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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母、遗忘、滞留,这里住着465个暴力精神病人

原标题:杀母、遗忘、滞留,这里住着465个暴力精神病人

文|程静之 编辑|王珊

“我杀了我妈妈。”

坐在蓝色漆面的餐桌边,谢林第一次说出这句话时,声音有些颤抖,脸颊烫得发红。

三年前,28岁的谢林用菜刀行凶。提起这事,他从来都说,对方是一个老师。同屋的人并不知道,他的妈妈就是小学老师。

这间吃饭、睡觉、上厕所连在一起的长条形活动室里,弥漫着汗水、药物和粪便交织的酸臭味。谢林的话没有引起别人注意,房间里的电视盖过了他的声音,有人盯着闪动的画面,有人来回走着,手脚像机器人一样摆动。

“我拿锄头打死了我爸。”坐在对面的文治说,他表情严肃,提高了语调,“他就经常念我,像唐僧念咒一样。”他记得爸爸在吃饭的桌子下面爬,还给他磕头,“我就拿锄头榔头锤了他的后脑壳,把他打死了”。

文治和谢林同一天从湖南长沙被送到这里接受强制医疗,住在同一个房间,又是老乡,彼此才说了实话。

湖南省强制医疗所位于平江县一个小山包,四面丘陵环绕,这是全国第15家对造成严重刑事后果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和监管的机构,目前共收治了465人。

这里关着自称为《水浒传》里的宋江,天上的玉皇大帝,拯救了世界的地球统治者等各式各样的暴力精神病患者,他们在无责任能力的病理状态下杀了近亲、邻居、陌生人,因而免于刑事惩罚。

他们之中,近四分之一从没得到家属探望。

“(强制)医疗书上会不会写了日期?判一年,两年,还是三年?”谢林问。

“没有写。”文治说。

按照规定,病人出所需要通过病情稳定评估,有监护人愿意接受,经法院判决的病人还需通过法院裁定解除医疗。但成立近八年来,出所的患者不足百人。

服药之后,他们从那个混沌的城堡清醒过来,又在现实中迷了路。有人不知道被家属遗弃,有人突然发病,还有人打算在这里养老。

在谢林的描述中,母亲是“不辞而别”的,但每当病友和父母通电话,他又会想起那个可怕的傍晚。他不知道还要在这里待多久,“那种感觉像在森林里迷失了路,最后连自己都迷失了。”谢林说。

(2017年10月强制医疗所新所建成搬迁之前,病人们在狭小的空间里围着病床“走圈”。)

怪圈

胡安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怪圈。走进一栋四层的楼房,玻璃是透明的,穿着警服的人坐在里面,像是银行柜台。穿过三道铁皮门,经过黑黢黢的长走廊后,他被带到了左边的一病区,里面一百多个人正绕着左右对称的黄色餐桌,围成两个大圈,以湖水一样平静的速度缓慢行走。

这是饭后消食最主要的活动,一天要走6到7次。

他们一边走,一边直勾勾地盯着这位新人,目光寒冷呆滞,胡安心里有些发慌。

“警官,我要娶护士当老婆。”一名不足一米六的患者跑到值班人员面前,眼睛笑得眯成两条线。

“你这是妄想,要发病了。”值班警官已经司空见惯。

“不是发病,她真的喜欢我。”这个病人患有钟情妄想症(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一种),在他的描述里,一名警官是他的情敌,但毫无竞争力,因为自己“知道的知识比较多,还能挣一两个亿”。

他们看起来都太奇怪了。有人拿着从香烟盒上撕下来的一小块不规则纸片,一整天念着别人听不懂的话语;有人身体里好像装了一个定时闹钟,隔半个小时就要仰望天花板,念两句“壬辰,释放的生命”;一个人左手平放,右手掌的正面和背面在上面交替摩擦,像磨刀一样。警官说,他的身上背了7条人命。

这个病区关押的是105个杀人或者伤人的暴力精神病人。除此之外,还有三个男病区和一个女病区。

31岁的胡安进来三四个月了,他长着一张颧骨突出的方脸,眼里挂着浑浊的血丝,冒出的胡渣让他看起来比实际更老一些。胡安说话保持了一个法学专业大学生的语言习惯,时常夹带着“从客观上来说”“我个人的看法是”“要争取权利和自由”这样的表述。

直到现在,他也认为自己完全不属于这里。除去警察和医生必要的谈话,大部分时间都靠在桌子上睡着。

关于杀人的那段记忆,已经从他脑子里彻底消失了。

“我怎么知道自己为什么进来,我没杀过人。”胡安说,他被“养父母”送进精神病院,打电话报了警,结果公安又把他带到这里来了。事实上,2017年5月13日,他在湖南宁远湘运车站门口,用一把19元买来的水果刀,在人群中捅了穿红衣服中年男人的肚子。

“他有被害妄想和非血统型妄想症,觉得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毫无根据地觉得他们对自己不好,情感比较淡漠。”胡安的主治医生解释,这也是这里大多数患者的主要症状。

他们行动迟缓,表情木讷,目光呆滞。“他们不知道怎么去笑。”二病区的一名协警说。新年刚刚过去,所里组织病人举行了文艺汇演,音乐节奏欢快,但跳舞、唱歌的患者脸上始终没有表情。排演一个小品时,一位病人坐在有钉子的板凳上时,搭档需要夸张地笑。这名协警反复给他们看原版视频,咧开嘴巴亲自示范,“看,要这么笑。”教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才学会。

胡安要跟病友一起表演合唱,但站在台上,他就是不开口。

谢林从警官那里听到了胡安的零星片段。一次,他看见胡安对着一本书,将中文译成英文念出来,认为他心里多少有点骄傲的东西。

他拿着一本书,坐在他旁边的位子。

“胡安,家里面有人来看你吗?”像对镜子讲话一样,没有回应。

谢林想起自己刚进来的时候,也像他一样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透过被铁丝密密编成的窗子,谢林能看到停在路上的汽车。偶尔,背着书包的小孩在妈妈的陪同下一蹦一跳地放学回家,手里的氢气球随风浮动。

谢林把这些都写进了日记。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囚徒”“一个病人”“一个被社会抛弃的木偶人”,找不到存在的意义。“妈妈”,每到夜晚,周围安静下来,这两个字又回到他的脑海里,他想起了那个可怕的夜晚,在被窝里偷偷地淌着泪。

“12月16日,妈妈阴生(去世了的人的生日),爸爸说他处理好了事情,让我不要再想,那些事情已成过去。而我只想知道,她走的时候是否有人陪伴,有没有亲友送一程。”他在进来后的第二篇日记里这样写道。

(湖南省强制医疗所,搬迁之后,医疗所为病人们配备了病房、活动室和康复训练场所。程静之摄)

“带电”

谢林感觉自己有两面。很多时候,他要像念咒语一样和消极的那个自己谈判,“这样不行,这样不行”,然后听听歌,看看杂志,直到那个低沉的自己消失。

2015年7月8日,一个普通夏日的夜晚,谈判失败了。吃晚饭的时候,他一下子失去理智,脑袋嗡嗡的,感觉妈妈像换了一个人,环境也变得陌生。

“她不是我妈,那我妈在哪?”他拿起菜刀,砍了正在擦灶台的那个女人。她穿着连衣裙,肩上有一件披风,很害怕的样子,试图推开他。多少刀已经记不起来了,他只记得女人的脖子上出了好大的口子,流了好多血。

“感觉自己带电一样,她碰到我就死了。”

父亲谢忠那天只离开了大概10分钟。“谢林当时有点不想吃饭,说是想吃丝瓜,妻子叫我到地里摘。”他对警察回忆,回到家,发现妻子躺在厨房靠窗户的角落,身上、墙上都是血。他上去看了下,妻子已经没气了。儿子也不见踪影。

砍完之后,谢林把菜刀扔在了厨房的地上,猛地缓过神来,那时妈妈已经没有反应了。他躲在屋外的林子里,走走停停,树林里的草和芦苇刮伤了他的手。

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他从芦苇丛里出来走到乡村的水泥路上,意识比较清醒了,就去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谢林第一次发病是在高中,家人送他到湘雅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妄想症和抑郁症。去外地上大学后,他失眠,胃口不好,老感觉有人要杀他。一次,他冲到楼上想自杀,被几个同学扯住了。药物治疗让他短暂恢复了平静。毕业后,他在深圳富士康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直到一天夜里两点多,他一个人将衣服穿了脱,脱了又穿。

2015年7月2日,案发六天前,同事将他送回家中休息疗养。

“他是家里的独子,比较聪明,我和妻子都很在意他。”父亲谢忠告诉警察,他的妈妈总是对他有很多期盼,“等你考上高中”“等你上大学”“等你毕业了”“等你工作了”“等你结婚”……

“直到妈妈离开我的世界,她仍然在期盼。”谢林说。

“妈妈希望我优秀,会在别人面前说我很好,我也想更优秀,但是达不到她想象中的那样。”他说怕母亲失望、痛苦,想自杀,又担心母亲伤心,所以杀死母亲,希望帮她得到解脱。

“这里大部分人都背负着命案,杀害的都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小孩。”管教大队队长魏朝辉说。

一对同时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夫妻,晚上睡觉时,妻子突然大声喊“家里有鬼!”丈夫拿斧头朝女儿头上猛敲了三下,“丢出去,让她变成狗!”妻子说,接着又打了哭着的儿子,也把他丢了出去。

一个年轻的妈妈耳朵里有个奇怪的声音:“把孩子种到地里,能帮他快快长大”。她在自家的菜地里挖了一个坑,把孩子埋进去,第二天挖出来的时候,孩子已经死了。

一位中年父亲长期抑郁,产生杀死五岁儿子再自杀的念头。他上楼喝了半斤药酒,然后拿一把菜刀进入睡房,朝儿子颈部用力砍了两刀,儿子当场死亡。

“像被鬼追着一样,很害怕,心里没有人性了。”这名患有重度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父亲说。接受治疗六年后,他是恢复得最好的患者之一,已经达到了出所标准,但他并不想这么快出去。“觉得对不起儿子,没有尽到做爸爸的职责。”前两天,他梦到儿子,不知道怎么就死了,醒来时发现枕头被泪水沾湿了。

2013年至2017年,湖南省经法院确实裁定的重症精神病人384人,截至2018年6月,登记在册三级以上有冲动杀人危险的精神病人超过两万,医疗所只收治了148人,这意味着一个更加庞大的群体被收治在各地州市的精神病院里,或者隐藏在各市的某个角落。

而据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统计,我国目前有各类精神疾病患者超过一亿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超过1600万。他们犯罪的风险值是常人的2.5到3倍。

进入强医所三年,药物和时间让谢林感觉到自己的变化,想起那件事,他不再不停流泪了。“妈妈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个人。”他梦到她还像以前一样,在家里做好饭,又去外婆家,聊最近哪个亲戚回来了,哪个亲戚结婚了。

一名病友总对他说“你好毒啊,你全家都死光了”,这又让他陷入自责。之后再看到他,谢林就绕开。他说要想把那些像阴影一样的记忆,永远锁在心里。

(病人们服用的药物。程静之 摄)

封锁

湖南平江的冬天湿寒,一月难见几次太阳,放风次数减少了,从病房走到紧贴在隔壁的活动室,成为他们一天中的最大位移。

这里采取的是规范化管理。魏朝辉说,这个群体看起来很正常,但相处下来才发现,他们和正常人犯罪是不一样的。患者屡屡因病情不稳定,出现撞墙、相互攻击的情况。一个病人时不时向警官报告有病友要害他,一名患者一发病就撞墙,一名恢复较好的患者咬伤了坐在一旁的病友。他们像孩子一样,有时为了一个橘子争吵。

关于那段杀人记忆,他们的理解也与常人不同。谢林在日记里写的一直是“妈妈突然离开了”;一个杀害孩子的女病人说:“她那么可爱,一个小生命就这么没了”,表情里并没有太多悲伤;有人躲藏在精神疾病的套子里,淡淡地说:“生这个病,没有办法。”

不走圈的时候,病人们大部分在餐桌边,六人一组相对坐着,双手交叉在袖筒里打瞌睡,不经意间流下一长串口水,或者用手撑在桌子上,眼睛望着某个地方。电视里的熊大熊二是唯一说话的声音。

谢林的组长李华眉头微微皱起,板着严肃的脸孔,双手绞在背后,在这间十多平米铺着蓝色地板的病房里来回走动着,这里的12名患者都由他管理。

上午九点,第一次吃药的时间到了。他们排起长队,报出自己的编号后,领取花花绿绿的药物,仰头吞下。

李华站在队伍的最前头,用手指着病友的嘴巴,检查他们抬起的舌头,防止逃药。过去,有病友把药物藏在舌头下,然后偷偷吐掉。

46岁的李华有一双深邃有神的眼睛,药物控制下,他和正常人已别无二致。2011年,他用锄头打伤了邻居,然后浇上一层汽油,点火烧死了他。他从不和病友提起这件事。恢复情况最稳定的他被挑选为组长,协助监督和评估。

在谢林看来,李华表现得很积极,“挺会来事的 ”,有时候他会笑嘻嘻地给警官买点烟,被拒收后发给病友。

“这两年很想出去,我就好好干。”李华说。他在医疗所治疗了七年,从没发过病,早已达到出院标准。他想出去找个老婆,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李欢”“李乐”,就希望他们一辈子开开心心的。

他挂念家里79岁的老母亲,每次和哥嫂打亲情电话,他都在争取,“能不能来接我?”他不知道的是,母亲去年就已经病逝了,三哥被关在当地精神病院,其他姐妹家庭情况不好,都不愿当他的监护人。

“这次经过医院评估其实有52名病人是可以出院回归社会的,但因为没人接收,只能常年滞留在这里,拒不接收病人的家庭,更多的是因为贫困,每年吃药、生活费加起来要好几万,这些贫困家庭根本无力承担。”魏朝辉说,“老病人出不去,新病人进不来。”目前,已经有20多个病人在外面排队。

关于他们的记忆,似乎也被家人封锁了。

一名患者像对待亲人一样照顾一位年轻病友,帮他洗袜子,打饭,晚上帮他盖被子。后来,对方因器官衰竭去世了。他变得很焦虑,吃不下饭,也不怎么说话了。2007年,他将两岁的女儿打伤,又打死了父亲,妻子因此出走,母亲、姐妹12年从未探望。

一个患者只有家里的座机号码,后来不知怎么的打不通了,从此失去联系,家里具体的门牌号也记不清了。但他眼下最担心的问题是便秘和痔疮,走坐都疼,只能靠一种叫“麻仁丸”的药物缓解。

(元旦前夕,病人们在排练联欢会节目。 程静之 摄)

风筝

58岁的杨阳是强制医疗所里滞留时间最长的人。去年,医疗所给每个患者办了一张银行卡,方便家属给他们打零花钱。他说“家里没人了”,银行卡没有寄出去。

他已经算不清自己在这里待了多少年了。旁人提醒:“37年了。”“啊,那是挺长的。”他点点头。偶尔,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皱纹嵌入了眼角的皮肤,双颊凹陷下去,点缀着黑褐色的老年斑,他也知道,“回不去了,年纪大了,在这里有饭吃,过一天算一天 。”他的印象里,兄弟姐妹从没看过他。

1981年,杨阳用铁棍打死了伯父,被关进湖南怀化的安康医院。那时管理松散,他去附近的小餐馆做杂活,用挣来的钱买了一辆自行车。有一次,他想回家看看,骑自行车逃到雪峰山,被医护人员追了回来。另一个病友,逃跑成功后在外面犯病,又被送了回来。

这些年,杨阳辗转了三个地方,随着医疗所一起搬迁,没再逃跑过。

“不出去了,一辈子待在里面。”他说。

出去也不意味着完全逃离。离开强制医疗所六个月后,徐宁又回来了。他瘦了很多,唇色苍白,看起来有些憔悴。

2010年,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徐宁杀死了父亲。接受强制治疗四年后,他达到出所标准,可回去还没一个月,又杀死了母亲。

“我妈妈来接我了,我妈妈来接我了。”病友们还记得,出所那天,徐宁的嗓门拉得很高。他换好母亲带来的衣服冲出病房,像一支箭一样射了出去。

“你怎么把你妈妈干掉了?她对你那么好!”病友惊讶地问。

“我妈妈不是人,煮饭菜放老鼠药要害死我。”

在这种双重悲剧面前,队长魏朝辉甚至怀疑,“是不是我们放错了”。“大多数病人是半稳定的状态,后期的治疗如果没跟上,走出去都是一颗炸弹,重新犯病和犯罪的几率是比较大的。”他希望病人回到原籍后,社区民警可以将这部分有暴力倾向的人纳入重点人口的管控内。

但据魏朝辉介绍,强制医疗所是隶属于省级公安厅的独立机构,和民政部门、社区、基层派出所等都没有对接口,“走出这道门以后没办法管”。

他感觉放出去的病人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

湖南湘雅医院教授周建松曾经去所里做过调研,在他看来,“重要的是怎么把病人的权利和社会的权利平衡。如果过分强调病人的权利,放出去还会有危险;如果强调社会的权利,他们就出不去。”

湖南省强制医疗所曾多次对14个市州的出所病人进行回访。

湖南一个山区里,一名患者被关在靠山脚下一间破烂的红砖土墙平房里。魏朝辉推开一扇黑褐色的老旧木门,一股难闻的气味涌了出来,饭碗像鸡食盆一样丢在地上。他穿着一件灰布罩衣,乱糟糟的头发盖到了额前,纽扣开着,敞着的胸脯上,两排肋骨明显地突了出来,“跟街上的乞丐一样”。

他在房间里来回走,口里喃喃自语。魏朝辉叫他的名字,他理都不理,“已经不认识我们了。”

回访中,魏朝辉发现,有的患者因监护人去世失去管控,病情不稳定后被亲人关在家里;有的社区管控不到位,患者发病出走,不知流落到了哪里;有的被当地的精神病医院收治,和普通的病人关在一起;还有的家属电话打不通,彻底失去了联系。

最让他感到气愤的是肖立的遭遇。他曾是四病区的车间主任,在这个恢复最好的病区里,他们平时会做一些空调小零件。去年年初解除强制医疗后,肖立回到村里,去两个被害人家里道歉。其中一家的两兄弟失去了妈妈,那家的哥哥坐在院子里和几个人闲聊时,肖立走了过去,没敢多看对方的眼睛。

“不可能原谅!”哥哥说。

肖立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离开了。

春节过后,肖立去广东一家机械厂打工。一天,打磨铁面料的焊接口时,四个穿便服的人突然走进来,“哪个是肖立?”

他没来得及领当月的薪水,就被带到当地精神病院,直到现在还关在里面。

他的父亲后来才知道,那两兄弟每天都找去当地政府,要求把肖立送回去。“人是按法律放回来的,他们这么做是违法的!”肖立父亲说,他已经请了律师,这个月就要开庭。

大半年过去,肖立的胃病加重了,吃饭要一口饭一口水灌下去,肝功能也出现问题。他在精神病院里慢慢回忆起强制医疗所里做过的广播操,早晚跳一次,锻炼身体。

父亲最近一次见到他,发现他脸上浮肿,精神已经垮了。

(两名被约束的病友拉着手来回走动。程静之摄)

“你又犯病了”

半个多月前,谢林毫无征兆地发病了。

他坐在凳子上,翻看《读者》杂志,突然感觉鬼上身一样,动不了,也说不出话,眼睛半睁着,意识模模糊糊。一个多小时过后,才慢慢恢复过来,之后在蓝色的约束椅上待了两天。

这是他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医学上被称作抑郁型的木僵。“抑郁症的病人,不愉快的事情没办法得到解决,把这些东西放在心里,以另外一种形式展现出来,表现为四肢僵硬,处于梦游状态。”他的医生解释说,最近一次的评估中,他发现谢林存在轻度被害妄想。

他为谢林加了药。

这次发病之前,谢林的父亲带了水果来看他。那天,父亲谢忠穿了一件灰色的夹克,头发往两边梳得很整齐。“我爸爸平时是不讲究这些的。”谢林说,“他说想接我回去。”

入院治疗3年,谢林已经通过了医院评估,接下来只需要去原裁定法院申请解除强制医疗。

谢林想去看看妈妈的坟,想和以前的同学联系,想念第一次品尝海水的味道。但他又陷入纠结,“家里的亲戚朋友会不会接受我?出去之后会不会有新的变故?”

2018年6月15日,法院对谢林进行了最后一道评估,危险性为三级以下(低风险)。但因为父亲谢忠平时睡在单位,一个月只有两三天假期,无法对谢林有效监管,法院最终驳回了解除申请,对谢林继续强制医疗。

谢林的量表图上,原本平缓的曲线上出现一个低点,拉低了前几次评估的平均值。“这让他的抑郁症加重了。”医生说。

这意味着,他需要再经过几次评估,才能进行下一次出所申请。

2018年,谢林所在的一病区有两人解除了强制医疗。首先是李显,出去那天,他穿了一件喜庆的红色羽绒服,之前杀了人的他打算换个地方生活,学厨师的手艺去饭店炒菜。接着是胡俊,他出去之后想当老师。

后来有人听民警说,李显在外面打工和别人吵架,又给关了;胡俊被关在家里,打算考教师资格证。

也有顺利回归的。44岁的谭文走出医疗所的那一刻才真正接纳自己。“无论是养病,还是赎罪,把我整个改变了。”初到医疗所的时候,她没办法睡觉,没办法吃饭。直到一次放风,她重新感受到了风和太阳,突然跪了下来,对着天空低声抽泣了半个小时。

五年前,谭文在病态下用被子蒙住8岁小儿子的面部,双手掐死了他。清醒过后,她抽自己耳光,一遍遍地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答案是“不知道”。

她无法理解那个自己,后来干脆不想了,“反正吃药就行了”。

出所之前,民警问她:“你要出去了?”

“很平静。”她回答。

“出所后一定要坚持吃药,每个月一个电话或一个信息报告情况?”

“一定会的。”

民警又嘱咐:“有什么生活中困惑随时可以发信息给我。”“凡事要想开,不能干傻事,否则再进来就不能出去了。”“一旦精神不好,或睡眠不好必须马上看医生。”

她只回答两个字:“好的。”

现在,她在早餐店做一份简单的工作,和丈夫、大儿子生活在一起。偶尔吵架,丈夫也会说:“你又犯病了!”

“我本来就有病。”谭文半开玩笑地说,“把我打包到安康医院(强制医疗所的前身)去好了。”以前,她去看医生都会觉得害羞,不能接受自己有这种病,现在,“人家说我吃药,没错,我就是吃这个药。”

受到明显损伤的是记忆力和理解力。谭文需要依赖笔记本和手机备忘录生活,出远门需要丈夫带着。她不能回忆半天以前发生的事情,无法完整表述一个细节,如果别人一下和她讲很多东西,她会听不下去,“我的思维就只有这一点。”

谢林的父亲谢忠现在很少回那个家,“家里老婆不在了,没有味了”。他的时间几乎被工作排满,晚上和工友睡在宿舍。偶尔回家检查下水道有没有堵,“房子要保持好”。

他后悔当时没及时送儿子去医院,现在只盼着儿子能早点回来成家立业,帮他养老。

1月3日这天晚上,谢林和爸爸通电话,要他“多穿点衣服,不要感冒,自己要保重好”,他觉得儿子“肯定好了”,想事情周到,会关心人了。

谢林没告诉他发病的事。

距离上次申请解除强制医疗快过去半年了,谢忠决定等时限过了,再去法院申请。

他还没有放弃。

(除魏朝辉、周建松外,文中其他人均为化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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