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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观察 | 基辛格:中美关系的合适标签是“共进关系”【走出去智库】

原标题:中美观察 | 基辛格:中美关系的合适标签是“共进关系”【走出去智库】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12月5日报道称,加拿大已逮捕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这发生在GO峰会两国元首会晤后,中美经贸关系缓和之际,引发了世人的哗然及担忧。

走出去智库(CGGT)观察到,美国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两份重磅级报告近一年来,中美关系成为了当前世界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中美建交近40年,可谓一波三折,从最初“准同盟”性质的关系,逐渐走向正常的国家间关系。如今,中美关系出现新的转折点已是事实,正进入“新阶段”。

如何认识当前“新阶段”复杂的中美关系?今天,走出去智库(CGGT)刊发基辛格的分析文章,供关注中美关系的读者参阅。

要点

1、认为中美注定迎头相撞的观点是,太平洋两岸的两国像两个相互竞争的集团一样对待对方。但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条通向灾难的道路。

2、对“二战”后重建世界秩序的这代人来说,其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提出了大西洋共同体的概念。

3、共同的区域政治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中国对美国执行对华遏制政策的担心。

4、亚洲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美国的远见,以及两国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对方的地区历史角色。

正文

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是“共同进化”,而不是“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

为了两国人民,为了全球福祉,美国和中国应该作此尝试。任何一方都很庞大,不可能任由对方支配。因此,在战争或冷战式冲突中,双方都没有能力确保获胜。它们需要自问这些在《克劳备忘录》时期显然没有正式提出的问题:冲突将把我们带向哪里?当年也许正是由于各方缺乏远见才把均衡变成一种机械程序,而没有考虑到万一稍有不慎,庞大的机器失去控制迎头相撞会把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如果把国际体系带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领导人知道“一战”结束时世界的模样,难道他们不会望而却步吗?

这样的共同进化必须处理好三个层面的关系。第一个层面涉及大国正常交往中出现的问题——30年前形成的磋商机制被证明大体能解决这一问题。通过磋商,双方都很专业地维护了共同利益,如贸易关系和具体问题的外交合作。当危机出现时,一般都通过讨论来解决。

第二个层面是尝试把对常态性危机的讨论提升为更全面的框架,消除紧张状态背后的原因。在东北亚整体概念中处理朝鲜问题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谈判各方无能为力,朝鲜得以保持核能力,那么事态就到了危急关头,整个东北亚和中东地区的核武器扩散将成为可能。在共同认可的东北亚和平秩序之下,继续采取措施处理朝鲜核扩散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到了呢?

更为重要的远见卓识是把世界推向第三个层面,一战浩劫前各国领导人从未达到的层面。

认为中美注定迎头相撞的观点是,太平洋两岸的两国像两个相互竞争的集团一样对待对方。但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条通向灾难的道路。

在当今世界形势下,战略紧张的一个方面是中国人担心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同样,美国人担心中国试图把美国赶出亚洲。太平洋共同体概念能够缓解双方的担心。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属于这个地区,都参与这个地区的和平发展,这将使美国和中国成为共同事业的组成部分。共同目标以及对共同目标的阐释将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战略焦虑。日本、印尼、越南、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其他主要国家因而也将能够参与这一体系的建设。这将被视为一个各国联合的体系,而不是一个划分为“中国”集团与“美国”集团的两极体系。只有有关国家的领导人高度重视,尤其是坚信这一体系,努力构建这一体系才有意义。

对“二战”后重建世界秩序的这代人来说,其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提出了大西洋共同体的概念。能否有一个类似的概念,可以消除或者说至少缓和美中两国之间可能会出现的紧张态势?这就反映出一个事实,即美国在亚洲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而许多亚洲国家也需要美国。与此相呼应的是,中国也同样渴望在全球发挥作用。

共同的区域政治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中国对美国执行对华遏制政策的担心。了解人们所说的“遏制”是什么意思,这一点十分重要。印度、日本、越南、俄罗斯等拥有大量资源的国家与中国接壤或相邻,它们所代表的现实不是美国政策造成的。中国有史以来一直与它们相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拒绝遏制中国的主张,就是拒绝由美国在反华基础上牵头建立一个战略集团。而在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过程中,中美彼此之间以及和其他参加国将拥有建设性关系,而不是敌对集团的成员。

亚洲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美国的远见,以及两国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对方的地区历史角色。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中国行为的依据是其独特性,它通过文化渗透而非传教狂热来扩大影响。

对这两个代表不同版本例外主义的社会来说,合作之路必定复杂。一时的感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培养一种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仍能持续的行为模式的能力。太平洋两边的领导人有义务建立共同协商、相互尊重的传统,这样对他们的继任者来说,共同建设世界秩序将成为并行不悖的国家抱负。

当中美两国40年前第一次恢复关系时,当时领导人的最大贡献是愿意超越眼前的问题而放眼未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因为长期相互孤立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短期的日常问题。这使一代人之前的领导人能够不惧压力、谋划未来,为一个当时难以想象但没有中美合作便无法实现的世界打下基础。

为了理解和平的本质,我自从半个世纪前攻读研究生时,就研究国际秩序的建构和运作。基于这些研究,我知道,即便对于双方最有善意、最高瞻远瞩的领导人来说,文化、历史和战略认知上的差异也将形成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如果历史只是机械地重复过去,以往的任何转变都不可能发生。每个伟大成就在成为现实之前都是一种远见。在这种意义上,它产生于勇于担当,而不是听天由命。

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在其著作《论永久和平》中指出,永久和平最终将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降临这个世界:或者由于人类的洞察力,或者因为在巨大的冲突和灾难面前,除了永久和平人类别无他择。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的十字路口。

当年周恩来总理和我就宣布我秘密访华的公报达成一致时曾说:“这将震撼世界。”40年后,倘若美国和中国能够同心协力建设世界,而不是震撼世界,那将是何等大的成就啊!

来源:摘自《论中国》一书

走出去智库CGGT专家资源

1

全球宏观经济学家

Adrian Cooper|CEO and Chief Economist

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经济学家

Adrian Cooper(阿德里安•库珀) 现任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经济学家,主要负责监督所有牛津经济学院的全球经济预测分析和咨询项目,带领并管理全球20个办事处的200名经济分析师团队。 Adrian负责领导牛津经济学院的咨询项目,其中包括了欧洲,美国,非洲和亚洲政府部门的政策咨询,行业预测和分析,投资建议等等。 在亚洲Adrian也会为领先的企业和政府机构就全球和地区宏观经济发展提供咨询建议。

Louis Kuijs|Head of Asia Economics

Oxford Economics

牛津经济研究院亚太区经济研究主管

Louis Kuijs (高路易) 现任牛津经济研究院亚洲区经济研究主管,常驻香港。主要负责亚洲地区宏观经济研究与预测,带领并管理区内的经济研究团队。加入牛津经济研究院之前,Louis曾在多家公营和私营金融机构担任要职,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并曾在苏格兰皇家银行驻香港大中华区出任首席经济学家。在供职於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期间,他创立并主写中国经济季度报告,广受好评。Louis还在世界银行有关“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工作专案中担任主要负责人。Kuijs先生是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专家,他定期为各大国际媒体,包括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彭博社,CNBC供稿。

2

赴美投资并购产业专家

郑江家

走出去智库投资合伙人

北京时间河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长期专注于智能制造领域,积极探索国外先进技术与中国转型升级的结合模式。国内某上市公司原总裁,熟悉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擅长国际化布局和国际业务开拓。

3

赴美投资并购及贸易问题专家

▲ 吕立山(Robert Lewis)

走出去智库首席专家

中伦律师事务所高级国际顾问

国务院国资委外国法律专家顾问

主要执业领域为跨境公司和商业交易法律事务,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公司并购、项目融资、电信、高科技交易和战略伙伴安排等业务领域有丰富的经验。

吕立山律师的代表业绩包括但不限于如下:

-为中国大型承包商拟在拉丁美洲投资的水电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著名中国国家石油公司的子公司,一家地质勘察公司,就其拟收购一家在全世界25个国家有经营机构的某外国石油服务技术公司提供法律服务;

-为数家中国公司在罗马尼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投资新能源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著名的中国矿业贸易公司,就其收购美国铝冶炼厂以及投标牙买加铝土矿和冶炼经营机构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著名的中国铝冶炼厂,就其拟在印度某铝土矿合营公司进行投资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著名中国电力投资公司,就其拟于俄罗斯政府拥有的电力投资公司进行合营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著名中国石油公司,就美国、欧盟和联合国对伊朗制裁过程中牵涉到的该公司在伊朗的投资经营事务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著名中国家电和电子产品制造商,就其在欧洲的投资项目和交易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著名中国家电制造商,就其在美国的产品召回提供法律服务;

-代理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就其在印度的投资结构提供法律服务。

4

贸易救济法专家

蒲凌尘

走出去智库(CGGT)特邀专家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讲座教授

蒲凌尘,走出去智库(CGGT)特邀专家,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讲座教授。在业内被称为“中国反倾销第一律师”。在世贸法律、反倾销法、保障措施法、反补贴法、海关法、普惠制、竞争法、投资法领域具有突出的专业能力。曾被商务部聘为“WTO多哈回合反倾销反补贴规则谈判技术顾问小组”顾问。曾任北京律师协会WTO与反倾销专业委员会主任,比利时鲁汶大学法学院、比利时安特卫普政法学院、武汉大学WTO学院客座教授。

在近30年的法律实践中,承办逾百起案件。在WTO争端案件中,代理中国政府参与多起WTO争端解决案(中国诉欧盟皮鞋案,中国诉欧盟禽肉案;参与越南诉美国暖水虾案,阿根廷诉美国动植物措施案,印尼古巴诉澳大利亚烟草平装案,阿根廷诉欧盟生物柴油案);在应诉反补贴调查案件中,代理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诉欧盟、美国、加拿大、埃及、南非等调查;在贸易救济案件中,代理企业和行业协会应诉行业损害调查,以及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以及各类的复审调查程序,涉及欧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土耳其、印尼、越南、马来西亚、俄白哈、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法院诉讼案件中,协助代理中国企业上诉欧盟一审法院、高等法院,并获得了数案胜诉。

承办多起商务部的研究课题,发表《世贸DSB专家组就倾销幅度“归零”做出的裁定对欧盟和其他国家的反倾销立法和实践的影响》 、《中国企业应诉欧盟反倾销市场经济地位的“误区”》、《中国企业如何应诉反倾销调查》 等专业文章,代表作《应诉欧共体反倾销律师业务》(40万字)得到学院、律师界的好评。

近年所获荣誉:

WWL Thought leaders 2018贸易法领域唯一一名中国律师;

2018国际知名法律评级机构《法律500强》WTO/国际贸易领域领先律师;

WWL Tade and Customs2017 领袖律师;

2016年度《名人录》最佳“思想领袖律师”亚太地区入选3名律师之一;

连续六年被钱伯斯评为第一等级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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