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欣欣学校校长罗丹 给我们一些成长空间?

原标题:深圳市欣欣学校校长罗丹 给我们一些成长空间?

暑假到了,办学九年后第一次走出校门,携家人到北京旅游的罗丹仍不能平静,她找了个小网吧,在计算机上将自己的感受写下:“我,罗丹,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十几年来,用自己的汗水和心血,终于换来了从铁皮房到标准教学楼的巨变,托起了深圳3000名外来务工子女的蓝天,解决了100多名教职员工的再就业问题。针对教育单位,能否采取教育的手段,尤其像欣欣这样的弱势群体,不能给予支持扶助,能否给予一点同情和理解,给予一点逐步完善的机会,允许我们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6月22日,因为两个位置坐了三个孩子,欣欣学校的3辆校巴相继被扣留,几十个孩子当即被赶下车,罗丹再三请求,容自己把孩子们妥善安置后再接受处罚,终究不妥。最后,罗丹只好让大孩子拉着小孩子的手步行二十多分钟回家。

“最需要政府的理解和各界的支持。也许我现在还不够好,但我有这份心。我在努力。”这是从事教育二十六年的罗丹沉重的心声。

回忆起十二年从事流动人口子女学校的办学经历,罗丹掩饰不住激动,再一次的落泪。

1989年夏,在湖南做教师的罗丹来到深圳,曾选择过经商,后于1993年在仅有几间竹竿铁皮搭的棚屋里,办起了专门为流动人口子女上学的欣欣学校。

办学初期最难的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教学场所,总是要挪地方,用罗丹的话说就是要不停的“搬家”,至于搬多少次她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有一些经历让罗丹至今难忘,1995年卫生大检查,因为嫌铁皮房影响市容,部队、城管联合出动,看到挖土机向学校校舍开来,罗丹本想上去求情,刚迈出两步,房屋就倒了,孩子们哭做一团,眼睁睁地看着课桌椅、电视和还没来得及拿走的衣服被压在了碎石底下,罗丹一下子愣住了,含着眼泪,罗丹带着几十个孩子跑到市政府,“我承认我办的是不合法的学校,但我要求不高,只要你们给我两天至三天时间,让我给孩子们另换个地方上课也好啊!”当晚罗丹和她的家人只能铺上两张席子在草地上过夜。

有一天,罗丹再次接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通知,不够条件的棚屋学校要拆除,有户口和暂住证的孩子到附近公办学校读书,三无人员的子女回老家就读。于是,罗丹又带着孩子们钻进了“青纱帐。”

这样的经历已经太多太多,但有一点,罗丹坚持:“为了这些孩子,我现在特别能受苦,你说搬就搬,你说罚就罚。”

从商业的意义上说,罗丹承认自己可能选错了方向,但孩子们的今天和未来让罗丹难以割舍。“我知道这些孩子上学有多难,父母离乡出来打工,很少有时间管孩子,我们再不管,这些孩子的成长就成问题,长大后就会给社会带来负担甚至危害。”

为孩子们做事,罗丹无怨无悔。罗丹自我嘲讽:洗手间偶遇一靓女,突然看到自己,吓得尖叫着退缩。坎坷的十多年艰苦奋斗,罗丹用自己的青春使往昔的棚屋学校发展成为投资上千万元,教学楼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的标准化九年制完全学校。

在欣欣学校,罗丹的校长身份很多时候和母亲身份是混在一起的,很多时候,罗丹会早早地起床,站在学校门口,亲切的问候:“女儿,吃早餐了吗?”“儿子,怎么又穿拖鞋上学啦!让爸妈给买双布鞋。”

在欣欣学校,罗丹每学期都要主持开两次家长会,给家长们上课,引导和教育孩子的父母们,在工作之余多关心孩子,多照顾孩子。因为她知道这些孩子的父母文化水平多半不高,加上平时忙,对孩子的照顾是不够的。

“作为流动人口子女的校长,我和我的老师们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罗丹这样说。

2002年,深圳市政府、教育局传出资讯:鼓励公民个人为流动人员子女办学以作为公立学校的补充,外来子女就读的学校在教育部门的管理下不断规范成型。罗丹拿到了正式的办学执照,这种“青纱帐”里的游击生活看来有望结束,但现在的环境仍然让罗丹揪心的紧张。

编后

某种意义上,我国流动人口子女学校的发展史就是中国农民工进程的血泪史。城市化进程将在我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有识之士也一再说,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解决不好,将危机国家安全。尽管专家和有关政策都已经开出药方,即以流入地政府为主的解决对策。但问题是,在优质教育资源依然普遍短缺的今天,流入地政府有多大能力敞开公办学校的胸襟?即使流入地的公办学校接纳,目前传统公办学校办学体制的僵化也不能完全满足流动人口流动的需要。在诸多意义上,鼓励与扶持民间力量参与、支持民办学校发展都是一种值得探索的方向。而政府的态度又直接影响着民间力量的积极性与参与性。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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