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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规矩”,戏路坎坷,受中日关系影响,一个日本演员在中国的12年

原标题:适应“规矩”,戏路坎坷,受中日关系影响,一个日本演员在中国的12年

文|亚纪 编辑|冯翊

涩谷天马不笑的时候有点呆呆的,细长的眼睛埋在双眼皮下。十几年前,他刚到中国面试第一部戏,还没来得及试演,就落选了。介绍人猜测:“你太瘦了,不像鬼子。”

这个快五十岁的日本演员,在抗日剧里演了近50个“鬼子”。《雪豹》《借枪》《金陵十三钗》都有他的身影。这些“鬼子”,有的穷凶极恶,有的也招人可怜,有时候会“良心发现”,还可能是安插在日军营内通风报信的间谍。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脸谱化的反派。

和其他演员相比,涩谷在中国的演艺生涯受到中日关系和影视业因素的双重影响。影视业不景气,昔日熙熙攘攘的横店,不少剧组悄悄停工。今年,涩谷接洽的两部戏也陷入了停滞期,其中一部从六月拖到了冬天,索性没消息了。涩谷的一个朋友也中了招——准备到半途,被剧组临时解散,回老家等着复工日。

中日关系近期有回暖迹象,但涩谷上半年受了伤,一直休息到现在,他还没有感受到戏的邀约变多或变少。“这四年差不多,去年没有少,挺忙的。”

但在2012年,这种感觉很强烈。中日关系因为钓鱼岛问题坠入冰点,他察觉到,“有的剧组觉得正好可以多拍抗日剧,有的剧组不敢用日本演员。”那一年是他接戏最多的一段时间,由于参演的谍战剧《借枪》的成功,一年内有三十多个角色邀请他演,最终接了五六个,一度霸屏,“有一阵,七家电视台播的五部抗日剧里面,全都有我。”

被人称为“鬼子专业户”,涩谷本人没怎么顾虑过“日本人形象”的问题:“我是演员,你懂吗?”

涩谷不是没接到过“好人角色”。他演过一名从北海道来中国,专门观察鹤的科学家——那是为数不多的几次——跟着电影剧组在冬天零下三十度的齐齐哈尔拍了一个月,演动作戏的时候把颈椎摔伤了,后遗症折磨了他两年。等颈椎好了,电影还是没上映,他叹气:“太可惜了,我太无奈了。”

这些年来,抗日戏有时候多,有时候少,他有时也摸不着头脑:“什么原因不好说,中国太大了。”

近期,演员涩谷参与了不少文化、影视、商业交流活动,“中国有市场,有资本,日本有题材,有故事,我可以成为中间的那个Bridge。”

说话间,他独自思忖片刻,突然笑开,眼尾和两颊延伸开的褶皱聚在一起,拉出几道圆弧,又回到了抗日剧里“太君”给小孩糖时候的样子。

(涩谷天马在电视剧《借枪》中扮演的日本宪兵队长加藤,鸡毛掸子是他的重要道具。图源网络)

以下是他的口述:

“不能乱演”

2006年刚来中国的时候,我对“抗战片”没有概念。那时候没人告诉过我中国会拍这类题材的片子。接到第一个角色就是日本军官,剧组只给了我自己角色部分的剧本,我知道自己演的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还以为是历史片。

直到拍摄,发现这个角色是反派。当时沟通能力很弱,更别说跟导演谈角色设计了。在现场,副导演给我导戏:“涩谷,有个镜头是这样的。”我哪里听得懂,也没有翻译。于是我先假装听懂了,凭借之前在日本演戏的经验演一遍,副导演觉得不对:“停停停。”我这就知道得换一种演法,再换一种,试到对为止。

时间长了,逐渐有了概念。中国剧组来找我的角色,十部里有九点五部是“日本鬼子”。戏份重一些的拍两三个月,轻一些的可能就一两页A4纸。他们几乎全是配角、反派,甚至有一些角色是非常功能性的——剧情发展到这儿了,需要你出现,前后没有逻辑,人物的行为解释不通。

说实话,有的角色很烂,写得非常随便,我觉得无法成立。当然我也理解,拍戏不是以这些角色为主。但是戏太少,出场突然,一出来就做坏事,我很难为他辩护。

实在没法把这个角色设计得有真实感,唯一能想象的是,这个人可能过去在日本混黑社会,意外会一点中文,对自己的人生完全放弃。演的时候也只能简单粗暴地诠释,小细节没法考虑。

我演过的很多角色并不是原来剧本写的样子。剧本角色台词往往比较简单,表演起来,对具体的行动、细节有很多可以设计的空间。一个情节我可能会想好几个方案,去跟导演沟通,可能十个方案里能用上一个,就已经很幸福啦——这是一个小小演员的成就感。

拍姜伟导演的《借枪》时,我饰演日本宪兵队队长。这个人聪明且狡猾,为了突出他有点神经质、变态的一面,我提了两个细节,一是在司令部里放植物,叶子很大的那种,这个队长每天都要把叶子擦得很干净,二是他养三条小鱼,当成自己的孩子,每天对它们自言自语。

这种神经质是有缘由的,当他诱拐男主角的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可怜的一面——他有着悲惨的童年,会把小鱼放在敌人的小孩身边陪伴,就像在和过去的自己对话。这样一塑造,人物更有真实感。

导演明白我的意思。角色的厚度随着我们之间的沟通逐渐在增加,从一变成二,最终可能会到四或五的效果。一般专门找我这类日本演员参与的导演,都会尊重真实感,尊重我的提议。

对我来说这么少的露出机会,是不能乱演的。

但这番苦心能收到怎样的反馈?你永远无法预料。有些脸谱化的反派角色来不及设计,简单粗暴地演完却特别受欢迎,我真是没想到。有点讽刺吧?

近几年我也在刻意避开日本兵的角色,尝试接一些不一样的。想象一下,“日本鬼子”反串老太太是不是很有意思?我演过日本魔术师,日本警察,还有日本科学家,这些人有好有坏,这也是我观察到内地戏剧的一个特色——正反派区分得很清楚。

在台湾和魏德圣导演合作时,我拿着自认为是“反派”的角色去跟导演聊,导演有些奇怪:“他是这样的人,但他没有这么坏。”

那时候才觉得,自己习惯了内地影视剧的模式后,想法真是不一样。

(在片场的涩谷天马。)

中国的规矩

演了这么多日本兵的角色之后,来找我的始终是抗战戏最多。我试着每次尽量跟之前演的角色有区别——用新的方式表演,或者故意避开类似的人物,但越来越难。于是我开始考虑给自己开拓一些新的机会,比如写剧本,做制片人,做文化交流,道路拓宽一些。

2012年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公司,沟通中日之间的影视版权业务。没想到当年9月就出了钓鱼岛事件,两国的交流突然停顿了。自那以后,四年没有任何日本电影引进中国,特别可怕。我们谈购买拍摄权和翻拍权也很难,往返中日,非常努力去沟通协调,依旧无果。投资方担心没有确定的规则,万一买了不让上映怎么办?

政策变动很大很快,这点和日本不一样。日本是政策出台之后,慢慢试行一两年,让大家都有个准备,磨合期过了,再正式定下来。中国则是,突然通知唉明天我们有新政策要发布,很快,可能下个月就开始实行了。还有一些潜在的规则,我们联系过一个想要引进的日本电影,里面有一个美女反派,由于衣着比较性感,投资方担心因此上不了大银幕。

这一点和剧组很像。有时明明定好下个月的档期,今天会突然打电话问:“明天能进组吗?”变动原因各种各样,比如剧本没有写出来,其他演员的安排有变动,拍摄场景没有协调好等等。

刚来中国的时候,剧组早早定下一个剧的反二号之后,我花了一个月时间准备。当时中文不好,又正值搬家间隙,我每天去公园背台词,听朋友帮忙录的中文台词,跟着念纠正发音,四行中文台词我花了三天才背下来。

进组当天开完会,副导演临时找我:“涩谷,换个角色吧,导演想让你演反一号。”反一号中文特别流利,有大量的中文台词。过两天就要开机,完全来不及准备,我非常惊讶地拒绝了,但他们没同意。那天晚上,导演和制片人一帮人,在房间围着我劝了四个小时,我知道他们一定不会妥协的。

那七八天,我每天拖着生病的身体,从早到晚拍动作戏。跑步,趴地,背着受伤的人跑,拿刀“砍人”,我体力快到极限了,硬撑着。不只是体力,整个过程也特别辛苦,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如果做演员这么辛苦的话,我可以改行。”在日本拍戏从来没有这么辛苦过,中国有一些制片方不太尊重演员和工作人员。

拍完这部戏,回程路上,我晕倒在北京的机场。从这时开始,内心做好了随时可以回日本的准备,但又总觉得有一点不甘心,我不断问自己:“唉涩谷,你真的竭尽所能了吗?”

你看,我还是一直留到了现在。

我常常遇到收到剧本,最终没有开拍的项目。这些剧本现在还在我家放着,目前没拍的大概有十部,差不多半人高了,加上以前的可能有三十部。

日本剧组拍戏的习惯是,所有事情全都提前安排得周到。所以我说再好的同声传译也很难沟通中日影视方面合作,比如中方说,一个项目今年年底开机,很可能年底开不了机,要是如实翻译,日方可能会觉得被骗了。

当时完全无法理解的事情,现在也慢慢在适应。来中国这些年,我的分析能力越来越强。像是在玩推理和侦探游戏,一个一个元素拼接过来,一件事情一方这么说,另一方这么说,然后自己去看资料,对比研究种种迹象,你才知道它是否有可能实现。

也学会了一点,叫“不能提前准备”。类似的经验多了之后,很多演员会开始做一些自己一个人能掌控的事情,比如做陶瓷啊,画画啊,我觉得一个原因是,拍戏不能自己控制,自己一个人的活动就百分百随意的。

【在《叶问1》中,涩谷天马扮演的日本军官佐藤(左一)】

“我是演员,你懂吗?”

我拍了那么多片子,其中《叶问》在日本电视台反复播出过,日本年轻人喜欢看功夫片。社交网站上,我看到一些日本网友骂我演的那个很坏的角色。作为日本人,看到这样的角色就像德国人看到纳粹分子的片子一样,会不舒服。

中国有极少数网友会在贴吧里说,他们日本人本身是这样的,不需要演,看过这样的发言我也能理解,但是我作为演员只能去演。也有年轻人会给我发消息说,我爸喜欢你,老看你的戏,我妈讨厌你。

一开始我就没有想过这些角色会不会丑化日本人形象的问题。我是演员,你懂吗?演员优先考虑演员的业务,把角色丰富一点,才是专业演员做的事情。

我平时没戏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待着,画画啊,作曲写歌,弹吉他,偶尔走上十分钟去团结湖公园,看看绿色。一般很少出去逛,平时需要社交的部分已经太多了,见人就是“我是涩谷,请多关照,以后请保持联系”“合作愉快,我们下次一定再合作”等等,我也想保留一点自己的空间。

演员有一种“职业病”,喜欢观察人的行为和想法。我看社会新闻里的跟踪狂,看纪录片里的站在篮球上顶着面团的刀削面师傅,看日本的女子偶像,看孤独的老人,一点一点,把他们攒在我的故事里。我也在试着找投资人,看看有没有搬上银幕的可能性。也许一辈子拍不了呢,谁知道呢?

今年中日关系回暖,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活动比以往多了许多。我去表演过日本舞,有时候也被人问到娱乐圈八卦——张嘉译是不是人特别好啊,刘烨是不是真的很逗啊。

(2012年涩谷天马出演电视剧《大戏法》中的歌舞伎扮相。图源:“涩谷天马”工作室新浪博客)

现在身边的日本朋友,好多刚来中国的时候认识的回日本了,有的是因为生意不好做,有的是空气原因。一直留在中国算是命运的选择吗?在日本的时候我没有出名,那段日子非常痛苦,每天打工支撑一些学习的费用,参加各种试镜。你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出名,也许一辈子都等不到。很多朋友到了30岁,选择转行,我压力挺大的。虽然在中国遇到的问题也不少,但生活就像在躲雨,我还能勉力支撑。毕竟一半的事业都在中国,这里算是我的第二故乡了。

十二年时间过得好快,可我还能清晰记得刚来这儿拍戏的场景。

有一次,夜戏一直拍到早上七点,天亮了,剧组收工撤走了。他们带走了我的道具刀和道具枪,还有我的护照书包和钱包,唯独忘记带走我。我不会中文,穿着日军军服,站在北京郊外,什么也看不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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