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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时空】徐昭峰 | 商王朝东征与商夷关系

原标题:【边疆时空】徐昭峰 | 商王朝东征与商夷关系

徐昭峰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博士,博士生导师,校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夏商周考古学研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个人领队资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其他项目10余项,出版著作2部。

关键词:商王朝东征 夷族商化商夷对峙 夷族分化

商族与东夷族在商王仲丁东征以前一直处于交好状态。这种交好的状态可追溯至夏代。夏代特别是夏末,商汤为了伐夏,与东夷诸族建立起广泛的联盟。《左传·昭公四年》云:“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毫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有学者认为“景毫之会”是商汤利用夏王朝与东方关系破裂之际联合东方诸族所进行的一次会盟活动。“景毫之会”形成以商汤为首、包括商族和众多东方部族组成的灭夏联军,“南关外期”一类遗存便是该联军到达郑州后的遗留。考古资料还显示,夏末商夷两族在豫东杞县一带交错而居陉。商王朝建立后的早商时期,商夷之间的关系是融洽的,商夷联盟得以延续日。此种认识是基本符合实际情况的。一是文献没有早商时期商夷交恶的记载,二是考古资料显示商夷相处较为融洽。从考古发现来看,早商时期商文化独在东部与东夷族的岳石文化仍维持着夏末商初以豫东杞县一带为界的分布态势,而在北、西、南三面则持续扩张。

中商时期是商夷关系的一个转折时期。《竹书纪年》日:“仲丁即位,征于蓝夷”。《后汉书·东夷列传》也说:“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也就是自中商的仲丁开始直至商末的300余年时间里,东夷诸族对商王朝或服或叛,商夷之间的战争时断时续,就再也没有停止过。

关于商文化分期,邹衡先生较早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商文化发展序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先生们也提出了完整的商文化分期体系。本文无意讨论哪种分期更合理,只是早商、中商和晚商三个阶段的划分更易于行文表达,故笔者遵循《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关于商文化的分期成果。

商王朝东征东夷是整个商代的大事,意味着商王朝的基本国策发生了重大改变,对商代历史和商夷关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将对商王朝东征东夷及其相关背景、商王朝东征后的商夷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不当之处,祈望指正。

一、商王朝东征

(一)小双桥嗷都与仲丁东征

小双桥遗址位于郑州市西北。在该遗址发现后,陈旭先生率先探讨了遗址的年代、性质及其历史背景哺。他认为小双桥遗址就是瞰都遗址。原因有四:其一,小双桥遗址具有王都的内涵和规模;其二,小双桥遗址与嗷都地望基本相合;其三,小双桥遗址的文化年代与嗷都的年代相近;其四,小双桥遗址的文化内涵单纯,与嗷都的历史年代短也相吻合。随后的发掘证实了陈旭先生的判断,他据此进一步阐述了小双桥遗址的年代与性质。小双桥遗址的面积达144万平方米,发现有夯土建筑基址、祭祀坑、铸铜遗存以及青铜器、玉器、原始瓷器、象牙器、石磬和朱书陶文等,说明小双桥遗址完全具备都邑的条件和内涵。小双桥遗址商文化的年代属白家庄期,而郑州商城废弃于白家庄期,二者年代前后衔接,又有此兴彼废的关系,郑州商城是毫都,则小双桥遗址无疑是暾都。此外,小双桥遗址发现有大量的岳石文化因素,当是仲丁征蓝夷这一历史事件的反映。这些新的阐述,使得小双桥遗址瞰都说的论证更实而缜密。

本文同意这一观点。早商文化之后与东方夷族的岳石文化发生关系的正是商王仲丁。《竹书纪年》日:“仲丁即位,征于蓝夷”。仲丁即位,因“蓝夷作寇”(《后汉书·东夷列传》),商王朝转变了自夏末以来商夷交好的政策而开始发动对东方夷族的战争。此次战争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看出:其一,时为商王朝都城的小双桥瞰都有大量的岳石文化因素,不止如此,在与小双桥遗址同时期的商故都郑州商城也偶见岳石文化典型器,正是此次战争后岳石文化因素输入郑州地区的反映;其二,与小双桥和白家庄期相对应的中商文化第一期在豫东及山东地区普遍发现,并直接叠压打破岳石文化遗存,正是商王朝通过战争到达这些地区的反映。

丁山先生曾考证蓝夷地望,即春秋时的滥邑,位于汉代东海郡的昌虑县境,距离今滕州市东南不远。从考古发现来看,滕州在中商文化第一期即有商文化的地层堆积与墓葬,而且以前掌大遗址为中心,在中商文化第一期属商文化遗存分布最密集的地区。考虑到此区域为薛国故地,曾为汤左相的仲虺正居于薛,则滕州前掌大成为仲丁征蓝夷的一个前沿聚落中心,此后直至商末,前掌大遗址像济南大辛庄遗址一样一直作为商文化的一个区域中心存在就是可以理解的。

从中我们不难勾勒出中商时期商文化东进的可能路线(图一)。商王朝从时为嗷都的郑州小双桥出兵,先占领了豫东杞县鹿台岗的岳石文化分布区,东进至山东曹县莘冢集,折而北上至菏泽安邱垌堆一带,然后继续东进到达泗水一带,继而南下到达山东滕州一带,在此建立战略据点前掌大中心聚落,拉开了征伐蓝夷的战争。商王朝侵入济南一带的时间与到达山东滕州的时间略微相当,其为何要入侵该区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从山东地区攫取食盐的需要。山东阳信县李屋发现了商代晚期大规模的制盐村落遗址,更为重要的是,在莱州湾南岸发现的数十处商周时期遗址中均出有与制盐有关的盔形器川,这些发现可证攫取食盐的认识是有一定依据的。

(二)洹北商城与河宜甲东征

安阳洹北商城发现于1999年。遗址位于河南安阳市北郊,其西南是殷墟遗址,二者略有重叠。城址略呈方形。四周已确认有夯筑的城墙基槽,南北长2200、东西宽2150米,总面积约4.7平方公里。宫殿宗庙区位于城址南北中轴线南段。其范围南北长不少于500米,东西宽至少200米,总面积在10万平方米以上。宫殿区内现已发现30余处夯土基址,南北成排,相互间没有叠压打破关系,显示出严整有序的布局。还发现一条宽约10米的道路。

洹北商城规模最大的基址是1号基址,总面积达1.6万平方米,是我国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商代单体建筑基址。其始建年代尚不能十分确定,但较多的证据指向中商文化第二期,废弃年代则为中商文化第三期。2号基址位于1号基址北29米,总面积5992平方米。发掘者从邻近的水井年代推断2号基址的使用年代在中商第三期偏早阶段,废弃年代可能也在中商第三期。更为重要的是,2007年发现了洹北商城宫城,1、2号基址均位于宫城内。另外在宫城外东北、西北均发现有夯土基址,在郭城西南角还发现1座小城。宫城城墙的始建年代可能不早于中商第二期晚段,废弃年代不明。发掘者认为,洹北商城的宫殿宗庙区建成于中商第二期,并持续使用;宫城则建于中商第二期晚段以后;郭城修建于中商第三期晚段,但由于某种原因停止修建。

洹北商城内多数基址的年代可能为中商第二期。发掘者认为,洹北商城的繁荣期是中商第二、三期。因此,关于其性质,既无法认定是“河宜甲居相”,也无法认定是“盘庚首迁于殷”的地方,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纪年》日:“河宜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征蓝夷,再征班方”。相的地望,文献记载一说在内黄,一说在安阳,一说在沛郡相县。沛郡相县说多认为是附会之说,不可取“。安阳说在小屯殷墟发现之前最为流行,但在殷墟发现之后学界多转而相信内黄说。但以实证出现的考古发现总能左右人们的认识:内黄没有规模较大的中商文化遗址,而在安阳的洹河之畔发现有中商时期具有都邑内涵的洹北商城,使得河宜甲居相安阳说又有了强有力的证据支持。班方地望,丁山先生考证即汉代东海郡之襄贲,认为班方蓝夷俱在东海郡,概而言之,不出淮泗流域。对于这·认识,学界多无异议。

在洹北商城也发现了一部分的岳石文化因素。陶器如圆顶子母口器盖安阳花园庄H2:66、H4:48:和花园庄东地T24:14、H24:44等,石器如洹北商城M22填土中所出方孔三刃石铲。本文认为,文献记载仲丁之后再次发动大规模对夷战争的是河宜甲,其在位时代与中商第二期相当。考古发现证明,洹北商城的时代、内涵与地望和文献所载河宜甲相都基本相合,更重要的是,在洹北商城发现了部分岳石文化的典型器,特别是作为岳石文化武器的方孔三刃石铲在洹北商城的发现,增加了洹北商城相都的可信度。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洹北商城虽不排除盘庚所迁殷都的可能性,但其早期是河宜甲所居之相的可能性更大。所以笔者认为,洹北商城是否盘庚所迁之殷尚不能确认,但其首先为河直甲所居之相是基本可以确认的。此外,在洹北商城发现有中商第三期的铜器窖藏(三家庄64G1),共出青铜器8件,包括鼎4件和觑、犟、镘、戈各1件口。其埋藏方法与郑州商城窖藏坑略同,故其性质相似,皆因内乱迁都而将王室重器窖藏起来的可能性较大,而这也与中商时期“比九世乱”的特征相吻合。从1、2号基址的发掘来看,有大面积的倒塌堆积和红烧土堆积,显示的是一种大火焚烧后废弃的状态。结合窖藏青铜器坑的发现,说明在中商第三期之时洹北商城一度废弃。这也与文献记载河宜甲之后商王朝再度迁都相吻合。

(三)甲骨文反映的晚商时期的东征

晚商时期,商王朝延续了自仲丁以来的对东夷政策,即持续对东夷的征伐战争。甲骨文有武丁时期伐东土的记载。东土当指商王朝的东土方国,主要是今山东地区原岳石文化的东夷诸族方国。

晚商时期东夷诸族中实力最强、能与商王朝抗衡的主要是夷方,即人方(尸方)。董作宾、郭沫若均认为人方即东夷。这一说法当与《左传·昭公四年》“商纣为黎之蔸,东夷叛之”和《左传·昭公十一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的文献记载相呼应。笔者认为,人方(尸方)即是夷方的说法是可取的,是东夷的一支,但并不是所谓的东夷,东夷应是对主要分布于商东土的夷族的通称。除夷方外,尚有方方(夷)、盂方(于夷)、白(夷)、黄(夷)等见于甲骨卜辞。甲骨文保留了大量的从武丁至帝辛时期征人方(尸方)的记载。但大规模的征伐人方的战争发生在帝辛时期。

十祀征人方,虽有帝乙、帝辛两种认识,但一般认为是帝辛时期。甲骨文中保存了大量此次征人方的卜辞,有几十条之多。有多位学者据此考证此次征人方的行程、日谱、所涉及的地名或方国的地望等问题。此次征人方大约持续了10个月的时间,涉及的重要地方近50处。

关于帝辛十年征人方的原因,多认为是人方不断侵扰商王朝。

另外据考证,在帝辛十五年幢、帝辛二十年,商王朝又分别对人方进行了大规模的征伐。这两次征人方历时时间也较长,同样涉及了众多方国。

人方的地望有东方说、南方说和西方说等几种,其中东方说有狭义东方说和广义东方说之分。以上诸说,以狭义东方说最有说服力。明义士认为人方即齐地之夷方;李学勤先生也放弃“西方说”,其最新的认识认为该方国的名号是“夷方”,不是“人方”,分布于今山东中东部,其都邑在淄、潍之间的鲁北地区。

武丁时期的方方(夷)也是商王朝在东土的一个劲敌,当是文献所谓东夷的一支——方夷。甲骨文中有大量的与“方”作战的卜辞。

关于方方的地望,首先肯定其是商王朝的东土方国。杨树达先生认为方方即文献中的方夷,大彭即卜辞之方。古大彭在今江苏徐州彭城一带。丁山认为方在汉山阳郡方舆县境眵。学者多信从丁山之说。则方夷地望在今山东鱼台县一带。

另外还有对盂方(于夷)、叔方(夷)等的征伐等。

(四)考古发现的商文化东渐证据

原岳石文化分布区的豫东及山东地区中西部,在相当于中商第一期时,发现较多的商文化遗址和墓葬,正是商人东渐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在这些遗存中,多为纯粹的商文化遗存,如杞县鹿台岗、鹿邑栾台、泗水尹家城口、泗水天齐庙、安邱垌堆、滕州前掌大等遗址。此外还发现有中商第一期的铜器墓、山东曹县莘冢集遗址中的中商文化等。

中商第一期遗存在山东地区另有零星的发现,如长清前平发现有中商文化第一期的铜器墓。滕州吕楼、大康留和轩辕庄均发现有中商第一期的铜器,都应为墓葬出土。

不仅如此,山东地区与洹北商城相对应的中商第二期的商文化遗存的分布有所扩大,济宁凤凰台、潘庙叫和聊城荏平南陈庄 ̈等遗址均发现有中商第二期的堆积。如果将这些断续的点连成面看的话,近一半的山东西部地区纳入到了商王朝的版图。

在中商第二期,商文化也进入了原岳石文化分布的苏北地区,徐州铜山丘湾遗址发现有相当于该期的堆积,即报告所谓的商代下层堆积。丘湾的陶鬲口沿,特征近于中商第二期或延至第三期的腹部外鼓的鬲;豆与中商第二期的直口、圜底、喇叭口圈足的特征更接近,惟唇部折而下勾;小口罐的形制略同于中商第一期瓮。故初步判定丘湾商代下层堆积的时代为中商第二期。此外,还有徐州高皇庙遗址,时代约略同于丘湾遗址。

当商文化发展到殷墟第一期或略早时,即大体相当于盘庚迁殷前后(约当于中商文化第三期),商文化对外扩展的形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在北方,商文化退缩到了永定河以南;在西方,商文化撤出了关中盆地;在南方,长江沿线已不再有商文化的踪影。惟独向东,商代早期开始的东进势头非但没有停止,而且更加强劲。综合考察,商人的势力虽时有强弱,商王朝的国都虽屡有迁徙,但它对东方的扩展和经营却始终如一。与此相对应,中商第三期时,山东地区的商文化分布持续扩大,不仅遗址的分布较前密集,范围也持续向山东东部扩张。有意思的是,商文化的扩张始终分为鲁北和鲁南两个区域同时进行,这可能与山东中部连绵的泰沂山脉的地理环境有关(图二;附表)。

在原岳石文化分布的豫东、山东地区,从考古发现的遗址资料和墓葬资料来看,在商末商文化和东夷族的珍珠门文化瞄大致维系在潍河和沂河一线,此一线以西区域主要为商文化分布区。

二、夷族商化

中商时期商王朝东征,揭开了东夷族商化的序幕。东夷族的商化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被征服的东夷族完全商化,表现为商文化的纯粹性,如河南的豫东地区,成为商王朝直接控制的东(南)土。二是被征服后接受商文化但仍保持部分本民族文化的夷族,大部分臣服于商王朝的东土方国即为此种表现形式。这种文化反映的都是以商文化为主体,岳石文化因素居于次要地位,有所不同的是岳石文化因素有的多一些,或少一些。三是未被商王朝征服的东夷方国或族群,这些夷族主要以胶东半岛、鲁东南和苏北地区为依托,是一种以夷人文化为主体,但其文化深受商文化的影响。

(一)接受商文化而全面商化的夷族

豫东地区在夏代和早商时期是东夷族的岳石文化分布区,商王朝东征后,成为商文化的分布区。在中商时期,豫东地区的商文化如鹿台岗遗址,岳石文化因素就极为少见。晚商时期,商文化持续向东部的原岳石文化分布区推进。鹿邑栾台遗址存在相当于晚商第二期至第四期的文化遗存。在鹿邑以东的夏邑县清凉山遗址中,有相当于晚商第二、三期的文化堆积。这两个遗址的陶器以灰陶为主,纹饰以绳纹为主,也有一部分为素面和磨光,器类以鬲、瓶、盆、罐等为主,也有簋、豆、瓮等。但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地域特征,如褐陶的数量多于殷墟,在器类方面,鬲、瓶在整个陶器群中的比例高于殷墟等。正如发掘者所言,这些差异当为地域不同所致。从以上分析可看出,豫东地区在晚商时期的文化面貌与殷墟较为一致,而夷人文化因素几乎不见,说明豫东地区从中商开始就成为商王朝的东(南)方本土,这里的夷人已经完全融入到商人当中。

西周青铜器史密簋铭文日:“惟十又一月,王命师俗、史密日东征,会南夷。廑、虎会杞夷、舟夷灌不坠,广伐东国”,杞夷应为杞地夷人。《世本》云:“殷汤封夏后氏于杞,周又封之”。《史记·陈杞世家·集解》宋忠日:“杞,今陈留雍丘县也”。《水经·睢水注》日:“睢水又东迳雍丘县故城北,县旧杞国也。殷汤周武以封夏后继禹之嗣,楚灭杞,秦以为县”。是故商周之时杞为一地,即位于今杞县。史密簋铭文言西周杞地尚有夷人,则商代也应存有杞夷。盂方也是位于豫东的东夷的一支——于夷。关于盂方地望,辞(《合集》36518)言其为东土方国。郭沫若先生考证其在豫东的睢县。叔方同样属东夷集团的一个方国。丁山先生认为,叔夷即殷时的叔方,其地当今河南永城县境,地近淮水。钟柏生先生认为叔方在商丘以东、淮河以北的地域。要之,叔方当位于豫东商丘以东一带。综上,商王朝东征后,豫东尚有可考的夷人存在,这些夷人败退后并没有东向撤离,而是被征服后接受商文化而全面商化。

(二)接受商文化但仍保持部分本民族文化的夷族

山东地区的商文化遗存,绝大多数是以商文化为主,但包含有夷人的所谓第二类文化遗存在内。这类东夷族文化陶器以素面夹砂褐陶为主,无论是陶质、陶色、制法还是器形均极大地继承了岳石文化。同时,器类中出现了较多的商文化常见器或其变体,如鬲、簋、大口尊、深腹盆等。从中商时期开始直至晚商时期的原岳石文化分布区内的商文化遗址大多表现为该形式,如济南大辛庄、滕州前掌大、邹县南关、寿光古城等。正如有学者所言,大辛庄商代文化遗存中两种文化因素共存的现象,是东夷文化接受商文化影响的产物,是商代东夷族“沦陷区”的东夷文化。这种文化现象可称为“夷人商化”。

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商时期商王朝向海岱地区的扩张并不限于一般的殖民,而是在这片新拓展的土地上推行王朝礼制并迫使土著接受,建立起新的统治网络,使之(逐渐)成为商王朝在政治上可以直接控制的“东土”。其实,不仅是中商,晚商时期仍是如此。

山东地区商王朝占领区内的夷人文化多是此种发展模式,特别是商文化统治区内的夷族贵族,更易接受商文化,并且接受程度是最高的。

1986年在苏埠屯清理的“甲”字形大墓M8,殉犬2只,出土青铜器401件,其中13件青铜礼器上有铭文,被厘定为“融”字或“册融”。融即祝融,关于祝融族的族属,多认为属东夷人。1983年在寿光古城出土64件商代青铜器,另有陶器、玉器、蚌器及骨等,可能属于贵族墓葬的陪葬坑。其中有铭铜器19件,18件上有铭文“己”州。寿光古城这批青铜器的发现,对于商代纪国地望的探索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所出陶器多为夹砂褐陶,器物内、外壁为褐色,陶胎内层为黑色。多为仿铜陶器,器体厚重质朴,如鼎、爵、尊、觑等形制十分特殊,多为素面,地方特征非常浓厚,中原地区罕见与其形制接近的器物。这些特征与同时期胶东半岛夷人的珍珠门文化特征近似。除陶器外,其余器物如铜器、玉器等都具有典型的商王朝礼器特征,说明像纪国这样的非商土著方国的社会上层,商化程度甚深,完全接受了商王朝礼制。前掌大遗址在1981~1995年间进行了6次发掘。该遗址以晚商遗存为主,分村北、村南两块墓地。村北墓地的墓葬排列有序,大墓多有殉人,最多者殉7人,都有腰坑,坑中殉狗或殉人,有的在填土中随葬狗、鹿。绝大多数墓葬早年被盗,1座未被盗掘的小墓中出土了一组铜器,几件青铜容器上有“史”、“史辛”铭文。前掌大村南墓地在1994年发掘的11座墓中,出土青铜器200多件,其中半数以上有铭文,铭文以“史”字最为常见。该墓地应与“史”族有关。“史”为族徽,或由官职演变成的族徽。“史”屡见于卜辞,应为与商王室有密切关系的国族。滕州一带是商王朝在其东最早、最大、经营最得力的基地,或为最大的与国之一。关于其族属,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属薛国遗存盯;其二认为是商奄之地盯。但前掌大遗址中的地方特色也比较浓厚,如陶器中的圆底长方口、口中心有梁的异形罐、异形豆等未见于殷墟,而殷墟墓葬中常见的陶爵也未见于前掌大盯;M4有明显的地面建筑遗迹,其建筑形式有相当的规模,为其他商墓所未见;大部分墓葬棺下无腰坑,却在棺旁另设殉狗坑,印纹红陶罐、青釉陶罐等器形与色泽都与中原地区商文化的同类器有所不同。晚商时期在苏北的徐州铜山丘湾遗址,发现有相当于晚商第三期或略晚的遗存。陶器无论是陶质、陶色、纹饰还是器类、器形等均与殷墟文化略同,故可判定该遗址属商文化遗存。同时,在该遗址还发现有商代的社祭遗迹。学者多认为铜山丘湾商代遗址与商代的大彭国有关哺。铜山丘湾晚商遗址还包含一部分的夷人文化因素,如出有素面夹砂褐陶鬲,鬲、赢等炊器均属夹砂陶等。

(三)独立的夷族及其文化

独立的夷族主要位于商文化分布区以东的胶东半岛、鲁东南及苏北等地区,对应的考古学文化即珍珠门文化。以夹砂素面褐陶为代表的陶器群,主要器类有鬲、瓶、鼎、簋、盆、罐、碗、瓮、器盖等,其文化内涵显然承袭了岳石文化。如器表多素面,少见的按窝纹、指甲纹常饰于觑腰及罐的颈部,流行圆唇、卷沿作风;瘦长袋足形(炮弹形)觑、卷沿鼓腹(深腹)罐、瓮、卷沿鼓腹盆及圈足器较多。这些特征都继承了岳石文化同类器的因素,并在珍珠门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瞎。

但珍珠门文化也受到了邻近商文化的强烈冲击,如炊器组合为鬲、赢;盛器多见簋,除素面大敞口簋可能由岳石文化的盂变体而来外,还有一种腹饰绳纹和三角划纹、深腹斜收、高圈足的簋几同于商文化的同类器;器盖不再是岳石文化的子母口,而是商文化常见的覆钵形;豆也几近于商文化的豆;墓葬有腰坑。在胶东半岛的珍珠门文化分布区的海阳尚都村出土过一些商式铜器,被认为是输入品或掳掠品隅。

关于珍珠门文化的族属,刘延常先生认为会泉庄类型应是莱夷创造的,而珍珠门类型是蜗夷创造的隅。笔者认为,从文献结合考古发现来看,会泉庄类型对应的族属是人(夷)方,胶东半岛东部近海一带当是蜗夷,处于两者之间的是莱夷。

由于商人东渐,加速了夷人商化的进程。各种资料得出的结论可以说高度的一致,即征服后进而实现在征服区的统治是促进民族交流与融合的最快捷、最有效的手段,虽然这种形式简单粗暴而且残酷。正是商王朝对东夷族的原岳石文化分布区持续的占领并致力于实现在该地区的统治,不仅加速了夷人文化和商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而且加速了商夷两族的融合。在该区域内,商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所以该区域的夷人特别是处于统治地位的上层夷人几乎完全接受了商文化,表现在墓葬中,高等级、高规格的夷人墓的形制、随葬品等方面几乎完全同于同时期的商人墓。夷人文化作为一种弱势文化,夷人作为一个被占领、统治或者说臣服的群体,他们的族文化虽然在整个文化中还有存在,但仅占少量或极少量的比例。总之,该区域内的夷人表现出了极强的商化程度。

而在山东潍河和沂河一线以东地区、苏北的徐州以东等原岳石文化分布区内,始终还是夷人的统治区,但他们的文化受到了商文化的强力冲击和影响,具有极多的商文化因素,也同样加速了这一地域的夷人的商化进程。

三、夷族分化与商夷对峙

(一)夷族分化

商王朝东征起的夷族分化,在商代集中于中商、晚商两个时期。

中商时期,商王朝大举东征,占领了原岳石文化分布区的豫东以及山东几近一半的地区。在这样的情况下,东方的夷族开始了分化。处于商人控制下的夷人,逐渐接受了商文化,开始了夷人商化的过程,中商时期原岳石文化分布区内的商文化占领区,基本都是以商文化为主体、包含或多或少的岳石文化。但需要说明的是,商王朝虽然实现了对这些地区的殖民,但商人占据的多是据点性的聚落,在这些据点性的聚落之间当还有岳石文化的夷人部落或部族的存在。同时,中商时期邹平、滕州一线以东地区,主要还是夷人的岳石文化分布区,因为在此以东地区未发现商文化,说明商王朝的扩张在该时期尚未至此。岳石文化下限的年代尚存争议,一般认为约相当于中商早期,而且从考古资料来看,越往东,岳石文化消亡的时间越晚。

考古发现证明不仅在中商偏早阶段的小双桥遗址和郑州商城发现了较多的岳石文化典型器,而且在中商偏晚阶段的洹北商城也发现了一些岳石文化的典型器,这应是中商时期商王朝对东夷的持续征伐所带来的文化交流的反映。不仅如此,在晚商时期殷墟的苗圃和小屯南地等遗址中仍然发现有岳石文化的典型器。而这些典型器在晚商至西周时期的夷人珍珠门文化中断然无存,这说明中商时期乃至晚商仍有岳石文化的部族或方国存在。同时,原岳石文化分布区内的中商文化遗址如济南大辛庄和济宁潘庙、凤凰台等,至中商文化晚段仍有部分的岳石文化因素,特别是大辛庄遗址,存在着大量的所谓第二类遗存,即与岳石文化陶器有极大一致性的器物群。以上这些论据,最少可以说明,岳石文化的一些部族或方国在整个中商文化时期都存在。但中商中晚期时的岳石文化仍有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存在,还是不存在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而仅作为一种文化因素存在于商文化中,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以上事实说明,中商时期的夷人一部分接受了商王朝的统治,开始了夷人商化的转变,另一部分夷人仍然保持着本民族文化而与商王朝长期斗争。

晚商时期,商王朝持续对东夷的战争,商文化在山东地区持续东扩,继续挤压夷族的生存空间。特别是帝辛时期,发动的几次大规模东征夷族,促使了东夷族内部的分化,也就是拉开了淮夷从东夷中分化出来的序幕。

关于淮夷,原居于鲁北潍水一带旧。有学者认为,商代淮夷的分布范围已遍及山东、淮北、江淮侣,甚至到达淮河上游的河南东南部。也有学者认为,夏商时期淮夷仍活动于鲁北潍水一带,至周初才南迁到淮河流域川。从考古发现来看,商文化在鲁北地区的东扩,至晚商早期仅到达寿光一带,至晚商晚期才到达潍水左近的潍坊市东部一带。也就是说,在晚商晚期以前,商人的势力并未至潍水一带,故活动于潍水一带的淮夷没有南迁的必要。但这种局面在帝辛时期发生了改变,前文曾提到商末帝辛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征伐人(夷)方的战争,方辉先生具体考证帝辛十年、十五年征夷方所涉及的商东土国族和地名均分布于鲁北地区。李学勤先生也从甲骨资料人手,考证夷方都邑位于淄、潍之间。这三次大的征伐已抵达潍水一带,必然威胁到了活动于此的淮夷的生存,这是导致淮夷南迁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方辉先生还考证了帝辛二十年征夷方进军路线由鲁北开始,然后沿涑河南下,到达鲁东南的莒县一带。考古发现也表明,晚商在鲁东南地区商文化的分布突破了中商至晚商早期枣庄一带徘徊不前的局面,向东进入临沂的沂河西部一带。

1963年在山东苍山县东高尧村出土商代青铜器11件、釉陶罐1件。其中6件青铜器上有铭文“[戈大]([ ]内为同一字的偏旁部首,下同。)”。有此铭的青铜器在殷墟西区族墓葬中也有发现,如第八墓区的M284:1鼎、Ml125:2爵、M271:8觚都有“[戈大]”铭族徽。学者多认为[戈大]”应是商王的宗室重族,是商王室中较重要的人物。有人从苍山县发现的这些铭[戈大]”青铜器,认为苍山县境曾有[戈大]”这一商人支系的殖民地,或外服封地(四);有人认为苍山县的这些铭[戈大]”青铜器时代较晚,属晚商至西周初,可能是商末二十祀征夷方胜利后留下驻守此地的[戈大]”族们。甲骨资料和考古发现相印证,说明商末二十祀征夷方追击夷人从鲁北向南延至鲁东南一带,这当是淮夷南迁的直接原因。

顾颉刚先生考察西周初年淮夷和徐国的分布地域时,依据《诗经·鲁颂·明宫》中山川的地理方位考证出淮夷偏北,在今诸城、日照一带;徐国偏南,在今兰山、郯城一带舵。这一认识正与考古发现相一致。帝辛时期虽然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入侵,甚至从鲁北追击至鲁东南一带,但在整个商代,商文化的分布在山东地区始终未越过潍水一沂河一线,此一线以东地区始终是夷族文化分布区。受商末大规模征伐夷方战争的牵连,原来活动于鲁北潍水流域的淮夷被迫沿潍水南下,到达潍水上游的诸城乃至更南的日照一带,在这里发展壮大,逐渐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活动于鲁东南地区的淮夷周初受到了周公的征伐再次分化迁徙,渐居淮水流域,成为西周王朝的劲敌。

(二)商夷对峙

中商时期,商王朝大举东征,占领了原岳石文化分布区的豫东、鲁西南地区。在鲁北地区,商王朝早在中商第一期即到达济南一带,并在大辛庄一带建立起区域性的中心聚落。大辛庄商文化遗址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发现有中商时期的大型墓地。晚商时期,在大辛庄遗址还发现有除殷墟之外的甲骨辞,正是大辛庄遗址重要性的具体反映。从中商第一期直至中商末期,商王朝虽然向东持续扩张,但势头微弱,未能跨越小清河流域。

鲁南地区,商王朝在中商第一期即进入滕州一带,并在滕州前掌大一带建立起区域性的中心聚落。从考古发现来看,滕州在中商第一期即有商文化的地层堆积与墓葬,而且以前掌大遗址为中心,在中商第一期属商文化遗存分布最密集的地区。此后直至商末,前掌大遗址像济南大辛庄遗址一样一直作为商文化的一个区域中心。但在整个中商时期,商王朝始终徘徊于滕州一带而未能东进。

从上述考古资料来看,中商时期商文化大致沿鲁北淄河以西的小清河一泰山一泗河一滕州一线,与夷人的岳石文化形成东西对峙之势。

晚商时期比较复杂。晚商早期,商王朝在鲁北地区保持着东扩的微弱势头,越过淄河到达?弥河流域。但在鲁南地区,商王朝仍保持着中商时期的分布格局仍未东进。此时期,商文化大致沿鲁北游河一鲁山一泗河一滕州一线,与夷人的珍珠门文化形成东西对峙之势(图三)。

晚商晚期,晚商文化的分布在鲁北的济南、邹平一带密度增大,而且商文化持续东扩至潍水西岸。但同时,东夷族的珍珠门文化一度越过潍河到达潍坊地区,会泉庄遗址的发现就是最好的证明。会泉庄遗址陶器以夹砂陶为主,绝大多数夹云母,并夹石英。器表以素面为主,还见指甲纹、按窝纹、网格划纹和乳丁纹等。器类有鬲、赢、圈足盆、罐、簋、碗、杯、鼎、器盖等;另有少量泥质灰陶簋、罐、圜底尊等。会泉庄遗址的文化面貌以珍珠门文化为主,但由于与商文化相接壤而受商文化影响较大,据此可以认定会泉庄遗址属夷人的珍珠门文化。会泉庄遗址的时代,发掘者推断从殷墟第三期持续到西周早期帖。珍珠门文化在潍河以西的发现,当与《后汉书·东夷列传》所载:“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的历史背景有关。此时期,由于商王朝国力衰败,导致东夷族势力有所回升,回过头来与商王朝争夺领土。但《后汉书·东夷列传》的记载明显夸大,从考古发现来看,商夷双方的力量也仅在潍河流域互有进退。

鲁南地区,晚商晚期一改自中商直至晚商早期徘徊不前的局面,商文化终于突破滕州,越过枣庄,到达沂河西侧的费县、苍山一带。至晚商晚期,商文化大致沿潍河和沂河一线,与夷人的珍珠门文化东西对峙(图四)。

四、商王朝东征的背景及其意义

(一)商王朝东征的背景

中商时期的仲丁发动的对东夷战争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史记·殷本纪》云:“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商人东扩,首先是内乱的历史背景;其次由于商王朝内乱又导致诸侯莫朝。商王朝内忧外患,急于通过对外战争来转移内部矛盾,并且对不愿臣服于商王朝的诸侯进行武力征伐,以儆效尤。商王朝之所以选择在此时发动对东夷的战争,一是经过早商时期的扩张与巩固,商王朝的统治已完全稳定下来,有能力也有精力向东扩张;二是为了转移矛盾,转移注意力,团结族群。仲丁即位后的两个重要决策无不是为了转移内部矛盾的需要:将都城自郑州商城的毫迁到小双桥的嗷,然后以“蓝夷作寇”为借口发动对夷战争。古今中外的统治者为了转移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而发动对外战争的实例不胜枚举,仲丁发动的对夷战争应是较早的实例之一。商王朝之所以选择蓝夷作为征伐对象,是有其深意的。文献说蓝夷作寇,本文认为并非事实。蓝夷地望距商王朝版图的东部边缘太远,它是不可能跋山涉水越过广阔的鲁西及豫东的岳石文化而侵犯商王朝,而且蓝夷作为东夷族的一个分支也不可能有此实力和后勤保证。唯一的可能是由于商王朝内乱导致诸侯莫朝,蓝夷作为莫朝诸侯的典型而受到征伐。同时,蓝夷地处偏远,商王朝以征蓝夷为名,行占领和掠夺东夷诸族之实。考古资料显示,在中商时期商文化已取代岳石文化覆盖了整个山东省的西半部即是很好的证明。

商末周族在西方勃然兴起,对商王朝的第2期统治构成了极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商末的乙、辛时期却对东夷长期大举用兵,原因何在?有学者对殷墟所出甲骨文中有关殷周关系进行充分研究后得出结论:“我们可以说武丁时期,在某段时间周人曾不服于殷,经过征伐后,周亦臣服于殷,是故殷人才令周往于(某地)并贡龟于殷。这种不稳定的关系,在第四期卜辞亦然”。其实商王朝与周的这种关系在商王朝与其畿外方国中是普遍存在的,但总体上来说,周是臣服于商王朝的。1977年在岐山风雏发现有关商周关系的甲骨文,其中的H11:1上的文字:“癸子,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邢祭成汤,口鼎绲示艮二母,其彝血社三,豚三,亩又足”。关于其时代,发掘者定为周初,有学者则定为商末,但从这片卜辞看,大家均认为武王伐商前周是臣服于商的。这也正与史书记载文王被商王朝封为西伯侯相对应。而东夷族则不同,在山东潍河和沂河一线以东地区始终是夷人的统治区,他们并未臣服于商王朝,并时刻威胁着商王朝在山东地区的统治,因此商王朝对东夷进行大规模的征伐是理所当然的。笔者推测商王朝对东夷的征伐可能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一是武力震慑,对东夷的征伐既有对其他原东夷诸族、现臣服商王朝的东部方国和畿外时叛时服方国的震慑,还有对商王朝周边敌对方国的震慑;二是东夷族威胁到了商王朝在东方的资源攫取,如食盐、龟甲或其他矿藏等。

(二)商王朝东征的意义

从中商开始,商王朝开始了对东夷诸族长达300余年的持续经略。通过中商直至商末,原东夷族的岳石文化分布区内的豫东、山东地区的潍河和沂河一线以西地区、苏北的徐州一带已成为商文化的分布区。该区域的商文化存在多种形式,如商族的支系直接统治、完全商化的商东土方国、商化程度较深的商东土方国等等形成的商文化,或者还有时叛时服的商东土方国。但可以说,这些原东夷族文化分布区已基本纳人了商王朝的版图。

商被周所灭当无疑问,但《左传·昭公十一年》又言:“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正说明商王朝的灭亡与商末的商夷战争有极大的关系。《左传·昭公四年》日:“商纣为黎之蔸,东夷叛之”。叛商之后的东夷族受到了帝辛的数次大规模征伐,正是这几次劳民伤财的大规模远征,大大消耗了商王朝的国力。周人利用这样一个良机,加速扩张,最终牧野一战灭掉了商王朝。

可以说,商王朝对东方夷族居住区的持续经略,加速了该地区夷人的商化进程,同时极大促进了商夷两族的融合。这对周初实现对东方的统治有重要作用。其一,以周族为核心的集团取代了商王朝,他们合法地继承了商王朝对东夷族的领导或者说统治地位。其二,周族长期作为商王朝的方国,并最终取代商王朝,它极大地继承了商文化,与长期商化后的东夷诸族存在共同的文化认同感。其三,通过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进而实现族与族之间融合的商夷两族和商周两族,在以周族为核心的集团取代了商王朝建立周王朝后,周族和东夷诸族也存在一定范围内的国家认同感。

【注】文章刊登于《考古 》2012年第2期

责编:齐云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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