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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时空】田广林 翟超 | 从多元到一体的转折:五帝三王时代的 早期“中国”认同

原标题:【边疆时空】田广林 翟超 | 从多元到一体的转折:五帝三王时代的 早期“中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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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广林

博士,辽宁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研究方向为红山文化、契丹辽史。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著有《中国东北西辽河地区的文明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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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超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博士。

摘要:五帝三王时代,跨越中国考古学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和历史学的夏、商、西周三代。“中国”一语是商代分布于商朝周边的方国、诸族认同中原王朝的产物,其核心义项是地域上所处区位居中、兼有天下的王朝大国。早期的中国认同,肇源于遥远的史前时代,经历了由多元并存到趋于一体的十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与中华国家的发展互为表里,相辅而行,并伴随着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发展演化而同步递进,应时升级。

关键词:多元一体 五帝三王 “中国”认同 国家形态

本文所及的五帝三王时代,上起传说史料中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时期,下讫西周“共和行政”之前周王真正拥有“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权威之际,其绝对年代约当距今5000年以里的新石器时代末期至距今约2800年前的西周晚期,跨越中国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和历史学的夏、商、西周三代。

“认同”一语,作为学术研究的基本概念,原本是一个传统的哲学认识论范畴,意指对自我身份和自我根源的追问。后来被移植到心理学研究领域,并被表述为认知主体(自我)在与其他个人或群体的比较中所形成的自我认知和自我界定意识;同时还包括在与比自己地位高、成就高的个人或群体交往中所产生的心理归属和趋同现象。从这种意义上说,认同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个体的自我体认,同时也是群体的、社会的认知范畴。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发展,认同概念遂被引入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领域,由此相应地产生了文化认同、社会认同和国家认同等认同类型概念和理论模式。

从本质上说来,人类社会的任何现象都是在特定的时间背景下和空间范围内发生和演绎的历史现象。时下学术界高度关注的“中国”认同,自然也不能例外。一部中华文明开化史,同时就是历史上中国各族先民对中华文化、中华国家逐步认同的历史。本文拟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在考证“中国”一语最早出现的根本机制及其含义的基础上,重点就中国国家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之际所表现出的由多元并存到趋于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以及国家形态由部族方国到广域王国的“中国”认同问题进行讨论。

一、“中国”概念溯源: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产物

早在西周初年,“中国”一词即已被正式著录。出土的金文材料见于成王在位之际所铸何尊上的铭文:“惟王初□,宅于成周。......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民。’”传世文献见于成王执政期间的作品——《尚书·周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在这两条西周早期史料所披露的历史信息中,有两个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一是“中国”称谓最早出现的时间;二是“中国”一词具体含义里所包含的文化认同。

1.“中国”称谓最早出现的时间。“中国”的“中”字,在甲骨文中是“有旒之旆”的象形,其本义是带有飘饰、用以聚众的旗帜,后来引申为空间意义上的中央、文化或政治意义上的核心等意。“国”字的金文字形作“或”,从邑,从戈,意为执干戈以卫城邑。我们知道,西周初年,尚未进入系统使用文字记录史事的阶段,因此目前所能见到的早周文字资料数量十分有限。据考,西周的开国之君武王姬发伐纣建立西周之后,仅仅在位4年(约前1046—约前1043)即病故,继任者成王姬颂在位22年(约前1042—约前1021)。从商朝灭亡到成王去世,前后满打满算不过26年。但在成王之际出现的何尊铭文和传世早周文献《梓材》中,却都共同留有关于“中国”的明确记录,由此可见“中国”一词使用和流通概率之高。对于这种高概率现象的合理解释,只能是“中国”一语在当时的周人社会中是一个较为流行的习语。既然是流行的习语,就应该有一个较长时段的流行与传承过程,其流传的时间上限,自然不会止于周初,而应该是西周之前的商代。要而言之,尽管“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著录在西周初年,但这个概念出现的时间,至少可以上溯至商代。

2.“中国”一词的文化认同。商周之际,邦国(方国)和王朝并存。商王和周王都先后以秉赋天命的“天下共主”自居,具有协调环列四方诸国或诸邦的地位与权威。甲骨文中的“邑”字,字形从(wéi),从人,为带有围护设施的中心聚落的会意,与金文中的“或”(国)一样,均为可以用来表示国家概念的字汇。晚商之际,商人有称自己的国家为“大邑商”,“天邑商”,或“中商”,称周边方国为“东土” “西土”“南土” “北土”,的习惯。《尚书·周书·牧誓》载商亡之际,周人自称“西土之人”。根据甲骨文材料,周人自称的“西土之人”,在商代同时还是周人之外的其他族群对其之他称。又据《牧誓》,参加武王伐商的联军上层分子分别拥有“友邦冢(大)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等不同身份背景。这里传递出的历史信息至少包括3点:(1)当时周人所在的“西土”社会,早在商代就已进入国家文明时代。不过,相对于位处“天下之中”的“大邑商”而言,周人的部族国家只是僻在“西土”的“小邦周”,是众多商代方国的一员而已;(2)“中国”概念的产生,体现的是商代以周人为代表、环列在商朝周围,并受到商朝深刻影响的周边部族方国对位居“天下之中”的“大邑商”(商王朝)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3)邦国林立和王朝的出现,是“中国”一词产生的社会基础,而周边方国对位处“天下之中”的王朝大国的文化乃至政治认同,则是“中国”一词产生的根本机制。所以,“中国”一词乃是周边部族方国对中原王朝大国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产物。

关于“中国”一词最初的具体含义,在以往的研究中,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早期的“中国”,只是一个地理学、文化学概念,并不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实体含义。但综合分析相关史料,情况似乎并非如此。

据《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武王克商之后,“复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禄父,以和其民”,及武王死,管叔、蔡叔联合武庚禄父作乱,周公旦遂以成王命兴师,二次东征,“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康叔之国之际,周公旦担心其年少经验不足,“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因作《梓材》。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里的“复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是说武王伐纣后,尽管殷商王朝不存在了,但商朝原来所在的邦国经过改头换面,还以西周诸侯国的名义仍在存续。即使是周公二次东征后,“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也并不意味着商国的最后灭亡。《史记》卷35《管蔡世家》载:“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迁之,与车十乘,徒七十人从。而分殷余民为二:其一封微子启于宋,以续殷祀;其一封康叔为卫君,是为卫康叔。”关于这种历史现象的性质,按照明末清初学问家顾炎武的说法,属于“取天下而不取其国”,所谓:“武王伐商杀纣,而立其子武庚,宗庙不毁,社稷不迁,时殷未尝亡也。所以异乎囊日者,不朝诸侯,不有天下而已。......武王克商,天下大定,裂土奠国。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封武庚,降在侯国,而犹得守先人之故土。......武庚既畔,乃命微子启代殷,而必于宋焉,谓大火之祀,商人是因,弗迁其地也。是以知古圣王之征诛也,取天下而不取其国,诛其君,吊其民,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

顾炎武“取天下而不取其国”之说,是对商周历史发展实质做出的一次深层揭秘,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一词的具体含义以及早期的“中国”认同,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西周武王的伐商杀纣,使僻在西土的“小邦”周取代了商朝原有的“天下共主”的政治权威,并且同时使“大邑商”重新回落到普通邦国地位而等同于诸侯。武王伐纣使商人失去的是诸邦并存的“天下”,而其原有邦国并没有灭亡。所以,商朝的灭亡是商人所建王朝的消失,并不代表商人的最终亡国。武王伐纣之前的商人不唯有国,而是兼有“天下”,因称“中国”。武王伐商杀纣之后,既然武王取代商王而兼有天下,所以当初僻在“西土”的“小邦周”也因之与时俱进,得以称为“中国”。可见早期的“中国”之称,不仅是地域上所处区位居中,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兼有天下、协和诸邦。

在西周官方意识形态中,王者是上天派在人间的代表,因称天子,其职责是代天行政,但须秉承天意,以关爱的情怀教化和治理民众,所谓“以德配天”。一旦“失德”,则意味着失去了上天的庇护,就会为有德者取而代之。《尚书·牧誓》载,当年武王伐纣,兵临商都朝歌,在发起总攻前曾以“西土之人”统帅的身份,“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举行隆重的战前誓师动员大会:历数商纣“暴虐百姓”“奸轨商国”的无道、失德行径,称自已的伐商之举是“予发唯恭行天之罚”。既然在周人的观念中,武王伐纣之举是代行上天对于“失德”之商朝的惩罚,则灭商所获商朝遗民及其旧疆,自然也就被视为上天的安排或赐予,这便是《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云云的认识基础和理论根据。这里的“先王”,系指武王姬发。而皇天赋予他的“中国民”及其“疆土”,无疑是指原属商朝直接治下的民众及其旧有疆土。至于“中国”一词本身,则明白无误,指的是商王朝国家政权。由于武王自认为他的伐商之举是“恭行天之罚”,体现的是“皇天”选择他来代替商王作天子而君临“中国”的意志,那么,商朝既灭,武王从理论意义上领有了商朝原有的全部土地和民人,其身份从此由僻在“西土”的一隅之君变为兼有“中国”的天子,并视这一切为天意,是天命所归和“皇天既付”。

据《史记·周本纪》载,武王曾于商朝灭亡的第二天,整修故商设在朝歌的国家社坛和商王宫殿,举行隆重的祭天开国大典。司仪尹佚首先宣读策书祝文:“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随后武王即席宣布“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正式取代商王成为周朝天子。这应该就是其后数年出现的何尊铭文“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民’”之语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这里与“大邑商”相对应的“中国”一语,也同样可以理解为具有殷商王朝政权本身、商朝原属疆土和商朝原属居民这三重含义,其核心义项是所处区位居中、兼有天下的王朝大国,而不应该单纯地被理解为仅指以伊河、洛河流域为中心的一个地理学、文化学的概念。如此说来,商周之际的“中国”认同,就不是仅仅局限于文化层面、社会层面的认同,更重要的同时也还包含政治层面的国家认同。

二、历史认同大势:从多元并存到趋于一体

“中国”一语作为固定词组在商代的出现,本身就是分布于商朝周边的方国、诸族认同中原王朝的产物。而这种早期的“中国”认同,肇源于遥远的史前时代,经历了由多元并存到趋于一体的十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

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原生型文明一样,中国传统的早期国家也是根植于农业文明。早在距今约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以北的华北地区,都已经出现了栽培水稻和种植粟类作物的农业经济因素,同时也都普遍发明和使用陶器。中国南方的水田稻作农业区和北方的旱地粟作农业区从此萌芽,为日后中国特色的安土重居、温良恭俭、注重群体、质朴内敛的古代农业文明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到了距今约8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随着农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南北各地人群之间的双向交往与互动日渐频繁,各地、各支考古学文化之间在相互影响和彼此认同的基础上,初步显现出对后世历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意义的若干区域性史前文化族团。其中最重要者,由北到南约有3大史前文化区系:(1)北方的旱地粟作文化区,以磁山文化、兴隆洼文化为代表,位于华北北部、东北南部一带,以流行平底筒形罐为特色;(2)中部的粟稻混作文化区,以裴李岗文化为代表,位于黄河中游及淮河中上游一带,以流行壶、罐、钵为特色;(3)南方的水田稻作文化区,以彭头山文化、跨湖桥文化为代表,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以流行釜、盘、豆为特色。其中,北方的兴隆洼文化、南方的跨湖桥文化都属中国早期重要的玉文化遗存,尤其是作为红山文化前身的兴隆洼文化,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更形重要的奠基之功。古代中国之所以称为玉的国度,中华民族之所以称为龙的传人,均源于对此间出现的尚玉和崇龙传统的认同。而地域居中的裴李岗文化,由于长期受到南稻北粟双重文化的影响,因而表现出更为强劲的文化对外输出张力。有学者注意到,此间无论是南方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还是北方黄河以北的磁山文化,凡是临近裴李岗文化边缘的地区都开始出现较多的泥质素面的壶、钵等裴李岗文化因素,初步显现出古代中国南北方史前文化对中原文化的普遍认同。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此间显现出的这种古代中国南北方史前文化对中原文化的普遍认同,对于后世中国国家文明产生和形成之际的“中国”认同,具有根本性的奠基意义。

从距今约7000年起,中国历史进入考古学上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时代。此前各地古文化在相互接触、彼此碰撞、双向认同的复杂发展基础上初步显现出的由北到南、各具地方特色的3大区域性文化系统仍在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新的整合特点:(1)北方:随着仰韶文化的北向推进扩张,筒形罐文化因素逐步北渐并最终退出华北地区,形成以红山系列文化为代表的东北平底筒形罐文化系统;(2)中部:黄河中上游一带的仰韶文化、黄河下游一带的大汶口文化将其影响扩展到整个黄淮、华北地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壶、钵、罐、鼎文化系统;(3)南方:釜、盘、豆文化传统仍在以大溪文化、汤家岗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等古文化遗存中继续传承发展。

与新石器时代中期相比,这一时期中国南北各地古文化之间的文化认同,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有了明显的发展进步。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彩陶中的中原仰韶文化因素的客观存在,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江淮之间凌家滩文化、长江流域崧泽文化遗存中北方红山文化风格玉器的普遍发现,表明此间史前文化的双向影响和彼此认同,已经不限于区域性的文化系统内部,而是进而扩展到了南北各地区域性文化系统之间。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上述3大文化系统所代表的史前文化共同体的地域分布,与后世秦朝帝国的政治地理空间竟有着高度的契合,从中可以略约体察到中华古国由多元并存向一体过渡的整合轨迹。

距今约5000—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是中华国家文明的形成时期。最新的史前研究成果表明,夏朝并非中国最早出现的国家形态,早在夏朝建立之前,南方的良渚文化、中原的陶寺文化、北方的石峁遗址分别代表的龙山时代文化共同体,都已经先于夏朝进入初级文明社会。其中地处中原的陶寺文化,最具典型意义。

山西省襄汾县陶寺城址是一处具有王都规格的龙山时代古城遗址,经历了早期的小城和中期的大城两个发展阶段。其中早期城址占地面积约56万平方米,城内发现有占地约5万平方米的宫殿区,城外发现了具有“王级”规格的大贵族墓地;中期的大城占地面积约280万平方米,城内发现广达上万平方米的大型夯土礼仪性建筑基址,兼具祭祀功能的大型天文观象台类建筑遗迹以及“王级”规格的高级贵族墓地。出土的遗物包括数量丰富的玉器、铜器、鼍鼓、石磬、木器、漆器、彩绘陶器、成组陈列的俎刀等高档礼器。种种迹象表明,陶寺城址已经具备早期王都的聚落形态特征。有学者根据该城址的地望与古史传说中的尧舜活动中心区域相合,结合陶寺城址出土的天象观测建筑基址及漆木圭尺、陶寺晚期遗存发现的疑似“文”“尧”的朱书文字题记等考古材料,指出陶寺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对于指导人们走出尧舜禹传说时代,具有历史学意义。另有学者则直接把陶寺早期城址推定为尧都。《史记·五帝本纪》载,当尧之际“舜居妫......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传世文献所揭示的这种由村落而城镇,由城镇而王都的政治空间结构和社会演化图景,可以在陶寺文化考古材料中获得佐证。据报道,在陶寺城址周围1750平方公里范围内,环列分布着50余座规格较低、规模不等的陶寺文化早中期聚落遗址,与陶寺古城共同组成规模庞大的聚落群体。它所代表的社会政治共同体,应该可以理解为国家文明普遍形成之际,先于夏朝而出现于中原地区的早期“中国”。

史称夏朝前夕的尧舜禹时代,天下有“万邦”“万国”,呈现出一种邦国林立的政治局面。当时的尧、舜、禹,一方面都分属于自己所在邦国,所谓“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另一方面,又都具有“协和万邦”的地位和权威。《尚书·尧典》言帝尧的职责和政绩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所谓“平章百姓”,是指辨别邦国内部上层的身份等级,这里行使的是邦国之君的职责;而“协和万邦”,行使的则是邦国联盟长——“天下共主”的权力和职责。《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里的“万邦”“万国”,是对当时天下那些具有独立意义的社会共同体的概指,其中既有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文明阶段的政治实体,还应包括一些尚处于前国家状态的部落或部族组织在内。

有学者注意到:陶寺出土的陶豆酷似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同类器;陶罐形斝极具关中地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风格;玉琮源于长江下游良渚文化;鳄鱼皮制作的“鼉鼓”来自山东龙山文化;铃和齿轮形器等铜器则受到西北地区的影响。这种八方辐辏的历史文化认同景象,体现出的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明此间正在经历着由多元并存向一体过渡的重大历史转折。这种南北各地古文化彼此融合、相互认同的历史发展趋势,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夏商周王朝时代——已经是呼之欲出。

三、政治认同轨迹:从部族方国到广域王国

中国历史上的五帝三王时代,是中华国家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此间的早期“中国”认同,与中华国家的发展互为表里,相辅而行。伴随着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发展演化,早期的“中国”认同也同步递进,应时升级。

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最早出现,时下国内相关研究者一般都把搜寻目光聚焦在距今约5500—5000年之际的仰韶时代晚期。人们注意到,此间中国境内各主要古文化区都出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势头。其中辽西一带的红山文化晚期遗存(以牛河梁“坛庙冢”礼仪建筑群遗址为代表)、中原地区的庙底沟文化遗存(以北阳平大型聚落遗址和西坡高级贵族墓地为代表)、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以大汶口史前大贵族墓地和五莲丹土古城址为代表)、江淮地区的凌家滩文化(以凌家滩遗址群为代表)、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以良渚遗址群为代表)等,都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强势文化,分别从不同侧面显现出文明初始的曙光。学术界把这类分别出现在各地,且对后来的中国历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区域性强势文化所代表的文化共同体,称之曰“古国”“共识的中国”“最初的中国”或“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而把这种若干文化中心区域大体同时步入文明化历程、诸多古国互存并立的中国文明起源模式,形象地概括为“满天星斗”。

从宏观的社会管理和控制角度观察,可以把农业发生以来最近1万年间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前国家时期和国家时期两大阶段。在前国家时期的原始社会阶段,社会管控主要是通过宗教祭祀系统的社会功能运作来实现的,因此可以称之曰“神权时代”。国家出现后,管控社会的主要机制不再是神的权威而是政治作用,即主要是通过以王者为核心的王权运作,因此可以笼统地把国家文明时代称之曰“王权时代”。

苏秉琦把中国古代国家的发展过程概括为新石器晚期以来的古国,夏商周三代之际的方国和秦汉以后的帝国3个阶段。其中“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其基本时代特征是“诸多古国并立”,认为时空框架可以与以黄帝为代表的五帝时代前半段相对应, “红山文化,在距今五千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国阶段”。《史记·五帝本纪》载“诸侯咸尊轩辕(黄帝)为天子,......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这种保留在传说史料中的历史记忆,与考古学所揭示的仰韶时代晚期“诸多古国并立”的局面相互印证,若合符契,足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概念绝非虚语。

按照苏秉琦的说法,方国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形态,大约出现在距今4000年以前,“夏商周(王),都是方国之君”,方国的基本时代特征是神权、军权高度集中于一人,“是大国下的小国群体”。严文明鉴于商周之际最高统治者都称为王,因改“方国”之称为“王国”,以与秦汉以后国家最高管理者称“皇帝”的帝国阶段相对应。这样的考虑与处理意见,相形之下,更便于对相关考古学材料和历史文献学材料的综合分析与整合,因此更显合理而允当。关于方国之前的中国早期国家发展历史,严文明认为黄河流域龙山时代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与《史记·五帝本纪》所载五帝时代历史相合,“因为这时的国刚刚从部落社会中脱胎出来,还保留浓厚的部落社会的印记”,因此仍然沿用了古国的概念,来代表中国古代文明的黎明时期。毋庸讳言,相对于“王国”“帝国”,“古国”明显带有某种不确定因素。学术界之所以使用这种颇具模糊色彩的概念来指代当时的国家发展形态,主要原因是时至今日,由于缺乏直接的文字材料证据,人们仍然无法确知三代以前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具体称谓。2001年,张忠培又进而把公元前3000年前后和龙山时代的早期国家调整为方国时期,同时又说“或亦可称为古国时期”。

方国的概念,始见于殷墟出土的商朝晚期甲骨文材料,有“鬼方” “土方” “

方”等。除了诸方,商代的方国还包括列在外服系统的侯、伯之国。如周文王曾为商朝西伯,其所属邦国,即为立国于商朝西方的重要主国。这些方国,从地理上说,星散分布于商朝的周边,具有十分明显的地域性;从社会角度上说,有大有小,属于带有浓厚部族色彩的社会共同体;从文化上说,各自有着独立起源和发展的历史,总体文明发展水平逊于商朝;从政治上说,属于与商朝共存互立的政治共同体,于商朝时服时叛,保持相对独立地位。显而易见,使用“方国”概念来指代沿循“满天星斗”式的文明化路径而进入初级文明阶段的国家形态,无疑要优于“古国”。

要之,中国古代的国家形态,可以宏观上分为方国、王国、帝国三大发展阶段。本文论及的是前二者,即考古揭示的大体与“五帝时代”相对应的仰韶时代末期到龙山时代的方国时期和夏商周三代之际的王国时期。从社会文化认同角度观察,距今约5000年前后的仰韶时代末期,辽西、中原、黄河下游、江淮地区、长江下游等主要的文化中心区域出现的首批初级文明社会,都是在各区固有的考古学文化基础上平行发展、升华而来的政治共同体,带有鲜明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发展特征。也就是说,最早出现的方国,不存在跨考古学文化的政治共同体,各自都有自己的文化根系和族系传统,均属区域性的部族方国。

不过,虽曰“满天星斗”,平行发展,但并不意味着当时各方国之间就彼此隔绝。如最初仅流行于特定考古学文化遗存中的彩陶、玉器乃至玉钺和石钺等礼仪用器,此间普遍成为各地方国上流阶层表达等级、标识权力、维系权威、运行管理的通用道具,意味着各地在长期相互交往、彼此认同的基础上,社会文化、政治趋于一体历史发展苗头的初步显现。龙山时代,随着考古学揭示的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趋势的出现,立国于中原沃野一带的某些方国逐渐在多国林立的政局中,具有了影响全局、引领潮流的影响和权威。传世文献所谓唐尧“协和万邦”、虞舜“之中国践天子位” “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等说法的产生和流传,本身所代表的正是“万国”“万邦”对心目中“共识的中国”的文化上乃至政治上的认同。

夏商周之际,随着王权的出现和王朝的确立,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由局域性的部族方国发展进步到广域王国时代。所谓广域王国,是指在宗法分封的体制机制基础上,形成的王国与受封方国(诸侯国)两级政权并存的国家结构。在这种两级政权体系并存的国家结构中,“中天下而立”的王国凌驾于周边大小不等、等级不一的众多方国之上。王国本身所在的邦国称王畿,王畿与周边方国及相关部族所属疆域相加而号称天下。这个“天下”,便是本文指的广域王国。部族方国与广域王国的根本区别是:方国仅有其国,而王国则兼有“天下”,具有“天下共主”的地位与权威。商周之际,“中国”概念的出现,正是当时有天下的“王国”与无天下的“方国”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产物。而《诗经·小雅》“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语,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广域王国语境下政治学意义上的早期“中国”认同。

【注】文章刊登于《内蒙古社会科学 》(汉文版)2018年1月第1期

责编:齐云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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