东北兵团回来的家伙接了我们班,一米八几的个子,往讲台上一站,不像老师,像威虎山的人。姓星,我们叫他“腥鱼”。开始我们一伙儿掂量了几天,没敢动。他说的话有些是黑话,我们听得出来,琢磨如何应对。当然不能就此罢了,只是看。

有一天我们一伙儿人中的L被腥鱼随便找碴儿训了一顿,让L滚,L不出去,腥鱼动了手。忍无可忍,我喊了一声“上!”我们五个最抱团的一伙儿狼似的扑上去,一下扒在了星老师高大的身躯上,星老师一个转身,我们一下全倒了,绝对有点功夫,最主要是他太高太壮了,我爬起来立刻又冲上去,特猛,真像小狼一样。教室大乱,桌椅倒地,腥鱼的衬衫被我们扒下来,露出胸毛与肌肉。直到学校教育组来人方オ平息。来了也就来了,有“师道尊严”罪名盯着,处理不了我们。腥鱼也不要教育组介入,把我们留下来,说黑话,讲起哥们儿义气,说不打不成交,要请我们吃饭。始料不及,受宠若惊,我们一下全傻了。老师与我们从来是不可调和的,现在居然和了,我们不知如何是好。

“政策”对我十分优待,上课爱来不来,想走就走,不用交作业。总之只要平安无事,课能上下去,怎么都成。我们踏实了很多天,来来去去,挺没劲的。腥鱼抓紧时间做瓦解工作,找我谈了几次话,完全平起平坐,讲一些特浅的道理,我觉得也对,还夸了我几句,说我这人本质特好,说到我心里去了,我的确本质非常好,现在也这样认为。但话说回来谁本质不好呢?星老师最后以“军体委员”一职相邀,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事实上我知道这样“闹”下去并不好,但我已破罐破摔,什么“好”的东西都不再想,也没法想。现在听说让我当干部?干部,那都是好学生才当的,难道我是好学生了?小学时别说当干部,就是最普通的谁都要加入的红小兵都一直不让我加入,现在我要成五大班委之一了?凭什么?我当然明白老师在利用我,“军体委员”是什么?除了负责体育上操整队,还要负责最难的打铃进教室,但我还是轻而易举被“招安”了,并且激动异常。

我成了宋江,当时就感觉到了这一点,觉得怪怪的。而且我真的管起弟兄们来。谁上课捣乱我先不干了,都知道我狠,但我呢,也是无师自通地又打又拉。官面上我弹压他们,底下我们又混做一团,抽烟,外面打架。我不能失去他们,拥兵自重,贼性难改,说反就反,这点和宋江不同。而腥鱼也远比朝廷好,总是把我哄好。课我上不下去,就开始看闲书,看的书也和我当时的处境非常相似。

摘自丨《北京:城与年》

《北京:城与年》

宁肯著 陈惜惜 摄影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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