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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在广场舞声中死去的男人

原标题:特稿|在广场舞声中死去的男人

“这人怎么睡着了?”

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声。

周菊梅回头,发现丈夫贺香槐侧身躺在地上,手捂着胸口,嘴角有白色泡沫吐出。

她心一慌,立马蹲下去抱住丈夫,一手托着头,一手摸他的脸,声音发颤,边哭边叫他小名。

几十个人围着他们,有人打120,有人报警,有人让她掐丈夫人中,她仿佛失了神志,机械地照做,只感觉说话声不断传来。

10多分钟后,救护车到。医生把脉后说,没心跳了。

9月6日晚8点40分许,湖南长沙水岸世景小区,一场因广场舞引发的争吵,带走了一条44岁的生命。

水岸世景小区东门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朱莹 图

争吵

那天是开学第一周的星期四,天气不那么热。入夜后,小区唯一的广场热闹了起来。小孩子踩着滑板车穿来穿去,老人坐在椅子上唠嗑,年轻的妈妈们陪着孩子玩。

7点半左右,音乐声响,十几位五六十岁的老人,跟随音乐声跳起舞来,人群一下子更热闹了。嬉戏声,说话声,音乐声,混杂在一起,不断向距离广场几米远的6栋传去。

从周菊梅家阳台可以清楚看到小区广场,相距仅几米远。

贺香槐站在二楼阳台上,看着楼下热闹的景象,对妻子周菊梅说:“你不是周一才打过市民服务热线吗?怎么声音还是这么大。”

上五年级的儿子在房间做作业,窗户正对着广场,说“好吵”,贺香槐便陪他到稍远点的客厅餐桌上做。儿子依旧分心,他有些急,对妻子重复了几遍:“声音越来越大,你看小孩子怎么做作业?”

周菊梅下楼,穿过广场,到广场正对面10余米处的小区东门找保安,让帮忙把跳舞音响的声音调小点。

保安调小后,人刚走,声音又被调大。周菊梅在一旁看了六七分钟,然后走上前说“麻烦你们把声音调小一点”,有人回“声音小了听不到”。她伸手去调,“小孩子要搞学习,你们这样子太过分了。”

刚调小,两只手同时伸来将声音调大。七八个跳舞的人围过来,你一言我一句说了起来,“在小区里面跳怎么过分了?”“那你在家不要放电视啊”……争执中,周菊梅回头看了眼,发现丈夫站在阳台上看。

几分钟后,贺香槐下楼,把她往身后拉了下,语气急促地对跳舞的人说:“人家叫你关小一点,就是叫你们不跳也不过分,我还没叫你们不跳。”

跳舞的人将两人分开围着。2栋业主陈丽华站在贺香槐后面,听到跳舞的人话说的有些重,“这是公共区域,你就买个别墅出去住啦”“这里不能跳,那你安排个地方给我们跳”……3栋业主曾明辉刚好下班回家路过,看到跳舞的人用手指着贺香槐,说话声音很大,话有些难听,但没有肢体接触。

贺香槐说不赢,情绪激动,转身跑了回去。两分钟后,一手拿一个空啤酒瓶急匆匆地下来了。

曾明辉以为他要砸瓶子,上前劝止,说要报警,把他抓去坐牢。贺香槐赌气地说:“你抓撒,我愿意去坐牢。”

保安陈文将酒瓶接过去,扔到10米外的垃圾桶。一位跳舞的人说了句:“小孩子那么吵,你怎么不去捂住他们的嘴巴?”贺香槐气急:“我跟你们没法说了。”说完,他感觉头痛,坐到广场中间的喷泉边,猝然倒地。

陈丽华记得,贺香槐倒地后,跳舞的人还在说“有病就不要下来啊”“你自己只有这么长的寿命”……她劝他们“这样说要不得,他出大事了你们要负责的”。有人回:“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他命短。”

参与跳舞的何萍描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事发当晚,广场上人很多,音乐声很小,被其他声音盖过。保安调小后,他们还和保安开玩笑“我们两人来跳舞,你听得到声音吗”,保安说“听不到没办法,小孩子要读书”。周菊梅一下来就把音响关掉,不准他们跳舞,让他们到外面跳,他们说外面没地方。贺香槐下楼后,用手指着他们说不许你们在这里跳,之后跑回家拿来酒瓶,他们以为贺要砸人,就都跑了。

何萍否认和贺家人发生争吵,也没有围攻他们,“跳舞的人都是在讲道理,旁边看舞的还是说了的。”

救护车上,医生告诉周菊梅,贺香槐是心源性猝死。20年前,24岁的贺香槐在打球时突感胸闷,倒了下去,被人急救后送往医院,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之后每天吃一颗抗血凝的药,每年复查显示恢复得很好,只是不能受刺激和干重体力活。

周菊梅记忆里,丈夫身体像正常人一样,20年没有病发。他酷爱运动,足球、篮球、乒乓球都会玩,以前还是厂里篮球赛的主力,兵乓球赛拿过第三名。倒地前的暑假,他还每天晚上带着孩子打球。

凌晨两三点,周菊梅从医院回到家,蜷缩在沙发上,强忍着不敢哭。黑夜漫长。

周菊梅和丈夫合影

“魔咒”

安葬那天下着小雨,是贺香槐最喜欢的天气。

过去两年,贺家人饱受楼下广场舞声音的困扰,最期盼的就是下雨天。

贺香槐有三个姐姐两个妹妹,三姐和两个妹妹都在长沙安家。2015年9月,为了女儿有更好的教育,贺香槐将她从江西吉安市永新县老家,转学到长沙市松雅湖中学读初一,住在小妹开的培训班。

第二年4月,为了照顾女儿,周菊梅辞掉东莞玩具厂的行政工作,借住在水岸世景1栋小妹家,同时在小区谋了份收费员的工作。

水岸世景小区是典型的学区房,对面为松雅湖中学,周围三公里范围内,遍布一二十所中小学和幼儿园。小区占地面积26977平方米,有6栋,每栋34层,总共1000多户。布局上采用围合式建筑,左右两边各三栋,栋间隔仅几十米,中间为绿化带、游乐设施,以及一个100多平米的圆形活动广场。

想着小儿子还在老家上学,父母都70多岁了,周菊梅和丈夫考虑,将儿子和父母一起接来。那时刚好6栋2楼唯一一套尾房出售。周菊梅担心楼层低会吵,但周边小区房价至少得七八千,负担不起。权衡之下,两人找亲戚借钱买下了这套87平米、总价43万的房子。

2016年8月,儿子、父母从老家过来,一起住进新房。10月,周菊梅到一家建筑公司做仓库管理,一个月工资3000多。第二年4月,贺香槐辞掉东莞机械制造厂的工作,来长沙一家汽车配件厂做行政,转正后工资4400元。

两人计划着,三五年还完账,侍奉老人,然后将两个孩子送上大学。生活看起来充满希望,却未料,楼下每晚响起的音乐“魔咒”,将希望渐渐碾碎。

6栋一出门即为小区广场,中间2楼为周菊梅家。

刚入住时,周菊梅就发现,小区广场距离家里只有几米远,隔音很差,楼下说话声听得一清二楚。每天上午和晚上的广场舞音乐比电视声音还大,“就像在屋里放一样”。

她向物业反映了不下十次,每次,保安会劝跳舞的人将声音调小,跳舞的人也会听。但没过两天,声音又大了。她也跟物业和跳舞的人提议过,买个噪音测试仪,一旦音乐声超过标准分贝,就自己调小,但没人买。

无奈,她只能让女儿在托管班完成作业后再回家,儿子则到客厅做作业,老人看电视只能声音调到最小或者静音。

去年下半年,有一次晚上八点多下班回家,周菊梅看到跳舞的人围在一起,说一个男的觉得跳舞声音太大,砸了啤酒瓶。回家后,她才知道砸瓶的正是丈夫,他说“太气人了,跟他们讲也不听”。

何萍那天也在跳舞,她记得贺香槐一句没说就把酒瓶砸地上,碎片溅到她脚下,跳舞的人都被吓到了。贺立马跑回去,保安报警后民警来敲他家门,没人开。

周菊梅说,自己和丈夫都不是无理取闹的人,放假时楼下跳舞,从来不会说,只有影响到孩子做作业了才会去交涉。今年上半年,女儿面临中考,婆婆查出患有肝癌,周菊梅和婆婆都下楼劝说过,打过市民服务热线投诉,都无果。暑假时,为了避开广场舞,每天晚饭后一家人到松雅湖公园散步、打球,白天再指导孩子做作业。

吴雪林理解贺家人的心情。她家在2栋低层,距离广场也很近。读初中的儿子经常向她抱怨“外面跳舞声音好大,作业做不进去”。她把家里的窗、窗帘、门全都关得密密实实,用几个手机号换着给物业投诉,也当面跟跳舞的人反映过,甚至报过警,都没什么效果。

6栋3楼业主饶慧说,儿子房间正对着广场,也抱怨过外面声音吵,只能戴着耳机玩电脑。侄女原想在6栋买房,因为广场舞声音太大而作罢。

小区物业服务中心项目经理周晓波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物业条例管理》等法律法规以及小区《管理公约》都未规定,小区内不能跳广场舞,物业公司只能进行劝导、制止,然后上报社区,没权力取缔。

长沙县星沙街道望仙桥社区彭姓主任则说,辖区内有13个小区,经常接到居民投诉广场舞噪音问题,水岸世景小区也有人投诉过,社区工作人员也曾上门劝导,但没人听。

跳广场舞的人

何萍的一天通常是这样的:早上六七点起床做早饭,帮孙女洗漱喂饭,之后坐四站公交车送她到幼儿园,回家后做中饭,打扫卫生,下午三点出门接孙女,五六点到家后做晚饭,喂完孙女后出门散步。孙女允许的情况下,她可以去广场跳舞。

53岁的她,一辈子在衡阳农村种地,丈夫在广州建筑工地打工,儿女大学毕业后都在长沙工作。儿子打拼两三年后贷款买房,总共50多万,每月还房贷2000多元。2013年,孙女诞生,一家人住进2栋高层87平米的新房。

年轻时农活干得苦,何萍腰和颈椎不好,儿子不放心她一个人在老家,便让她来长沙带孙女。她发现,小区里和自己一样、从长沙周边农村来城里帮忙带孩子的婆婆有很多。每天,他们的生活围绕着孩子转,只在晚上儿女在家时,才得片刻休憩。

他们喜欢跳舞,有的上午十点左右跳一个小时,有的晚上7点多跳到九点左右,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人,一人出15块买来音响。跳的大多是简单的舞,没专人教,谁在网上学了新舞,就站前面带一下,其他人跟着学。没人组织,没统一服装,不参加比赛,更像是自娱自乐热闹下。

何萍曾做过医疗健身操,每天重复同一套动作,做了快一年,觉得“没味”。孙女小的时候,她带着她看别人跳舞,去年孙女上幼儿园了,她开始跟着跳。儿子、女儿也都支持她,看到好的歌会发给她。

通常,一晚上放四五首流行歌,有时一个月还学不会一个。歌声时大时小,“有时‘咚咚’声音突然很大,你不可能一下一下去调吧?”

52岁的陈丽华也跳过几年舞,去年学做操后跳的少了。在她印象中,跳舞人员比较固定,但也有流动。广场是小区内唯一的公共活动空间,音响一放,小孩子就“特别集中特别吵”。 有时声音调小了,孩子一吵,听不到,就又调大了。因为声音问题,他们和业主吵过几次。

去年贺香槐砸瓶后,跳舞的人找到保安,希望物业在一栋门口的空地或沿街商铺门口腾出两个停车位,让他们跳舞,保安说没这个权力,让他们找开发商,无果。

小区外面商铺门口停满了车,没地方跳舞。

小区东门出门左侧约100米处有一块宽广的草坪和一个足球场。跳舞者曾想到草坪上跳,但草坪起伏不平,管理者不让;去足球场,里面有人打球,他们担心被砸到。

陈丽华说,小区附近一所小学旁的操场可以跳,约1.2公里远的松雅湖国际友谊林也可以,但跳舞婆婆有的还要带孙子,觉得不方便,小区里安全些。

争吵与劝说持续拉锯,直到9月6号意外发生。

谁来负责?

贺香槐被入葬在下岭公墓。因为只有44岁,又是非正常死亡,进不了家门。

公墓在山里,四周松树杉树环绕,野花遍地。“他到那里就安静了。”周菊梅说。

同样安静的还有小区。

事发后,贺家人找物业协商未果,在贺香槐倒下的地方点香烛、烧纸钱;在小区门口和广场上挂上白色横幅,写着“还我丈夫,还我儿子”;还请道士来家中做法,在阳台上挂上两面镜子辟邪。

一些业主觉得晦气,不敢再去广场,也不从广场旁的东门出去,绕道旁边1栋的大门。也有一些同情他家的遭遇,建议她闹一场,“长沙人怕傲脾气”。

“现在安安静静的没有跳舞声,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吴雪林没想到困扰自家两年多的广场舞噪音,以如此方式收声。楼下安静了,但她还是习惯性地把窗帘全拉上。

3栋6楼业主王晨晨以前也跳过舞,还教过几次,事发那天她不在,知道贺去世后,她“紧张得要死”,“还是心里过意不去,有阴影”。

何萍是在第二天送孙女上学回来后听说贺死了的,她心里麻麻的,不敢再去跳舞,担心被贺家人报复,“在后面砸我们的头”。

其他跳舞者,有的回了老家,有的去了其他子女那儿,有的到周边小区去跳。何萍也去别的小区看过,觉得他们动作精致,自己学不来,不好意思跟着跳,看几分钟就走了。

她觉得跳舞的人并没有责任,“你如果有病,吵不得,你应该贴个通告出来,或者跟保安说一声。你没贴一次通告,我们晓得你是不是有病呢?”

周菊梅说,丈夫自尊心强,不希望别人知道他有心脏病,衣服领子低了,都会带个玉佩挡住胸口六七寸长的伤疤。她反问,“我不可能说我老公有心脏病,到处去张扬吧?”

另一名当日跳舞的人也认为,跳舞声音不大,时间也不长,“他老婆不让他下来,不也没事?都是他自己家造成的。”

何萍说,跳舞的基本都是农村的,没什么钱,捐款的话可能有人捐,但赔偿肯定不愿意。自己平时连二三十块的菜钱都舍不得,几百块钱更没法赔。她反复地说:“我们老人家哪有钱赔啊。”

“要是自家出了这样的事,你看他们还会这样说不?”陈丽华说,出事后跳舞的人都在逃避,很多不在小区住了。她觉得他们应该负些责任,自己以前跳过舞,也愿意出钱,但没人牵头。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她叹了口气。

“一切都成泡影”

10月的长沙,几场雨后,愈发清寒。

小区广场

小区里行人寥寥,周菊梅从广场走过,总会忍不住停下。痛苦、悲愤、无助,不断撕扯着她。她开始借助酒精来麻痹自己,每晚喝些小酒才能入睡。梦里,贺香槐对她说,我洗完澡就走了,她说等等我,怎么也追不上。

两人相识17年,双方父亲是小学同学,家在江西吉安市不同的县。周菊梅有5兄妹,她排行老四,父亲是林场森工,母亲身体不好没有工作。从林业技校毕业后,她进林场干了一年,之后去东莞一家厂里做行政。

贺香槐比周菊梅大4岁,是家中独子,排行老四。父亲做过村队长、乡镇山林规划负责人,后在家务农,母亲帮人接生。大专毕业后,他到东莞机械厂做关务。

2003年,两人结婚,年底生下女儿贺晓琳,四年后生下儿子贺晓勇。婚后夫妇俩在外打工,父母在家带孩子,过年时才一家团聚。

在周菊梅眼中,丈夫性格内向又有些小幽默,文质彬彬,不善表达,再生气也不会大吼大叫,在孩子面前也有些不苟言笑。来长沙后,才跟孩子亲近起来。

他爱运动,爱看书,卧室书架上,一半是他的书,朋友圈和QQ空间里,经常会发些记录生活或是鼓励孩子的话。

女儿卧室墙上,至今还贴着他手写的龙应台给儿子的鼓励:“孩子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另一张纸上,他写下年份和孩子们上学的时间表,2025年女儿大学毕业,2029年儿子大学毕业……

女儿卧室墙上,还贴有贺香槐写下的时间表。

他期待着,儿子上大学后,和妻子回老家种点花种点菜。

“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泡影。”周菊梅哽咽起来。

10月11日晚,记者来到贺家时,周菊梅正在厨房洗碗,贺父一个人在客厅沙发上坐着,贺晓勇在房间写作业。

房子干净而朴素,有种说不出的清冷。从阳台往下望,广场上灯光灰暗,零星几个人影。偶有小孩子的尖叫声传来,清晰刺耳。周菊梅说,“这还算好的,之前广场舞声音更大。”

事发后,小区广场安静了许多。

悲痛将这个家庭压得喘不过气。贺父跟老家朋友打电话,开口第一句就是“你知道吗?我现在很惨。”

15岁的贺晓琳仿佛一夜间长大,不再爱偷懒,放假后,她会主动帮妈妈洗碗、找她说话。在学校,她经常睡不着,周菊梅安慰她不要想爸爸,“想哭的话,回来后在妈妈怀里哭”。

贺晓勇对爸爸印象最深的是几年前,他和姐姐第一次坐火车去东莞过暑假,四个人睡一个小小的房间。爸爸会陪他下围棋、打篮球、踢足球,爸爸赢了他就耍赖哭。而今,他不再撒娇,会挽着妈妈的手,说“妈妈你不要怕,我会保护你的”。

周菊梅开始经常感觉耳鸣、精神恍惚,好几次闯了红灯,车子开到身边才反应过来。有一次下班后在路上走,想着以后的人生就像下班一样,只能一个人走,她用手捂住嘴和脸,拼命憋住没让自己哭出来。

10月28日,听说小区里上午又有几个人在跳舞,她气得把头发剪掉。她记得,人生第一次决心留长发是认识丈夫的时候,丈夫不在了,她也不想留了。

想到去世的丈夫,周菊梅崩溃落泪。

维权之困

9月13 日,贺家人和小区物业公司签订协议,物业出于“人道主义关怀”,资助他家8万元,望仙桥社区资助2万元。

但周菊梅心里依旧有根刺。她觉得丈夫是被跳舞的人刺激到才会倒地,事发至今,却没一个人向她道歉,她咽不下这口气,想为丈夫讨个公道,“我怕小孩懂事后说,妈妈,爸爸是因为这样的事走的,你都不为他讨个公道?”

起初,她想找长沙县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起诉跳舞者,对方要求先提供派出所出具的案件笔录资料,而获取这些资料,需要由代理律师出面申请。

事情陷入尴尬的死结,她只能重金请社会律师。每天要上班、照顾孩子,精力、财力上都有些顾不上。贺家姐妹也劝她,打官司周期长,不一定能获得赔偿,对她也是一种折磨。

她想找跳舞者私下调解,但一个人也不认识,事发现场灯光很暗,监控也损坏了,她记不清谁的脸。

听说广场舞的组织者是松雅湖中学的一位何姓老师,10月15日一大早,她跑到校长办公室,想找出这位老师,结果发现找错人了。

她像被霜打过般,脸色煞白,弯身向那位老师道歉。对方态度坚决地说“我要是有事就找你”。伤痛瞬间被戳到,“她都知道要找我,我都不知道要找谁!”

她两只手攥成拳紧握着,身子发抖,崩溃大哭,重复着:“你们把事情真相告诉我!”

10月19日,周菊梅和湖南清源律所律师孙强到长沙县公安局调取案件笔录。星沙派出所将案件定性为民事纠纷,后续不再介入。警方向她提供了包括保安、路人、目击者等在内的6份笔录,但没有参与跳舞的人——警方告诉她没有找到当天的跳舞者。

找不到“被告人”,起诉难以为继,周菊梅感到绝望。

《中国广场舞行业研究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广场舞人数约为8000万-1亿人。近些年,因广场舞引发的纷争不断,甚至升级为鸣枪、放藏獒、泼粪等冲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或罚款。广西、合肥等地区也相继出台了规范广场舞的法规,比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明确禁止夜间(晚上10时至次日早晨6时)在居民住宅区、广场等区域开展使用乐器或者扬声设备的唱歌、跳舞等活动。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韩骁解释说,广场舞音响超出法定分贝造成噪音污染,跳舞居民涉嫌违法,居民可通过交涉、投诉、报警等方式维权;如果投诉找不到相关责任主体,可寻找小区内知情证人、请求物业调取监控以及向街道办、公安机关求助,确定责任主体后进行追诉。

但维权之路往往并不平顺。周菊梅说,起诉跳舞者,希望丈夫的死能引起社会的重视,推动广场舞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这个事情没解决,我无法开始新的生活。”

她常常会想起7月11日清晨,站在老家三楼阳台上,看到薄雾中,太阳正从远方村庄的屋顶上升起。贺香槐走到她身边,说“十年后,我就天天陪你站在这里看日出。”她笑着说:“好啊,到时候你不要说不回来。”

她知道,这一天等不到了。

(应受访者要求,贺晓琳、贺晓勇及小区业主均为化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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