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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朝老兵口述|蔡守成:一个炮兵连能活下来一半就不错了

原标题:援朝老兵口述|蔡守成:一个炮兵连能活下来一半就不错了

【编者按】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1953年7月,朝鲜半岛战火熄灭。三年间,先后有约290万志愿军入朝参战。1958年10月,最后一批中国志愿军将士从朝鲜回国。值此六十周年之际,澎湃新闻·请讲栏目刊发一组志愿军老兵的口述回忆文章。

蔡守成老人和他的老伴

口述:蔡守成(山西籍抗美援朝老兵)

采访:苏培英

整理:苏培英

时间:2018年8月26日

我叫蔡守成,老家是山西省原平市子干乡蔡家岗的,二十二岁参军。在我参军以前,我们村就是八路军的根据地了。十二岁的时候,我是儿童团团长。当时日本人还没有投降,要给八路军站岗放哨,黑夜不敢在村子里住,住在山上的废弃窑洞里。后来我还当过民兵队的副队长。在我的印象中,老百姓都是向着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蒋介石统治光是宣传得好,但是国民党那帮人经常抢老百姓的东西,有的时候还把普通老百姓抓走,说你是八路军要审问,所以老百姓都不向着他们,国民党在村里“吃不开”。

我父亲是普通农民,那时候条件很艰苦。当时大家种地没有化肥,只有土肥,也不好灌溉,地浇不上水,一亩地平均只能打三斗粮食。一斗是三十斤,三斗就是百十来斤粮食,根本不够吃。旧社会全是靠天吃饭,吃的也不好,种下谷子,皮也不去,直接磨成面粉吃窝窝头。还是现在好,如今我们村一亩地能打七八百斤粮食。

我的生母在她三十二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留下我和二弟。父亲续娶了,继母生下三弟和四弟。我十九岁结婚,妻子比我小两岁,我们俩是包办婚姻。我五岁,她三岁的时候,家长就给我们订婚了,订婚以后谁也没见过谁。她是西荣华的,我姥姥家也在西荣华,但是结婚以前我俩都没见过对方。

蔡守成年轻时候的照片

1946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一个女儿,那时候要解放西北,村里头兄弟三个的要走一个。我是最大的,弟弟们还小,都没娶媳妇,所以我去参军了。参军的时候还要看家里的成分,中农、下中农可以参加,富农不能参加,我家的成分是中下农。应征登记以后我们就去下薛孤村跟来自其他村的新兵一起“训练”了一个月。说是训练,但是没枪没炮,只是集合起来早上跑跑步,出出操,生活也很苦,能吃上小米就不错了,没有白面。

一个多月之后我们这些新兵有的参加了地方部队,我是去了陕西,成为了西北野战军一军二师的一名炮兵。我们从下薛孤到陕西的时候,太原还没有解放,我们只能走山区,一路步行。在岢岚县的时候,我们坐着牛皮筏子过了黄河,连小船都没有。在陕西,我们是攻打胡宗南,那时候很缺乏武器,炮兵用的就是苏联支援的山炮,现在淘汰了,早就没了。这种山炮可以拆卸成六截,卸下来以后牲口驮着,打仗的时候再组合起来。步兵一个连百十来号人,只有一半人有枪,枪也是那种落后的枪。我们炮兵没有枪,只有几颗手榴弹,手榴弹是我们自己造的,质量不高,有的扔出去都不响。蒋介石有美国支持,人家用的是好武器,相比之下我们很落后了,地方上的那些游击队只有一些手榴弹,要不就是拿着砍刀与敌人拼命。那时候八路军牺牲得不知道有多少,我们的胜利是拿人命换回来的。

我们一军相继解放了陕西、甘肃之后,1949年解放青海。1950年我们在青海搞生产,自己开荒种地,主食种青稞,还会种些蔬菜,比如茴子白,白菜,土豆之类的。抗美援朝刚爆发的时候,我们一军不准备去,后来因为形势问题,一军也要去了,我们差不多是最后入朝的。美国人的消息灵通得很,我们没出发以前,他们的广播里就报道,解放军的第一军要来了,“天下第一军”要来了。

1952年我们坐着卡车从青海出发,途中经过我们山西转车,最后到达东北安东(今丹东)。在安东住了一个多月,安东和朝鲜就只隔着一条鸭绿江。我们一军有一师、二师和七师,七师是三军撤销以后合并过来的。我原来是二师的,后来去了军直炮兵机干团。入朝以后山炮就逐渐被淘汰了,我们炮兵使用的武器就成了苏联支援的野炮。野炮是原来就组装好的,不能拆卸,它的射程是二三十里到四五十里,打得也比较准了。

我们入朝的时候是十二月份,天气很冷,我们穿着老百姓做的粗布棉袄和布鞋。布鞋穿得时间久了就会变得很硬,变硬以后穿上脚疼,要用石头慢慢捣得软些再穿。入朝以后我们是一路步行到达轮换阵地,部队行军经常还要小跑,很多人为了减轻负担,把被子脸盆都扔了。我们晚上会住在打好的山洞里,打仗的时候不敢住在村子里,停战以后才敢在村子里住。刚开始去了比较困难,我们一般只能吃国家运过来的压缩饼干和罐头。后来条件好一点,也只能吃些东北高粱米。吃饭时候炊事员需要去河里挑水,有被打死的。

在朝鲜的时候,我记得经历过三次大的战斗,小的战斗不计其数,我军一般不主动进攻,打仗的时候步兵在最前面,炮兵在后面的山洞里,炮口朝外,而步兵离敌人都不到二里地,跟敌人互相看得很清楚。有的时候还会彼此交谈,美国人想瓦解咱们,咱们也瓦解他们,骂他们。

去朝鲜之前我是排长,到朝鲜以后当上了连长,干部可以佩带手枪,还有自己的警卫员和通讯员。有一天我去视察阵地,走在战壕里,他俩走在战壕上面,我劝他们下来,他俩不听,还跟我有说有笑的。可是不幸往往就发生在那么一瞬间,突然炮弹打了过来,他俩牺牲了,我被埋在了土里,昏了过去。我慢慢醒过来以后把土扒开,才幸存下来,然后又扒拉了半天土找到手枪。这次危险过后,我的鼻子和膝盖上都留下了“印记”,但是跟我的两位战友比起来,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在朝鲜牺牲的战士实在是太多了,我们炮兵虽然步枪打不到,但是炮弹过来被打死的就很多。一个炮兵连里能活下一半就不错了,步兵的伤亡就更严重了,十个人里能活下两三个就不少了。战士们牺牲以后根本没有什么棺材,能用白布裹住抬走埋掉就不错了,有的牺牲在敌方那边,都没法抬回来。

蔡守成老人的军功章和证书

1953年停战以后,还要继续谈判,所以不能回国,但是仗打得很少了。所以我们主要担任防御工作,除此之外,我们就搞生产,盖营房。吃饭也按时了,伙食也改善了。还允许干部家属去朝鲜探望,我妻子来过两次,较长的一次在朝鲜住了半年。她第一次来的时候,我给开的证明上写着她要带闺女,可是孩子要念书,她就没带。到了火车站人家一看证明,问你的孩子呢,她说没带,没带不让她上车。后来跟她说你赶紧去签字吧,她跑去签上字才没误了入朝的火车。

1958年我们一军回国,回到了河南开封,我们的营房距离城区有二里地,它原来是国民党的营房。从朝鲜回来不久后我就得了胃溃疡,前前后后住了四次院,但是我不愿意切除,因为跟我一起住院的一个西安的参谋,做手术没有做好,复发了,最后只能把整个胃切除了,人瘦得不行。后来我听说我们部队还要往南方走,我就不太想去了,我说我回老家吧,首长们就照顾我回老家复员。当时号召支援商业,我就在我们原平的百货公司当了领导,回来以后本地一零八部队的一位山东的医生为我成功做了手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人民志愿军驻防朝鲜问题研究(1953-1958)”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8年暑期社会实践学生自组团队“寻光者”访谈成果,指导老师田武雄,团队参与人:赵楚楚、史龙飞、方超、李瑞敏、赵静、朱浩颉、韩一苇、林小龙、马雯佳、田爱容、李扬、周敏、苏培英、向瑶、杨新茹、王天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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