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正文

[评罗默和诺德豪斯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如何创造和摧毁增长(上)

原标题:[评罗默和诺德豪斯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如何创造和摧毁增长(上)

[罗默和诺德豪斯从不同角度探究经济学的永恒主题——经济增长。罗默思考的是增长究竟从何而来,有什么方法可以促进增长;而诺德豪斯考虑的则是增长的极限在哪里,如何以最小的经济成本突破这个极限]

□凯文·布赖恩(Kevin Bryan)

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偶尔会将奖项颁发给非热门人选,但却巧妙地指出获奖者被低估的研 究成果。但今年他们没有这样做。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Romer)一直都是呼声颇高的经济学家。如果要说出人意料,那就是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两人共同获得:诺德豪斯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在环境经济学领域的研 究,而罗默的主要贡献则是内生增长理论。

但如果仔细思考, 诺德豪斯和罗默两人的研究有着显而易见的联系,即聚焦经济增长这个基本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而有的国家贫穷?为什么一国在特定时期增长较快,在其他 时期增长缓慢?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亚当·斯密(AdamSmith)的《国富论》全名就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Wealth of Nations),所以增长肯定不是经济学中的新问题。但是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认知与现代经济学家有很大不同:他们生活在一个周期循环往复的世界 里,人均收入受到耕地的限制。熊彼特曾评价,亚当·斯密关于“不同国家富裕程度的不同进展”的讨论“枯燥乏味”,只是“一个从未有人写过的经济社会学的起点”。

考虑到每一代人都比前人富裕——至少一些西方国家和日本是这样——经济学家开始对经济增长的原因进行更深入的研究。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熊彼特认为创新(他强调不是发明)同样重要,尽管没有提出正式的理论。直到二战之后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Harrod-Domarmodel)和索洛-斯旺-丁伯根增长模型(Solow-Swan-Tinbergen model)的提出,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才取得真正进展。在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中,经济产出是资本的函数,表示为Y=f(K);如果资本投入为0,则产出为0,即f(0)=0;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即df/dK=c,c为常数;资本存量的变化等于总投资减去资本耗损,即dK/dt=sY-zK,z为折旧率。在上述假设条件下,你会得出dY/dt=sc-z,由于c和z都是固定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唯一方式就是提高储蓄率。毫无疑问,资本深化(capitaldeepening)在许多国家都取得了成效。

索洛模型则更进一步。在这类增长模型中,产出是技术A(t)、资本存量K(t)和劳动L(t)的函数,表示为Y(t)=K^a*(A(t)L(t))^(1-a),也就是说,资本和劳动的规模报酬是常数。索洛假设资本取决于储蓄和折旧,这和哈罗德-多马模型一样,劳动力以恒定速率n增长,而技术以恒定速率g增长。通过求解这个模型,你可以得到这样的经济增长:dY/dt=sy-k(n+z+g),即产出与资本成正比。索洛观察劳动力和资本的数量后发现,这两个因素不足以解释美国的经济增长,相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A(t)的变化驱动的。阿布拉莫维茨(MosesAbramovitz)称A(t)为对我们“无知”的度量,我们后来通常称之为“技术”或“全要素生产率”。

既然增长主要是由技术推动的,我们不禁要思考技术变革是如何发生的。驱动技术进步的因素是内生的吗(即企业内部利润最大化的选择)?如果是企业驱动了技术变化,又是什么阻止了其他企业复制这些技术?这是一种典型的正外部性,将导致自由市场中技术比率过低。此外,我们看到穷国和富国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可见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必定存在某些障碍,否则那些能够获取先进技术同时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地方为什么没有获得极高的投资回报率?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技术(也就是生产率本身)是内生的,我们不应该只考虑溢出到其他企业的正外部性,还应该考虑并帮助解决污染特别是气候变化的负外部性。最后,如果我们知道如何激励技术进步以及增长如何损害环境,那么在不影响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如何才能缓解气候变化这个突出的环境问题?罗默和诺德豪斯的研究旨在回答这些问题。

罗默和内生增长

罗默在1986年和1990年发表的两篇文论,被引次数均超过2.5万次,以经济学的标准来看,这绝对是一个不寻常的数字。

在罗默的模型中,研发部门生产的知识是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部门则利用这些知识来生产产品,在完全竞争市场中阿罗-德布鲁均衡仍然存在。有了这个模型,我们就可以讨论一国政府要想引致研发部门生产促进增长的知识需采取何种政策。构建这类模型是具有挑战性的。

让我们说得更具体些。首先,知识这种要素是非竞争的(nonrival),因此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如果将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增加一倍,而知识投入不变,产出会增加一倍;但如果将知识、劳动和资本的投入都增加一倍,产出会增加一倍以上。举一个形象的例子,给一个人一把锤子,他们可以一天建一个楼梯;给两个人两把锤子,他们只需完成同样的任务就可以建两个楼梯;但如果给两个人两把锤子,并且教会他们更有效的方法,他们就能建两个以上的楼梯。这种关于如何建楼梯的“秘方”一旦被发明出来,传授给其他人的成本要比最初的发明成本低得多。第二,在竞争市场中,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都是有报酬的。如果资本和劳动的规模报酬不变,租金和工资相加等于全部产出,那么这意味着没有剩下任何利润,也无法给使资本和劳动更有效率的“秘方”支付报酬。事实上,人们很早就认识到知识可以提高所有人的生产率。正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在1813年写道,“传播思想,无损于思想的传播者;同样,点燃蜡烛照亮他人者,也不会给自己带来黑暗。”也就是说,知识不仅自身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规模报酬递增,从而保证了经济的长期增长。但是困难就在于,知识有价格或某种形式的租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挥知识的正溢出效应。否则,不会有人去花钱生产知识。第三,我们还需要确保模型中增长速度不要过快。知识有存量,人们可以用存量知识创造新的促进经济增长的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越来越多,意味着增长率会越来越高。但经济不可能永远呈现渐进增长的趋势。事实上,美国尽管人口和知识存量大幅增长,但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几乎是稳定的。

罗默最初将其对内生增长的思考写成论文《规模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Increasing Returnsand Long-Run Growth),于1986年发表在顶级经济学刊物《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在这篇论文中,他在索洛的基础上引入了“干中学”概念——知识是资本存量的函数,企业使用更多的资本,他们会获得更多的知识,并外溢到其他企业。即使人口是恒定的,在对生产函数和资本折旧进行适当假设的情况下,资本、产出和知识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

这里有一个问题,也是任何基于“干中学”的模型都存在的问题,正如达斯古普塔(Dasgupta)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指出的,如果“干中学”的效应只会部分溢出到其他企业,最终形成自然垄断,这种内生增长就是不可持续的。于是,罗默开始在垄断竞争的假设下研究内生增长问题。

罗默的观点是,知识是非竞争的,但不一定是完全排他的(通过保密、专利或其他方式)。他在1990年发表的《内生技术变迁》(EndogenousTechnological Change)一文中指出,尽管可以让知识获得完全的专利,但也会部分被其他知识所取代,从而限制了价格。这一想法借鉴了斯宾塞(Spence)的垄断竞争模型,免费进入让知识生产者仍然无法获得利润。研发部门生产的知识越多,生产最终产品的部门的效率也就越高。未来的知识生产者可以免费使用现有的知识。在某种意义上,知识是部分排他的,因为发明只是被保护免于竞争,但可以溢出到其他知识生产者。因此,知识既不是公共产品,也不是私人产品;知识也不是俱乐部产品(非竞争但排他)。

从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角度来看,一些知识可以被授权作为资本投入,从而获得固定的规模报酬,就像索洛模型一样,它是具有竞争性的;而另一些知识则代表技术,它是非竞争性的,可以实现无限的增长。这个一般均衡模型可以用于政策分析,比如政府补贴资本品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在罗默看来,所有的增长都是通过“干中学”实现的,低廉的资本有利于知识积累和增长,但政府补贴资本品可能适得其反。

当然,在罗默的模型中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罗默认为尽管人口和技术存量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不是永恒的,但“规模效应”的确存在,阿吉翁(Aghion)和格罗斯曼(Grossman)的新熊彼特模型补充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新发明不只是增加知识存量,同时也降低了旧发明的价值。更为重要的观点是,制度(包括法律、文化等等)而不仅仅是经济基本面影响增长,现在大量研究聚焦于该领域。

但总而言之,罗默是第一个在模型中解决了如何处理知识和创新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这个模型可以用于分析为什么人们会开发新技术。我不知道后来有什么模型以更令人满意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作者单位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阅读 ()
投诉
免费获取
今日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