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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为何没出国留学? 受一人影响信仰马克思

原标题:青年毛泽东为何没出国留学? 受一人影响信仰马克思

资料图:1919年5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合影。二排左三为毛泽东。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青年毛泽东一直都有出国留学的打算,可最终却没有成行。是什么原因或理由让毛泽东放弃了对当时许多青年来说梦寐以求的出国计划呢?

当时他是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实际领导人。

问题的提出与质疑

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近代社会最黑暗的时期之一,也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和革命转型时期。此间,先进的中国人、不堪祖国的再度沉沦的仁人志士,面对神州大地的乱象,四处寻求救国救民的方案和良法,在中国一度掀起了出国求学的热潮,尤以湖南学子赴法勤工俭学特别突出。热血青年毛泽东身处这一热潮之中,不能不为之所动。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毛泽东曾经有过留学日本、俄国特别是留学法国的想法,而且当时还是赴法勤工俭学的主要组织者。可是,他经过反复的思考最终却作出了不出国的决定。为什么青年毛泽东不去呢?

对于毛泽东不出国留学的原因,有多种说法,其中有的说法有道理;但下面两种,明显是站不住脚的。

说法一:经费有限说。

有人认为是新民学会的经费有限,毛泽东因为经济拮据而放弃留学。新民学会作为一个学生组织,没有政府的财政支持,经费一直是紧张的,毛泽东本人的经济状况也并不好,求学期间都是靠家里供给,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的薪水也是极低,每月8元。他的经济状况的好转是在1920年9月,他担任一师附小主事(类似校长)之后。但这些并不能说明毛泽东不出国留学是因为经济拮据。

首先,迄今为止,在有关毛泽东的所有文献或资料当中,都没有发现他本人提到因为经费问题而放弃留学的任何记述。

根据李锐的研究,为筹措赴法经费,毛泽东曾向章士钊求助,并将所得3万元以每股1600元分给赴法会员,自己也分到一份。因此,毛泽东作为新民学会赴法留学的主要负责人,如果不是想把这些钱用于资助他人或留待以后的学会活动,应该不缺赴法的资费。另据逄先知的研究,1920年6月,毛泽东为组织革命活动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额巨大的款项,在上海找章士钊帮忙。章士钊当即热情相助,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共筹集资金两万银元全部交给毛泽东。关于此事,章含之在《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中曾有一段回忆:1963年毛泽东突然提出“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他一笔债没有还呢”。从1963年起,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泽东必定派秘书送自己的稿费两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累计两万元。毛泽东还说: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从1973年开始还“利息”,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

另外,在《毛泽东自传》中,根据斯诺的记载,毛泽东的家境在当时是小康偏富的那类。毛泽东曾说他的父亲很会“积聚财物”,“在那个小村里可以说是大富了”。他父亲的资本最多时达到“两三千元”。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他在师范学校读书5年,一共用了160元——连所有的学费、穿衣吃饭,甚至三分之一用于订报纸。从兹可以得知,当时的两三千元是一个较大的数目,因为毛泽东每年在师范学校的一切花费才不过仅仅30元左右。如果与现在相比,如早几年的中师和现在的师范大学的学生来说,一年的花费(不包括学费)大约就需要3000元吧。这样一算,学生时代毛泽东的家庭显然算偏富人家。以这样的家境,即使没有外来的资助,只要他愿意去也还是有足够的财力的。更何况“勤工俭学”的方式留学,花费当是更少,不需要太多经费。

说法二:外语欠佳说。

持此说法的是美国著名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专家施拉姆。施拉姆在其所著的《毛泽东》一书中说:据“当时知情的人说,他曾认真地考虑过去法国的问题,最后决定不去,是因为他没有学好外语,怕到外国后发生困难”。毛泽东的确认真地考虑过去法国,说他是因为没有学好外语,怕到外国后发生困难,施先生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当时外语水平低而出国留学的人并不少,尤其是勤工俭学的更是屡见不鲜。当时有留法预备班,如果毛泽东真想出国,可以入预备班,可是他并没有进过这样的预备班。

其实,毛泽东有段时间是非常重视外语学习的。1920年在写给其师友黎锦熙的信中说:“外国语真是一张门户,不可不将它打通,现在每天读一点英语,要是能够有恒,总可稍有所得。……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次年9月在船山学社养病时,毛泽东又曾函告萧子升:“现在读书虽甚少。然把英文作为主课,每天多少必读几句,诚已晓得非读不可了。”实际上,外语水平的高低与毛泽东是否留学没有必然的联系,当时的自费留学对外语也没有什么苛刻的要求,所以外语好坏不是毛泽东不留学的主要原因。

如果以上两种说法不能成立的话,那么,毛泽东不出国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原因之一:为照顾病重的母亲和为母奔丧

毛泽东对其母亲有很深的感情,而对其父亲则不然。在斯诺所著《毛泽东自传》一书里,毛泽东是这样饱含深情地回忆他的母亲的:“我的母亲是一位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来乞讨的人。不过在父亲面前,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

毛泽东对母亲的身体非常关切,1918年8月毛泽东离湘赴京前夕,曾特意致信他的两个舅父,“感谢他们照料患病的母亲。说乡中良医少,特请人开来一药方为母治病;如不能愈,到秋收之后,拟接到省城治疗。”1919年春,毛泽东偕新民学会会友离京赴法前夕,因得知母亲病危,即于3月12日返湘并取道上海送别会友,4月6日回到长沙即将母亲接到省城就医,“对母亲亲侍汤药”。同月28日又致信舅父舅母对他(她)们照顾母亲再一次表示感谢,信中写道,“家母久住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当年10月他的母亲去世时,毛泽东正在省城组织驱张运动,煞是紧张而忙碌,但他一获消息便日夜兼程赶回韶山为其母守灵送葬(他父亲去世时没有回去奔丧)。在母亲的灵位前,毛泽东动情地写就了《祭母文》,祭文追述慈母勤俭持家、爱抚子女、和睦邻里等优良品德,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无法报答养育之恩的痛心:“养育恩深,春晖朝霞。报之何时,精禽大海。……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毛泽东由于时刻惦记着母亲的病情,“不得不赶回服侍”以及“有生一日,皆伴亲时”的想法,使之在新民学会诸友赴法留学前夕,因母亲的病以及后来的逝世成了他不出国的重要原因。

原因之二:受到胡适之先生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毛泽东与胡适的关系一度被歪曲或有意地秘而不宣。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研究的更加开放,也得益于许多原始资料的整理和公开,他们之间的关系渐渐明朗起来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也变得众所周知了。长征胜利后,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的采访时说,五四前后,“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们的楷模”。像五四时期的许多青年一样,在青年毛泽东的心目中,胡适与陈独秀是有着特殊魅力的人物,甚至是他崇拜的对象。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影响说,最大的一点就是毛泽东在他的影响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至于胡适,却有着对毛泽东不出去留学的影响。

1918年8月,毛泽东应在北大任教的杨昌济之召到北京,随后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同时旁听胡适的课,成为胡适的学生。“这期间,曾与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分别在北大文科楼谈话,主要谈论学术和人生问题”。毛泽东1919年7月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名文,从而挑起历史上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从当时的历史看,青年毛泽东更趋向于胡适的观点。原因是胡适对当时并非名人的毛泽东有较多的关注,这对青年毛泽东来说似乎遇到了“知音”,甚至有点“受宠若惊”了。毛泽东把自己主编的《湘江评论》如期寄给胡适,胡适在1919年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一文,高度评价了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尤其令毛泽东感动的是,胡适不但对毛泽东登载在《湘江评论》上的一篇文章《民众的大联合》大加赞扬,说该文“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重要文字”,而且还对毛泽东本人褒奖有加说,“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对胡适颇感有知遇之恩的毛泽东响应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湘潭起草了《问题研究章程》,寄给北京的邓仲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该《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是对胡适所提问题的细化,思路与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去北京。这次是他为“驱张”而去北京联络的。在北京,他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对这件事,胡适晚年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在抗战期间,……烧掉了。”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他即给胡适寄了一张明信片,片中有“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这么几句,落款是“毛泽东寄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接下来的两件事,也许是胡适对毛泽东不出国影响最大最直接的。胡适赞同毛泽东的“自修”学习主张并加以鼓励,他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去了。”

胡适日记中所记之事,在毛泽东写给朋友的信中可以得到互证。1920年2月,毛泽东离京前给陶毅的信中说:“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不久,在写给周世钊的信中再次提到此事,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选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另外,胡适也主张青年不必盲目出去留学,还写过一篇文章叫《非留学篇》。1920年毛泽东写给周世钊的信中提及此事:“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太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以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毛泽东像大多数伟人一样,也是从青少年时代一个普通人慢慢成长为伟人的。青年毛泽东像当时追求进步的青年一样,也有喜欢或崇拜的杰出人物:早些时候的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稍晚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闻人陈独秀、胡适等,陈、胡二位对毛泽东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原因之三:甘为学会“殿后”及现实斗争的需要

1920年6月,向警予自法国曾致信毛泽东转达蔡和森的意见,即希望毛泽东于“湘事定后,留湘两年”。除了蔡和森之外,“润之兄应当留在国内”是当时新民学会成员大多数人的意见。萧子升、蔡和森赴法后,毛泽东在新民学会的担子更重了。毛泽东主张把有限的会员适当地分散到各地、各方面去学习,寻求救国之法,也要留人在长沙从事教育,就地培育最紧缺的人才,建立改造中国的基地,使长沙成为中国的重心。他曾与蔡和森函约:“秉了现在之志向,于现在立一可大可久之基础,以为后来活动的地步。”“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为此,他还曾劝罗学瓒留湘从事教育:“弟与蔡君等往返商议,深以同仁多数他往,……后路空虚,非计所得。”在给陶毅的信中称:“人才最讲究经济”,以免“堆积”,“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事实上新民学会大体上也是按照此想法去行动的,除了10多人先后赴法外,另有傅昌珏等赴日,李思安等去南洋,杨润余等到上海,罗章龙入北大,而毛泽东、何叔衡等则留守长沙,从事教育。

此外,现实斗争的需要也使他无法脱身。毛泽东第一次前往京、沪,使他开阔了眼界,进一步认识了世界及中国革命的大势,预感到一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风暴即将到来。因此,他一回到长沙便向会员讲述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内外形势的看法,介绍十月革命和北京等地青年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情形以及如何在湖南作出呼应的计划。据周世钊回忆,1919年4月毛泽东回湘不久即告诉他:“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正在因外交失败消息引起悲痛和愤怒,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湖南也应该搞起来,我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毛泽东反对空洞的口号,主张“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故回到长沙以后就直接投身到政治中去,如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创办和主编《湘江评论》,发动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筹办自修大学,发起和主持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稍晚一点,毛泽东应陈独秀函约,与何叔衡等在建党的文件上签名,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正是由于毛泽东因实际工作奔忙,所以在1919年11月,当他的同学罗学瓒致信给他恳切相邀“惟弟甚愿兄求大成就,即此刻宜出洋求学。若少迟延,时光既过,人事日多恐难有多时日求学矣”时,毛泽东谢绝了同学的好意。

毛泽东并非是一个“绝对反对出国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但是他反对随大流、赶时髦、慕虚名的做法,对那种抱着“出洋”为“镀金”或“做官”目的的人深表厌恶,不屑与之为伍。求学的目的是为了改造社会,而留在国内也许更能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

1919年3月,新民学会赴法诸友在上海等船出洋之际,毛泽东突然宣布不去法国。根据罗学瓒1923年2月回国对周士钊的说法是这样的:“当时,毛约集我们开了个会,在谈了此行的重大意义和应该注意的问题后,宣布他自己这次不去留法了”,当大家“问他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辛苦经营将近一年,为什么到临行时忽然变计”时,毛泽东表示:“我们这些人中,要有人出国,学习新思想,新知识,以贡献祖国;也要有人留在国内,研究本国问题。我对本国问题有研究兴趣,但还研究不够,因此作出这种决定。”据黎锦熙的回忆,1919年毛泽东在他家过春节,他曾问毛泽东有何打算,毛泽东的回答是:“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们把时间花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1919年夏,当徐特立邀其一同赴法时,他再度声称“宁愿多增加一点关于本国的知识”。多年以后,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也将此举归因于“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从1918年秋到次年春的北京之行,青年毛泽东思想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尤其是经过驱张运动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了解,他开始考虑如何改造中国的问题,同时也认识到自己对中国社会了解还很不够,思想还是种种主义、学说的“大杂烩”,因而需要在国内作进一步研究。正如他自己所说得那样:那时候“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很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

“寻找出路”,改造中国,促使毛泽东留在了国内,以研究中国的国情。1920年3月毛泽东在写给周世钊的长信最能表达这种想法。信中写道:“我想暂时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1.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

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放弃出国,留在国内深入研究中国这个地盘的情形,使他对中国“国情”的理解和把握超过了与他同时代的中共其他任何一位领导人。因此,只有他能够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方面作出最大的贡献。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因为毛泽东选择了中国,所以中国选择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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