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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伪政府里群魔乱舞,这些汉奸们怎么分配权力?

原标题:汪伪政府里群魔乱舞,这些汉奸们怎么分配权力?

马振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研究馆员。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浙江大学“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研究生指导老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季我努学社讲座嘉宾。

陆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曾发表民国档案与民国史论文多篇,主编过《日本侵华图志》

在日本方面的主持下,9月19、20日两天,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三方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合作会议,但三方只表达了合作意向,没有进行未来伪政权具体的权力分配。

影佐祯昭

1939年11月,影佐祯昭领导的日特梅机关开始与汪精卫秘密谈判《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谈判从11月1日开始,一直到12月30日汪精卫在条约上签字为止,共耗时两个月,其间正式会谈共有7次。日方人员以影佐为主,中方参加者有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周隆庠、林柏生等人。该纲要充分体现了日本全面控制霸占中国的战略思想,对汪伪所提条件极为苛刻,可以说从天上到地上,从沿海到边疆,从陆地到海洋的全部中国主权都要受日本控制。日本方面也明知此为卖国条约,要求伪方不能公开其内容。

在日方安排下,1940年1月23日,汪、王、梁三方汉奸势力第二次分赃会议在青岛召开。

汪伪方面参加的有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褚民谊、叶蓬、林柏生、罗君强等;南京伪维新政府参加的有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高冠吾等;华北伪临时政府参加的有王克敏、朱深、汪时景、殷同、王揖唐、齐燮元、王荫泰等。此外,还有伪蒙古自治政府的李守信,以及伪临时政府日本顾问喜多诚一、伪维新政府顾问原田熊吉等。

这次会议完全在日本人的控制下,表面看是中国三方汉奸势力的会议,实际是日本在华各方势力梅机关、华中派遣军、华北派遣军划分侵华势力范围的角逐。

华中派遣军

青岛会议举行后,为组织伪中央政治会议,汪精卫又邀请了一批“各合法政党领袖及社会上负重望之人”在上海举行了会谈,其中包括连一个党员都没有的社会民主党代表江亢虎、国家社会党政治委员褚青来、中国青年党中央政治行动委员长赵毓松等,还有一些有着汉奸背景的所谓“无党派人士”。为贿赂这些政客,每月由汪精卫拨给他们二三万元活动经费,给伪中央政治会议装饰多党政治的门面。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个令汪伪难堪的插曲。这年的1月3日,汪精卫集团中的高宗武、陶希圣两位“要人”,秘密逃离了上海。

高宗武与陶希圣曾是汪精卫派出与日本方面进行合作谈判的全权代表。他们在上海参加了“重光堂”秘密谈判,就汪精卫投日卖国的条件与日方进行讨价还价。据陶希圣事后说,日本在谈判中对汪提出的条件所包括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包含的事物,下至矿产,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大陆上则由东南以至于西北,一切的一切毫无遗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制。也就是说,日本要完全控制中国,汪精卫只不过是他们的傀儡。这种开价,使他二人不寒而栗。

高宗武、陶希圣是汪伪集团中的重要智囊人物,汪日双方谈判的牵线承担人,这两人的出走,首先是由于汪伪集团内部的权力与利益争夺矛盾激化的结果。高宗武一手策划了汪精卫与日本人的勾结,高一直对伪政府的外交部长一职志在必得,但汪精卫却将外交部长给了自己的亲戚褚民谊,高宗武因此非常失望与不满。陶希圣虽然担任了伪宣传部长,但伪宣传部的实权却掌握在汪的亲信人物宣传部次长林柏生手中。对权力分配的不满,同时也考虑到日后他们二人必然要承担签订卖国密约的罪责,高、陶两人于是私下商定共同出走。陶希圣曾几次向汪精卫表示不想参加对日谈判,但汪一直劝他继续协助周佛海与日方谈下去。此时,重庆方面的策反工作也起了效果。在戴笠的安排下,杜月笙负责策划了高、陶两人的出走方案。高、陶两人在杜月笙的亲信万墨林一手安排下,经过精心布局,逃过76号特工总部的监视,秘密到达香港。1月22日,他们在香港《大公报》上全文公布了《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使日汪间不可告人的丑恶勾当全部暴露在世人面前。

之后,蒋介石送高宗武去了美国,陶希圣回归重庆,竟又成了蒋介石侍从室的亲信人员。

高、陶两人的反戈一击,举世震惊,给汪精卫集团以沉重打击,周佛海曾在日记中记载使他“受尽气的是丁(默邨)李(士群)之争,而丢尽脸的为高陶之走”!他不禁叫骂:“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高、陶两人在香港公布日汪密约正是青岛三方会议召开的前一天,汪精卫在前往青岛的轮船上闻之,气愤不已,以致情绪十分低落,疑神疑鬼,一再吩咐李士群要搞好安全保卫工作。

马振犊、陆军著,《76号特工总部》,重庆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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