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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日:抗战最重要的两大精神遗产

原标题:胜利日:抗战最重要的两大精神遗产

抗战最伟大精神遗产之一:全民族“坚忍不拔”的意志

1945年9月3日,重庆陷入狂欢。“是人浪,是热浪,是欢腾的海。胜利的空气,到处在流,泛滥着。……清晨,人们就带着这二十余日来期待着的兴奋,整饰了衣冠,从家里、办公处、工作房冲出来,投向每一个通街,人与人棱织着成了线,成了流,成了巨汇……”①“街上拥挤不堪,马路上时时为之塞。……全市鼓声齐作……沿街市民对游行队伍狂呼不已……许多爬上屋顶和窗上振臂狂呼……入夜,全市更倍形热闹,市民都涌上街头,全市灯火辉煌,爆竹声和欢呼声不绝于耳。”②

这些文字留存,使今人仍能贴切感受到七十年国人奔涌的喜悦。惟喜悦之外,梳理抗战遗产,更是今人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不可或缺的应有之义。这一遗产,就精神层面而言,最重要者,至少有二。

其一,乃是“坚忍不拔”之意志。试举三例:

例1。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中国是极其落后的农业国,而日本已经是很先进的工业国——以钢为例,该年,日本的产量是508万吨,而中国仅有区区4万吨。基础工业的落后,直接反馈在军事实力上,以步枪为例,日本在战争期间,生产了357万支步枪,而中国的产量不足40万支,且基本上得不到来自盟国的援助——因史迪威把持美援物资,1942年4月至1944年9月,中国国内战场仅获得1000支美援步枪的补充。③如此巨大的差距之下,决策层若无“坚忍不拔”之意志,是没有勇气将抗战坚持八年之久的。这种意志,诚如蒋百里所言:“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例2。八年抗战,中国付出了经济全面破产的巨大代价,自农民、工人、公务员至军人,无不时刻处于饥馑之中。以士兵为例,局部抗战(1931-1937)时期,一个底层二等兵的年收入,大约可以相当于拥地50亩的半自耕农;但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财政迅速破产——以1939年为例,该年财政预算,支出需28万万元,而收入只有2.9万万元——士兵的饮食标准也迅速下跌。比较之下,不论质,单论量,美国陆军战地口粮,每人每天约6磅;日本陆军约为4磅;中国陆军官兵最多时也仅约为1.6磅。这1.6磅,还只是文字标准,并非实际所得。1940年后,中国军队普遍改三餐制为两餐制,菜品普遍退化为菜叶盐水汤。1945年初,每一士兵每日副食费标准仅12元,而汉中的白菜一斤要30元,萝卜一斤要20元。1944年,美国专家曾随机抽取1200名中国士兵进行体检,结果发现营养不良者高达57%。④条件如此艰难,士兵们若无“坚忍不拔”之意志,是无法坚持到抗战的最终胜利的。

例3。全面抗战前的中国,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借“抗日”之大义而遂个人之私利者比比皆是,1936年两广军阀发动的“六一事变”,就是一场打着“北上抗日”旗号、却事先取得了日军的谅解与援助的不堪阴谋。⑤类似情形,在抗战中仍常有出现,如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山西之阎锡山即恢复了与日军之间的往来;1943年,又有西康军阀刘文辉破坏第二次中印公路的筹修。⑥如此种种,均需以“坚忍”的方式来处理,方能维系各派系抗日统一战线。此种“坚忍”,也存在于同盟国的相处之中,如滇缅战场上英军对中国军队的不负责任,如美国陆军部对中国军队指挥权的无理攘夺等等。⑦

1945年9月3日,重庆街头,民众欢庆抗战胜利

抗战最伟大精神遗产之二:“拥抱国际主流社会”的长远眼光

其二,乃是坚持“拥抱国际主流社会”的长远眼光。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当时的“国际主流社会”乃是国际联盟。战败后,1951年,日本外务省启动了一项秘密调研,旨在彻底检讨自“满洲事变”以来,至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在外交上的致命失误。在这项秘密调研中,外务省留下了这样的反思:

“退出国际联盟成了日本和美英决裂的发端,如果当时有即便出现四十二票对一票的情况,也应设法留在国际联盟这样积极宽阔的视野就好了。……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后,于1934年12月29日废除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另于1936年1月15日退出伦敦裁军会议。……这样,日本和美英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最终陷入国际孤立的状态。……日本国内便有人开始倡导……和德国谋求接近。”⑧

反观中国,即便是在1940年英、法国相继对日绥靖,宣布对中国关闭滇越路、滇缅路之时,也仍不为国内舆论所左右——当时高层及民间要求政府转走亲德路线的声浪很高,如孙科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张“召回我驻英驻法大使”、“退出国联”——始终坚持“拥抱国际主流社会”⑨,“亲近英法、疏远德意”。如蒋介石所言:“我们抗战的目的,率直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亦即是说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中日问题,就是远东问题,亦就是太平洋问题,只有由远东有关的英美法苏等国大家共同一致召集国际会议,公正解决,才与各国都有益处,才能得到远东和太平洋真正的和平。”⑩

英、法两国在1940年的对日绥靖,也在延安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同样出现了许多要求与国联决裂的声音。但中央书记处认为:“美国一切都是积极反德意日阵线的。……美苏关系必将好转。在法国投降后虽然美国还没有参战,但对抗德意日阵线的主要领导者,已经不是邱吉尔,而是罗斯福了。……英国……对日对华的政策,也必会变化,……滇缅路又有开放的可能……亲苏联美政策是正确的。”⑾

略言之,与日本的战后反思相对照,中国政府在战时外交最艰险之时,仍坚持与国联主要国家站在同一立场,坚持“拥抱国际主流社会”,最终得以五常身份,参与创建新的“国际主流社会”——联合国,其眼光实可谓长远。

1945年9月2日,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徐永昌将军代表中国政府签署接受日本投降的文件

注释

①中央日报,《胜利日在重庆》,1945年9月4日。②新华日报,《八年抗战大功告成 陪都昨日热烈庆祝》,1945年9月4日。③章慕荣,《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陆军武器装备建设之考察》,《二十一世纪》2005年8月号。④张瑞德,《抗战时期陆军的人事管理》,收录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第二十一期。⑤谌旭彬,《日军支持下的一场“北上抗日”闹剧》,今日话题历史版第200期。⑥谌旭彬,《中印公路:蒋介石鲜为人知的盘算》,短史记第382期。⑦参见: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时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P101-135,P519-585。⑧《日本外交的失误》,1951年4月10日。⑨“拥抱国际主流社会”这一说法,引自:黄自进,《拥抱国际主流社会——蒋介石的对日外交战略》,《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2期。⑩蒋介石,《中国抗战与国际形势——说明抗战到底的意义》,1939年11月18日出席五届六中全会第六次会议讲。⑾中央书记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与我党的宣传方针,1940年8月2日。收录于《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 上 1921-1949》,P93-94。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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