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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政府监管在线教育要放权、禁止“一刀切”

原标题: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政府监管在线教育要放权、禁止“一刀切”

看点:今年4月,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提出到2022年基本实现“三全两高一大”发展目标: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学习应用覆盖全体适龄学生、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师生信息素养普遍提高,建成“互联网+教育”大平台。随着信息化教育正式迈入2.0时代,信息技术与教育工作的融合愈发广泛深入,也使得探索面向未来的新型学校形态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近日,在上海召开的一场题为“未来学校如何生长”的研讨会上,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提出,只有解决好未来与本质、信息化与现代化、技术与制度的三大关系,教育发展回归教育本质,教育信息化聚焦于教育内涵建设,教育理念和教育评价体系改革真正落实,才能使理想中的未来学校成为可能。

同时,他也强调,无论是在线教育还是教培机构,都是个性化教育的参与形式和力量,政府要建立合理的监管体系。政府要降低准入门槛,将前置审批改成备案制度,把教育行业参与者尽可能纳入监管体系,并通过有序的市场竞争,促进教育机构规范经营。而且应多依靠市场的力量来促进培训机构良性竞争,让市场进行优胜劣汰。

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未来学校要回归教育本质,解决好三大关系

解决未来与教育本质的关系。教育的本质是让每个人生活更美好,但现在的教育体系让学校把学生分为优生、差生,分为成功者和失败者,变成了淘汰失败者的角色。未来教育必须调整教育体系、尊重个体发展,才能给每个孩子真正好的教育。

熊丙奇认为,“谈教育未来,一定不要忘了教育的初心,不要忘记教育本质是什么,背离教育本质谈未来,是空谈未来,教育本质是让每个人生活更美好,但今天的教育没有真正做到重视每个个体的发展,从小学、初中、高中,我们把学生的一部分变成失败者,中考之后就有一半被视为失败者(中职在很多地方被视为差生才接受的教育),如果不改革这套评价体系,就不能给每个学生真正好的教育”,此外,他还表示要尊重教育的本质,立足教育是有情感有灵魂的事业,不能机械地进行知识灌输,要充分发挥信息化技术为教育工作减负增效,推进教育公平,促进个性化教育的积极作用。

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教学工具信息化不等同于教育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的根本点在于教育理念的变化,以及办学制度的变化,不能只看到表面的技术先进,要注重信息化对教育内涵的提升。

“科技的使用一定是在特定范畴之内,结合课程有需要就用,不需要就不用。就像硬性要求所有课程教学使用PPT,导致教学失去灵魂,而有的课程教学没有必要用PPT。反之,为了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原则上不要布置电子作业,要布置纸质作业,就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不使用电子产品。” 熊丙奇认为,将科技用于学校,要符合教育规律,结合教育教学实际,从学生身心需求出发有所为有所不为。

他以之前浙江某些学校在教室里引进面部表情监控系统,对学生学习行为进行监控和分析的事件作为反例,表明这种完全把学生当成监控对象的先进科技违反了教育本质,也破坏了教师的教学自主权。提出要明确信息化技术运用于教育的边界,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保护学生的潜隐私。

技术与制度的关系。技术只是服务于教育的手段,如果缺乏配套制度的支撑,技术的应用只是摆设,先进技术对教学活动的改变冲不破现行评价制度、考试制度的阻碍。

“如果没有制度支撑,技术的使用就可能成为一个摆设,我国为跟踪学生的学籍变化,解决学生的转学、辍学问题,投入巨大的财力建立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系统。然而,当一个学生到大城市读书,在新的环境面对更高的升学门槛,读完幼儿园之后不能读小学,读完小学读中学就很艰难了,这些各种各样的入学门槛给发挥先进技术的作用造成了巨大障碍。”熊丙奇说道,“包括用技术手段给学生提供个性化的作业,但应试教育没有变,高考制度没变,中考制度没变,最后大家还是关注分数,因此技术服务的是提分。”

在线教育是个性化教育形式,政府监管要放权、禁止“一刀切”

如今,互联网技术日益渗透到学校的教育环境和学习过程,为教育的发展缔造了美好的预期,让未来学校的想象空间越来越大。“未来的学校是没有围墙的,开放式的。未来不是学校,是一个学习社区。” 在熊丙奇看来,无论是教培机构还是在线教育,他们都是个性化教育的一种参与形式和力量。

“不可否认,随着教育行业的参与者越来越多,政府的监管工作自然也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对于教育机构中的不规范经营问题,这需要政府部门加强监管。或者说,不规范经营的根源是政府部门监管不力。这和我国对民办社会教育机构的定位有关。按照传统的定位,民办教育培训机构既是企业,又是学校,既要实行工商注册,又要进行教育机构注册,貌似很严,实则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教育部门和工商部门都不管。根据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就是营利性的民办教育,今后一律实行工商注册、工商监管,各地应按这一原则,建立明确的监管规则。”

熊丙奇谈到,2016年我国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去年的产值达到8000亿元,其中,中小学学科培训占绝大部分。培训机构的疯狂,说到底,是为了满足畸形的补课需求,而畸形的补课需求,是义务教育不均衡以及中高考制度催生出来的。

“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在治理减负时,貌似很用心,可平心而论,大多是利用行政力量出这禁令出那禁令,这反而增加了行政权力,而不是削减行政权力,改革行政部门。减负最核心的措施,应是推进政府放权,包括配置教育资源的权力、主导考试招生的权力。只有以改革精神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和中高考制度改革,才能有效治理减负难题,把学生从升学竞争、应试压力中解放出来。”

熊丙奇以上海为例指出,上海证照齐全的教育培训机构只占三成,有60%以上培训机构是无证无照或有照无证的,甚至有些地区的有资质、合法等我教育机构只有一成。如何治理庞大而鱼龙混杂的培训机构市场成了监管部门头痛的问题。“只有一成合法的时候一定是监管出了问题,我们应该改变监管思路,让民办学校、公办学校和教育机构共同为中国教育发展贡献力量。基于外部衡量标准,采取“一刀切”的极端处理方式肯定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对此,熊丙奇对政府的监管提出三个方面建议,推进教育改革和未来学校建设:

一要从教育出发,促成教育本质的回归,发挥在线教育、科学技术手段在个性化教育、智能化教育方面的推动作用。

二要落实现代学校制度,在学校内部的课程建设、教育教学、学生评价中着重发挥老师的作用,促进教师职业化、专业化发展。

三要建立合理的监管体系。要降低准入门槛,将前置审批改成备案制度,把教育行业参与者尽可能纳入监管体系,并通过有序的市场竞争,促进教育机构规范经营,提高质量。同时,也要多依靠市场的力量来监管,让社会来选择优胜劣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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