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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北京高干大疏散:邓小平和刘少奇待遇迥异

原标题:1969年北京高干大疏散:邓小平和刘少奇待遇迥异

1969年,中国城乡亿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愤怒声讨苏联悍然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资料图)

1969年3月,苏联军队侵入中国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我国边防部队指战员,制造了严重流血事件。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还击。中国外交部3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这一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加重了党内存在的关于认为国际形势日益严重、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估计。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

10月17日,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10月18日,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个“紧急指示”,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震动。

为配合战备需要,中央决定把一些人员从北京疏散到外地。其中既包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一些“文化大革命”中受批判、“靠边站”的原中央领导同志,也包括一些“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被扣上其他罪名的领导同志。在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朱德、董必武被疏散到广东,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陈云、王震等被疏散到江西,聂荣臻、陈毅等被疏散到河北。被打成“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刘少奇重病在身,被人用担架抬上飞机,送到河南开封一个壁垒森严的天井院中监禁起来,并有一个排的武装部队看押。其实,刘少奇这时已不能说话、不能行动,就是不看押也跑不了了。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邓小平被送往江西南昌,被打成“党内第三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陶铸被送到安徽合肥。

据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回忆,在中央作出上述决定后,毛泽东曾对汪东兴指示:“要把陈云、王震他们放在交通沿线,来去方便。”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在紧张的战备气氛中,要准备打仗,中央安排疏散,毛泽东也要到外地去。周恩来报告毛泽东,想让汪东兴留下,帮助做疏散工作。毛泽东批准汪东兴留下10天。这样,和邓小平等谈话的工作,就落到了汪东兴身上。

1969年10月的一天,汪东兴带着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来到邓小平家,一是对前次邓小平写信希望见他的回应,二是把准备将其疏散到江西的安排通知邓小平夫妇。汪东兴告诉邓小平,由于战备需要,中央决定将一些人员疏散到外地,邓小平夫妇被安排去江西,去江西后还准备安排他们去工厂劳动锻炼。听到疏散的消息,邓小平感到很突然,他想了一下,向汪东兴提出,他的继母夏伯根自从被撵出中南海后,一直住在外面,现在年纪大了,独自一人无人照看,想带她一起去江西。

对于这个请求,汪东兴当即表示同意。最后,邓小平说,以前主席说过,有事情找你,到江西后是不是还可以给你写信?汪东兴表示可以。邓小平虽然对被疏散到江西感到突然,但汪东兴亲自来谈此事,减轻了他心中的不安。汪东兴承诺以后有事还可以找他,这一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即使去到千里之遥的外地,也能够保持和中央的联系。汪东兴在几天后又一次来看邓小平时还表示,你们要带什么都可以,带不走的可以留在这里,这个院子不会动的,以后你们回来还可以住这里。

汪东兴是工作在毛泽东身边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曾交待邓小平有事找汪东兴,以后也一直让汪东兴直接主管邓小平的有关事情。这次汪东兴来见邓小平,不但态度很好,而且承诺以后回来还可以住在原处,这些都富有积极的意义。汪东兴的谈话,使邓小平明白,疏散离开北京,不单单是对邓小平的行动。到了江西后,他们还可以去工厂劳动,不管是学习性质也好,改造性质也好,总算是结束了在北京这种与社会生活完全隔离的软禁状态,应该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见了汪东兴之后,邓小平夫妇心里踏实了,加紧准备离京事宜。

1969年10月,当中央决定把邓小平、陈云、王震等老同志疏散到江西以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于18日上午亲自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办公室打电话,找江西省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当得知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省军区司令员均不在南昌以后,对办公室主任说:“有件事,你们先告诉一下黄先同志(当时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员——笔者注),同时向程世清同志(当时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组长、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笔者注)报告。中央决定,中央首长要到下面去蹲点,接触实际,适当参加些劳动,向群众学习。有陈云同志,一个秘书和警卫员跟随他;王震同志是夫妇二人,他是全家去。王震不是去过你们那里么?他和你们比较熟悉。你们那里有个五七干校,还可以到干校玩玩,年纪大了,劳动也不行了。”

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在电话中充满了对老同志的关切之情,在询问了江西冬天是否有暖气以后,说:“因为从北方一下子到南方不习惯,希望你们适当注意他们的生活,当然吃是他们自己的,他们要花自己的钱,房费不要太贵了。他们住到你们那里要很好地帮助他们,向群众解释一下。他们除了到农村看看,还可以适当参加劳动。不过他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王震同志更差一些。我还告诉他们也可以到工厂学习,看看,接触一下群众,接触一下实际,总之,你们核心小组要帮助他们。”

讲完以上的话后,周恩来郑重地说:“邓小平夫妇二人也到你们那里去。……毛主席不是在九大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这些人也不能当全劳动力了,也是60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收房费也适当照顾一点。黄先同志在家,你可向他汇报一下,具体到什么地方去,什么时候去,请黄先同志给办公厅打个电话再定下来。最后一点,再三强调,这些同志下去,你们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他们。”最后,周恩来又加重语气说:“你向程世清政委报告一下,要研究一个具体意见。”

当江西的同志明确表示立即向程世清报告后,周恩来才放心地放下电话。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具体要求,江西省最后决定,将邓小平安排在南昌市郊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住在位于该厂附近的望城岗原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原少将校长的房子里,即“将军楼”;陈云住在南昌市青云谱江西省军区干部休养所,选择就近的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蹲点调查研究;将王震安排在红星垦殖场招待所住,在该场蹲点调查研究。

邓小平在即将离开北京、前往江西的时候,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接受中央对于他的处理,重申对中央和主席作出过的保证,他将以一个普通党员和公民的身份,尽力工作和劳动,并希望将此信转报主席和党中央。

邓小平知道,这次离开北京,虽然算是结束了被囚禁的状态,但在千里之外的江西,与中央和毛泽东的距离就远了。离开北京之前,他写信给汪东兴表明自己的态度,是要通过汪东兴将信息传递给毛泽东。正如邓小平所预期的那样,汪东兴将这封信转给了毛泽东,而且毛泽东本人也看了邓小平的这封信。

1969年10月21日下午,“邓小平专案组”接到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的通知,到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开会。会议由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主持,参加会议的还有王稼祥、谭震林等“专案组”的人员。会议开始后,主持人说,王稼祥疏散到河南信阳,谭震林到广西桂林,“中央决定将邓小平疏散到江西南昌下放劳动,接触群众,昨天晚上周总理已经亲自打电话给江西关照过了”。并交代“专案组”负责人:“你再带上个人。任务有两条,一是安全送到,路上不能出问题;二是会同江西的同志为他们找个合适的住处,有暖气的更好。邓小平年纪大了,住处跟劳动的地方不要距离太远,远了派车不太好,步行太久或坐公共汽车也不大安全。虽然陈云和王震同志也是去江西,但他们和邓小平不一样。他们两个都在党的九大当选上了中央委员,一般来说还不会出什么问题。邓小平没有选上,‘文化大革命’前又挂过像,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容易被人认出来,发生揪斗现象。清楚了吧?好,你们回去准备一下,明天早上8点钟赶到沙河机场上飞机。”

在中央办公厅和江西为邓小平去江西的事情忙着的时候,邓小平和家人也在抓紧收拾东西。生活用品很好收拾,关键是要尽可能多地带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文学等各类书籍,在此后的岁月里,邓小平将从这些书籍中汲取新的智慧和力量。

1969年10月22日,邓小平夫妇与邓小平的继母一行三人,乘飞机从北京直达江西。到南昌后,邓小平一行先被带到一个招待所,由江西省军区一位负责人对他们讲了一次话,叫他们“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几天后,他们被送到了居住的地方——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原福州军区步兵学校院内的将军楼。在这座将军楼里,他们一直住了3年多。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在江西期间,邓小平夫妇被安排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参加劳动。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半天。邓小平被分配做钳工,这是他青年时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干过的老本行,没想到几十年以后又派上了用场。重操旧业,他干得仍然是那么认真、那么熟练。卓琳则被分配做拆洗线圈的工作。邓小平因为是“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所以每天上工都由人持枪押送,在工厂也是被实行“不许乱说乱动”的监督劳动。尽管如此,对他们来说,这总是长期与世隔绝以后得到的与外界、与社会、与群众接触的机会。

开始的时候,厂里的工人们是怀着好奇的心理观察他们两人的。时间一久,他们的言行举止、劳动态度以及他们的为人,深深地感动了工人们。工人们与这个“大走资派”的隔阂逐渐消除了。在共同的劳动、工作中,工人们与邓小平夫妇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是最淳朴、最善良的,他们并不认为“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劳动的“走资派”有多么坏,而是把这样的人看作是“奸臣误国”时的“好人”。

邓小平夫妇在该厂劳动改造的3年中,工人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他们的关心和爱护,使他们永远难忘。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的后面本来没有路,工人们为了邓小平的安全和上下班方便,特意从工厂围墙上开了个口子修上门,便于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上下班时从这里通过。天长日久,邓小平夫妇竟然在这里走出了一条小路。不过这是条泥泞小路,晴天走还可以,遇到风雨天,就难走了。有一天,大雪纷飞,邓小平照样循着这条小路到厂里劳动。快走进厂区时,脚下一滑,跌了一跤。工人们得知这一消息,自动拿起锄头、铁锹,挑着煤渣,冒着刺骨的风雪连夜把路修好。这条小路,以后被人们称为“邓小平小道”。有一次,邓小平在劳动中昏倒,工人们连忙抢救,按照卓琳介绍的方法,冲了一大茶缸白糖水喂到邓小平口中,使他转危为安,然后又用拖拉机把他送回住地。在工厂劳动期间,邓小平夫妇从工人们的关心和爱护中得到了最好的精神安慰和支持。3年之中,无论刮风下雨,无论酷暑严冬,他们去工厂上班从不间断。

邓小平到江西以后,与刘少奇在河南开封、陶铸在安徽合肥的待遇有明显区别。刘少奇、陶铸都失去了人身自由,由军队武装看押,虽未正式逮捕,实际上等同“犯人”。刘少奇病入膏肓危在旦夕而无人抢救,还被斥责为“装病”。陶铸被关押起来以后称呼看押战士一声“小同志”,会立即遭到一顿劈头盖脑的斥责:“谁跟你是同志,你这个大叛徒!”把陶铸气得犹如猛虎入囚笼,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出来了。

当然,看押刘少奇也好、值勤战士斥责陶铸也好,与执行人员是无关的,他们只是按照林彪集团、江青集团传下来的“上级指示”奉命行事而已。邓小平在南昌步兵学校有一栋小楼安家,在院子里可以享有充分的人身自由(但不能随便出院子),每天可以到工厂劳动锻炼,接触社会、接触实际、接触工人。这无疑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关心、保护的结果。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却不大理解毛泽东、周恩来的长远战略部署,认为邓小平既然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理所当然地应该经常向他们汇报思想。1969年11月23日,负责邓小平一家生活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一名干事,按照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的旨意,让邓小平对到江西一个月来的劳动和学习情况写出心得体会。邓小平回答说:“有事我会给毛主席党中央写报告的。”这说明,邓小平对毛泽东对自己的看法,对自己的状况,心中还是有一定把握的。不然,不可能会一口拒绝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这一要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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