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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产战马的山东,从秦汉到晚清为何老出响马贼?

原标题:不产战马的山东,从秦汉到晚清为何老出响马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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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众号冷兵器研究所(ID:LBQYJS)授权转载

编者按:对传统小说与评书有所了解的朋友,肯定听过一个词——响马。他们是山东独有的一种马贼,在实施抢劫前,往往先射出一支响箭,故名响马。诸如《说唐》《隋唐演义》中,程咬金劫王纲,抢了靠山王杨林的钱物,就是山东响马的经典抢劫方式。但奇怪的是,山东并不是产马地,为什么盛产马贼呢?

山东多盗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现象。该地虽然作为孔孟之乡,也不是传统产马地,却持续数千年一直盛产盗贼。自秦汉直到晚清,马贼的记录一直不绝于史。综合考察山东的人文地理和政治经济、历史传统不难看出,山东盛产盗匪特别是响马贼,是多种原因综合发挥作用的结果。

一是山河交错的复杂地形利于造反

山东省丘陵极多,特别是鲁中,丘陵密布连绵不断。胶东半岛次之,鲁西最少,以平原居多。这种地形,极易土匪和强盗往来。山东丘陵地区的海拔平均在500-600m,所以孔子登上1500多米高的泰山,顿时发出“小天下”的慨叹。

山东丘陵的等高线非常稀疏,虽然山势连绵,但山与山之间交通孔道非常多。官军若是以大部队追捕,盗贼船小好掉头,能够迅速利用低矮丘陵四散躲避。毕竟山头都不高,翻越一个五六百米的山头也就在40-50分钟之间。如果骑马,山路不陡,更能迅速逃跑。以章丘、莱芜交界处的锦阳关为例,该关虽然号称齐郡南境锁钥,细察其地,锦阳关山体坡度不到20°,山脊线平缓,山谷宽可行马。如果从山侧越关,人甚至可以骑马行进。

隋末齐郡章丘群盗王薄、孟让等,他们最初盘踞起事的长白山(非东北长白山)就是典型的低矮丘陵。该长白山在今山东滨州与济南交界一带,西距古齐郡(今济南)仅一百二十余里。王薄率义军屡屡袭扰齐郡、章丘等城,官军剿捕数次战败。个中原因就是,义军起事之初人数不多,能胜则战,不胜则退,散入丘陵山区,大部队追捕极难。即使化整为零追上了,又无形中削减了数量优势,剿杀很难取得胜绩。

这种情况,决定了山东盗贼在交通方式上更多依赖马,以提高机动速度。马越多,名声越大,留给官方和民间的印象就越深。故而山东马虽然不多,但一旦被盗贼搜罗到马并发展成马队,极易造成响马横行的假象。

鲁西和西南地形又有不同。鲁西南属黄淮平原地貌,黄河自鲁西南进入山东,古黄河经常改道或决口,据统计自1855-1938年,黄河在山东境内行水83年,其中57年决口378次。近现代情况如此,古代气候条件与近代并无多大差异,治黄技术更是不如,决口势必更多。再加上古时鲁西湖、泽甚多,隋唐之前,黄河下游的一个巨大湖泊,隋唐以前,这个大湖南北三百余里,东西一百余里,从现在的巨野县城向北一直到现在的梁山县北。五代以后,由于黄河屡次决口冲击,湖面被淤积,由南向北逐渐干涸,现在的巨野、郓城、嘉祥及梁山南部,淤积成了平地,北部则成了梁山泊。

《水浒传》描述的梁山聚义虽然有很多想象成分,但确实也反映出,河网交错、湖泊密布,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盗贼窜伏来往。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时鲁西区域的盗贼极多,997年有鄄城、单州(单县)、金乡、巨野之盗,1017年有齐(济南)、郓城盗贼出没,1043年京东(今豫东、鲁西南一带)贼处处蜂起。几乎每过二三十年,就会有强盗出没。这种频率,也是没谁了。

二是糟糕的地区灾荒

山东之盗,总体上胶东较少,鲁中和鲁西较多。同省而有如此差异,大概受气候和农业条件影响。山东中西部是传统农业区,洪水、涝渍和干旱灾害都很频繁和严重。据近世比较靠谱的统计,清代268年中,山东出现旱灾233年次,涝灾245年次,黄运洪灾127年次,潮灾45年次。按清代建制全省107州县统计,共出现旱灾3555县次,涝灾3660县次,黄运洪灾1788县次,潮灾118县次,全部水旱灾害达9121县次之多,平均每年受灾34县,占全省县数的31.8%。

更要命的是鲁西南是传统的人口密集区,以鲁西荷泽市为例,现在下属7个县有4个人口都过百万(单县106万、巨野101万、曹县167万、郓城122万),即使人口低于百万的,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也都在700-800之间。而据统计数字,城镇区域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1000人,上述诸县都是农村地区,可见人口之多。不光现代,古代也是如此,隋时曹县县均人口在1.5万户,彼时河南山东县均户数在1万以上的都是大邑,淮河以南县八千户的都算多的,丹阳(今南京)一带县均只有5000多。

黄河入鲁第一站曹县(隋末义军猛将单雄信、唐末造反总Boss黄巢的家乡)几乎是受灾专业户,每逢大灾,便要出现大规模饥荒。当地流传过一段顺口溜:“一年决,二年荒,三年四年吃不上。”频繁决口导致黄泛区农民无法生活,要么流浪他乡,要么群起为盗。由于鲁西南、鲁西北地区处在多省交界处,官府的控制力较弱。山东官府追剿,要么逃入河南、江苏,要么避入河北。彼处来剿,再窜回山东,所以成了久治不愈之疾。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有位官员总结过,山东“盗贼之起于郓巨,盛于菏曹,南扰归德,东走丰沛,而东北蔓于兖沂、泰安诸属”。各省边境的盗贼也往往互相勾结,难于扑灭,以致鲁西多盗浸淫成俗。

而来往于多省之间,无疑要借助马力。形势之需,迫使山东盗不得不到处购买抢掠马匹,以作流窜之用。据《清实录山东史料选》记载:“其余如沂州属之幅匪、武定属之枭匪及土匪、骑马贼,随地皆有。”马贼来去如风,极难追捕,一来二去,各处盗匪竞效仿,响马之名,也渐渐闹了出来。

三是强悍爽质的民风社情

但同样是农业大省,同样灾荒频仍,河北河南就没有山东类似的情况。看来山东多盗,与本地文化传统也有关系。

强盗界的祖师爷盗跖就是山东人。山东是墨家思想的发源地,墨子思想中的“万事莫贵于义”,而盗文化最重一个义字。墨家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他们“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后世墨家思想虽然衰微,但其中一些精神无疑为齐鲁之人重义犯禁提供了思想渊薮。到了宋元以后,《水浒传》的广泛传播,更是为山东盗文化增添了决定性的一笔。重义轻利、替天行道、以武交友等风气逐渐成为山东独有的地域标志。

同时,尚武习气也助长了盗文化的盛行。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就以“隆技击”著称。《荀子·议兵》载:“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载:“齐人甚好毂击,相犯以为乐,禁之不止。”在千百年的文化传承中,尚武好斗、仁侠犯禁,无疑是强盗屡出的直接支撑。北宋王禹偁所撰之文《济州龙泉寺修三门记》也称山东巨野:“民俗犷戾,揭竿啸聚,率以为常。”

晚清时山东曹县盗匪如麻,时任山东巡抚杨士骧实在逼得没招儿,无奈想出了“将曹州贫民移往黑龙江一带开垦荒田。业已商准,袁宫保(袁世凯)拨款照办矣”。当然,话说回来,虽然山东盗多成习,但并不代表山东人民天生就爱当强盗。之所以老是出响马,主要原因还是天灾人祸交加,逼得人们吃不上饭,这才相聚为盗干没本儿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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