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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贿疑云下红日药业成本解构:每卖百元药品 销售环节花掉40元

原标题:行贿疑云下红日药业成本解构:每卖百元药品 销售环节花掉40元

因为一纸“送礼清单”意外流出,红日药业为了“买平安”,硬是花了2100个比特币,事发之后敲诈者被判刑13年,红日药业也因这起“史上最奇葩敲诈案”而“红”了一把——红日药业到底有没有直接或间接通过其他方式行贿,财报研究院不知道,但我们可以十分确定的是:企业的商业贿赂一般会被记入到销售费用项下,而恰恰红日药业的销售费用却高得十分惊人,而且去向还与医药行业公认的灰色地带存在高度吻合!

红日药业的销售费用到底有多高呢?看看这样一组事实就知道了:

红日药业最大的成本不在生产和研发,更不在管理环节,而在销售环节;

红日药业每卖出100元的药品,就要在销售环节花掉超过40元;

红日药业的销售费用大约是其研发支出的大约14倍;

……

行贿疑云:

面对敲诈,公司花钱“买平安”

关于红日药业行贿疑云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自媒体《董秘学苑》近期发现,成都中院的一份刑事裁定书显示,杜某通过翻墙软件发现了红日药业商务往来送礼的清单及其它不正当商业行为的文件,杜某将这些文件下载到自己硬盘后,以“曝光相关信息”相要挟,向红日药业索要“封口费”。

对于杜某的要求,红日药业方面刚开始并未理会,但在杜某将相关“黑材料 ”的截图发到天涯上后,红日药业管理层“经研究决定”,由公司时任董秘郑某出面跟杜某谈判,郑某刚开始希望以30万元的代价解决问题,但杜某的开价则是300万,并要求红日药业以比特币支付(比特币难追踪,且在国内法律地位模糊,成为敲诈案指定支付工具并不为奇)——中间的谈判过程未知,不过从最终结果来看,红日药业方面似乎并没有太多讨价还价的余地,最终被迫花了300万元,购买了2100个比特币,并支付给杜某,而后者则卖出这些比特币套现了200多万元。

这起事件最后的结果是:杜某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刑13年,并处罚金5万元。

杜某手中到底握着红日药业什么“黑材料”?这些“黑材料”到底能否证实红日药业存在商业贿赂或其它不正当商业行为呢?

由于公开资料有限,财报研究院无从获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红日药业“经研究决定”后,确实向杜某不折不扣地支付了其所要求的全部“封口费”,这就难免不让人怀疑:如果红日药业真没事,干嘛还要花这个钱,而不是直接报案?莫非仅仅就是为了给对方下个套,给他带上“敲诈既遂”的帽子,好让法律“教训”一下他?

成本解构:

销售费用占营收四成,是研发费用14倍

还是那句话,红日药业到底有没有行贿或其它不正当商业行为,由于公开资料有限,财报研究院无从获知,但不可否认的是,红日药业在药品销售环节耗费之惊人,这不得不让人对这起行贿疑云浮想联翩。

根据最新发布的三季报,红日药业今年前三季度实现营收30.29亿元,实现净利润4.69亿元——单从数据表面来看,其净利润率达到了15.48%,这个净利润率水平看起来确实还不错,但是,如果注意到红日药业当期的营业成本只有8.78亿元,其毛利润高达71.01%的话,那这个15.48%的净利润率似乎就不值一提了——很显然,红日药业毛利润率与净利润率之间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差距,主要是由于该公司各项费用太高所致。

那么,红日药业这些费用是如何分布的呢?

前三季度,红日药业的销售费用为12.18亿元,占其营收比重为40.21%;其管理费用为2.52亿元,占其营收比重为8.32%;其研发费用为8824万元,占营收比重为2.91%;其各项税费总支出为1.43亿元,占其营收比重为4.72%;红日药业整体收入成本结构具体如下表:

从上面的收入成本结构不难看出,红日药业最大的成本并不是营业成本(包括原材料采购和药品生产过程相关的各项直接成本),也不是管理或研发费用,而是销售费用,其销售费用占其营收比重高达40.21%——也就是说,红日药业每卖出100元的药品,就要在销售相关的各个环节花掉超过40元,其销售费用之高,令人咋舌,其销售费用是其研发费用的近14倍。

去向调查:

重金所向与行业灰色地带高度重叠

按照一般认知,医药企业应该是技术门槛极高,研发耗费惊人才对,但红日药业的销售费用超过营收的40%,其研发费用却只占营收的不足3%——红日药业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它的巨额销售费用到底流向了哪里?

由于三季报没有详细披露销售费用的用途,财报研究院找到了红日药业的中报,其今年上半年7.59亿元的销售费用中,比较大的去向包括:市场调研费1.63亿元,学术推广费1.59亿元,调剂服务费1.53亿元,会议费7806万元,其广告宣传费用只有还不到378万元。

从红日药业披露的销售费用支出统计不难看出,该公司重金所向之处,与医药行业普遍认为的灰色地带似乎重叠度还挺高。

还记得当年因在华行贿事件轰动一时的国际药企巨头葛兰素史克吗?

中国公安部披露的材料显示,葛兰素史克曾涉嫌在华伪造30亿元会议费和旅游支出,用于商业贿赂,其大致操作手段为:通过虚增会议规模的方式,套取巨额资金,用于行贿及其他不正当商业行为,葛兰素史克还为此付出了30亿元罚款的代价。

从国内媒体报公开道情况来看,葛兰素史克的上述做法其实并不算高明,国内医药企业经常通过旅行社、酒店甚至科研的渠道,以会议或科研的名义套取资金用于不正当商业目的——如果通过上述途径套取的资金量太小不够用,他们往往还会通过学术推广、市场调研的方式实现更大规模的资金套取,这在行业内已是公开的秘密。

当然,以上只是已经曝光的行业普遍现象,并不代表某个体企业就一定存在这种情况,红日药业的巨额销售费用中,是否存在类似的情况,以及杜某手中的“黑材料”是否与此有关,现在还不得而知。

最后,财报研究院需要强调的是,销售费用畸高其实也并非红日药业一家特色,而是医药行业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现象。长生生物事发前,财报研究院也曾作过类似的研究,结果发现,长生生物事发前最新一个报告期的销售费用也占到了该公司营业总成本的三分之二,占到了其营收比重的超过三分之一;此外,复星医药和健康元两医疗公司一季度时销售费用也分别占各自营收的31.4%和36.9%——可见,销售费用畸高象在医药界绝非个案,这与上述提到的公开行业秘密似乎形成了某种有力的呼应,因为财报研究院始终相信——最不会说谎的,就是财务数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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