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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仲裁法院在欧洲人权法院的“胜利”: 体育仲裁法院序幕的尾声(下)

原标题:体育仲裁法院在欧洲人权法院的“胜利”: 体育仲裁法院序幕的尾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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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相博达、胡乐文、张子婧(湖南科技大学法硕研究生)

校译:李倩(湖南科技大学法管学院讲师)

(接上文)

(二)对CAS独立性的主要异议

该判决的结论以及核心部分涉及欧洲人权法院关于CAS独立性以及公正性的裁定。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6§1条规定,一个案件必须由一个独立和公正的法院来审理。至少在我看来,CAS是否应该被视为这样的机构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但法院作出了不同的裁决。该判决受到提出异议的两位法官的强烈反对(其中有一位颇具讽刺意味的瑞士法官)。首先我将提出法院判决的关键内容,然后将就法院判决意见提出我自己的批判。我认为穆图案和佩希施泰因案最重要的问题与裁决员个人的独立性与公正性无关,而关乎CAS是否在架构上独立于SGBs,因此我只讨论后者。

法院的核心观点在§§151-158,并仅仅涉及佩希斯泰因案的部分裁决,因为只有她对CAS架构的独立性提出了异议。首先,法院认为CAS对奥林匹克运动的财政依赖并不成问题,因为与此相似的是,国内法院也依赖于国家的财政支持(§151)。法院还认为,在2009年审理佩希斯泰因案后,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ICAS)任命了五分之一的关心运动员利益的仲裁员,但ICAS自身主要是由隶属于SGBs的个人组成,因此会更倾向于不利于运动员的程序(§154)。而且法院强调,仲裁员四年更新一次,没有任期上的限制,根据《体育仲裁规则》R35条规定,ICAS有权以简易启动的程序来撤销某位仲裁员的职位。然而,法院认为,佩希施泰因并没有及时提供准确的证据来质疑CAS名单上300名仲裁员中任意一位的独立性与公正性(§157)。在判决的关键部分,法院承认,虽然“已经确认在CAS的纠纷框架下,该组织偏向于运动员利益,并对仲裁员的提名机制具有实质上的影响力,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正是基于这一影响,仲裁员名单就主要是由那些被认为在个体上,客观上或主观上并未独立或中立于组织的仲裁员组成。”(§157)因此,法院裁定没有理由偏离瑞士联邦法院关于CAS独立性的判断。

我认为,法院在这一点是正确的。SGBs对CAS的资助本身并没有威胁到CAS的独立性,实际上还应当被作为一种合理的对体育正义的准公益资助方式受到欢迎。但是,只有当CAS和ICAS的管理完全独立于这些机构,且这些机构及其决定接受CAS的监督和审查的情况下,上述说法才能成立。相当矛盾的是,法院承认SGBs对CAS的影响力,这在佩希施泰因案的审理中得到了证明,现在也很明显(ICAS的20个成员中,SGBs提名了12个人,ICAS是由国际奥委会副主席领导),但并不能认为这就足以质疑CAS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了。对于专注于程序正义的法院来说这是一个奇怪的结论(类似的困惑参见§§7-10的异议)。ICAS不仅对任命谁为CAS仲裁员具有控制权,还可以决定谁将主持CAS的上诉分庭和普通仲裁分庭,以及谁将被被任命为CAS的秘书长。所有这些都是在ICAS的会议完全不公开的情况下发生,因此对于任命X而非Y的理由毫无透明度可言。仅此一项就足以促使欧洲人权法院密切关注SGBs对ICAS进而对CAS的控制的披露问题。而且,同时也是我认为可以否认CAS独立于SBGs的主要论据是,即使我们接受法院的观点,同意运动员能够在名单上找到一位没有偏见的CAS仲裁员, 但在上诉案件中, 首席仲裁员也将最终由上诉分庭的庭长来提名。托马斯·巴赫,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在1994年到2003年曾担任上诉分庭庭长,此后由瑞士反兴奋剂机构主席、瑞士滑雪法律委员会主席科琳尼·施米德豪泽接替了他的职位。尽管常有人认为,如果当事人就首席仲裁员达成合意,该庭的庭长就会批准他们的选择(§127),但问题是一方(SBGs)将会利用强势地位将其选定的首席仲裁员强加于另一方(运动员)。事实上,在上诉分庭庭长最终决定权的阴影下, SBGs会讨价还价, 无论是过去的托马斯·巴赫还是现在的科林恩·施密德豪泽,显然都会偏袒他们的同行。这种简单的制度设置也正是SGBs控制CAS的症结所在,虽容易改革,却依然如故。法院简单地忽略了佩希施泰因律师提出(§124)的这一主张(如2016年的BGH案件,试图启动对判决的修正程序)。这样一来,法院决定支持一个与其自身关于法庭独立性和公正性的法理相左的原则,判决的异议意见有力地概括了这一点。或许,法院认为自己已经做的足够多了,它不想破坏CAS将来的稳定,但它肯定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即向全世界成千上万的运动员提供一个更公平的司法程序。

结论:CAS序幕尾声

几年前,在慕尼黑高等地方法院关于佩希施泰因一案的评论中,我很好奇这个案件是CAS辞旧的开始,还是(更乐观地说)迎新的结束。如果是后者,CAS将随着这个判决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幸的是,这个新时代被德国联邦最高法院(BGH)的超现实主义判决所推迟,在我看来,欧洲人权法院部分更正了这一判决。从这个判决开始,CAS将不能再声称它是一个基于当事人自愿而合法化的仲裁法庭。欧洲人权法院已经永远地打破了这一臆断。然而,它并没有明确另一个基础来取而代之。事实上,CAS并不是国内法或国际条约的产物。相反,它仅仅是国际权力和全球体育治理必要性的产物。欧洲人权法院认可CAS的价值和存在的合理性,也认为应该对其加以驯化。这就是该判决的意义,即CAS应当遵守《欧洲人权公约》6§1条所载的程序正义的要求(必须像欧洲任何一个国内法院一样)。换句话说,CAS将不再像以前一样,因为它必须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庭。当然,欧洲人权法院否认了CAS欠缺独立性,这违反了其良好的初衷。但是,这个责任将留给卡尔斯鲁厄的德国法官,或者欧洲人权法院的大法庭,因为如你所期待的那样,佩希施泰因决定提起上诉。就这一点而言,激烈争辩中的异见将是对CAS现有制度架构的致命一击的有力基础。

总的来说,这场官司看上去赢了,但CAS必将经历一场彻底的改变。新的CAS将会对公众开放(包括听证和裁决),如果它想抵御异见所提出的挑战,它就必须提高其相对于SGBs的独立性。更广泛地说,它必须确保其所有程序都严格遵守《欧洲人权公约》第6§1条关于欧洲人权法院不断完善的程序正义要求。CAS要么接受改变,要么等待敬业的律师们将其裁决提交欧洲的国内法院审理,这些国内法院在评判CAS程序是否遵守欧洲人权公约时,将不会再像以前那么胆怯。尽管如此,对于我这种认为CAS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机构的人来说,这个判决还是有很多值得庆祝之处。目前CAS作为一个独特的司法实体已经得到完全的认可。实际上,CAS最终会被正式认可为世界体育的最高法院,但权利越大,责任也越大…

[1]关于Duval和Antoine的辩论,您可以找到大量参考文献,而非本人名义!“ClaudiaPechstein与体育仲裁法庭的事后同意基础”(2017.2.20)。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与国际法研究所(MPIL)论文集第2017-01号。

(来源:阿瑟体育法中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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