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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远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不是中国问题而是全球问题

原标题:曹远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不是中国问题而是全球问题

曹 远 征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

在两位校长和高培勇教授之后做评论是非常很大的挑战。我想分享一下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刘元春教授做了很好的报告,提出一系列的判断和结论,其中刘教授特别提到,当前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处于裂变期、转折期、矛盾的积累期和改革的重新出发期。但是,2018年作为中国的转折期有深刻的意义,我想对此进行阐释。

刘元春教授报告中的结论是,了“L型企稳论”和“新周期论”存在着误判。我不是L型触底论第一个提出者,同样也是倡导者。我们的理由很简单,经过了2015年经济结构改革,目前GDP连续12个季度维持在6.7%-6.9%之间,更重要的是,微观经济在不断夯实。PPI转正预示着过剩产能出清,销售数据在增长,杠杆有所稳定,更重要的是,2016年下半年企业利润大幅度增长,资本在增长。在宏观经济稳定的情况下、在去杠杆的情况下,金融应该防风险,而防风险的核心是去影子银行。对于影子银行而言,出了资产负债表但是没有彻底出资产负债表业务,这属于非标准资产,导致社会融资结构中的贷款上升。标准资产应该透明化,应该是债务与资产一一对应,从而去嵌套。

报告当中讲到,宏观经济出现了强监管趋势。这个逻辑是自洽的,政策是顺理成章的,当年认为L型经济触底应该采取经济政策,但是现在看来L型还未触底。过去在讨论时曾提到一个预示,即经济全球化。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明显加速,世界上多数国家都采取了相似的经济体制,结构性问题开始消失,经济的增长动力机制逐渐趋同。传统的惯性思维总认为“世界是平的”,用哲学语言表达就是历史终极,这是一个一维增长过程。在这样的全球化模式下,经济增长很快,贸易增长更快,金融增长比贸易增长和经济增长更快,所以经济增长首先是金融业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经济格外加速。中国用劳动力带动了本国经济增长的快速发展,中国成为了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同时,由于加入全球化,既有结构性问题,也出现了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同时叠加。但是,结构性问题可以解决。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中国拥有在联合国标准下的所有产业,从传统的农产品、到手工编织品、再到高新技术产品都在出口,全球化能够持续,该风险也可以调整过来。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世界经济表现不如从前,但是全球化的趋势没有变动。全球总需求下降,由于中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所以中国的产能过剩是必然的

中国一方面在捍卫全球化,另一方面也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是在今年,我们发现,全球化已经不是之前所理解的全球化了,我们所处的世界和过去所理解的世界不是一个世界。全球化正在发生变化,有人说是“去全球化”。过去理解的全球化是基于一个GDP增长、经济增长路径上的全球化,现在的全球化可能是基于分配更加公平的全球化。比如英国的脱欧、特朗普的成功当选。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已经变成了现实的安排,而非问题的讨论。特朗普为什么当选?因为在过去几十年内,美国工人的工资收入没有明显改善,而且失业不断增加。所以美国职责中国偷走了产业就业机会,虽然这是自由贸易下产业转移的结果,但它是不公平的。所以特朗普推出了几项政策,第一是反对移民,第二是美国再工业化,第三是国际秩序要公平贸易,但首先要对美国公平。这种冲突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初现,当人们在过去的思维框架下无法充分理解时,信心就出现了问题,预期就会产生紊乱,这时候经济可能进入新的状态。要充分理解这种变化,就要考虑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业和第一大消费体,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就是重要的背景,与过去讨论的背景相比,这个新背景就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国际地位上的作用。

换言之,我的个人看法是,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已经不再是中国问题,而是全球性问题。这种新型全球化跟我们的努力方向也契合的。方才刘伟校长回顾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我本人几乎经历了全过程。过去评价改革开放总是从增长的角度进行讨论,但是现在也应重视另外一个角度: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是中国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故事。中国的扶贫标准是2300人民币(人均纯收入/年),也就是每日每人一美元。以前中国农民人均收入117人民币,还有2.5亿的人口不到100人民币。四十年来,中国已有3亿人口成功进入中高收入阶层,还有剩余的9亿人口在紧紧跟随。如果未来中国精准扶贫能够成功,那么中国就会告别贫困。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中国今年零售商品总额可能是世界第一。所以,我们要明确的是,如何支持中国居民可持续增长成为下一轮改革开放的核心命题

从这个角度观察,就不得不提及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比如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的收入来自城市,之后他们会把钱拿回农村盖房子,但是他们住不了,还要继续回到城市打工。这种现象就是,有了财产但是没有财产收入,而且财产不值钱。如果农民工把消费转移到城镇里,就会刺激需求。但是农民工的市民化改革不仅仅是经济体制问题,而是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和生态体制问题,五位一体。中国如果进入大改革时期,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期,尤其要保持居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因此中国的增长潜力依然存在。中国的城市化率不到60%,户籍人口不到40%,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才意味着完成城市化,所以我们依然有空间,依然有潜力。如果把潜力释放出来,那么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就可以实现。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也并非十分严重。以钢铁工业为例,中国人均钢铁量占有量只有4.6吨,欧美的标准是16-17吨,如果要赶上发达国家一半的水平,中国现有的产能和产量维持十年也没有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下一步的政策安排就一定要把需求问题和供给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发生深刻变化、中美贸易冲突的背景下,扩大内需变得极为重要。但是扩大内需不是靠大水漫灌和投资支持能实现,而是要通过改革,建立起中国居民收入可持续的机制,使得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当中国真正实现扩大内需,巨大的市场被全世界所共享,那将是对世界经济发展最大的贡献。

最后一句话,这个报告叫“改革开放新征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我只想说一句话“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谢谢!

本文系嘉宾11月2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年度报告发布会上的主题发言,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核。

编辑:孙巧铃

资料来源:人大国发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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