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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名大学老师到创立爱思青年,他想改变当下年轻人的“生存焦虑”

原标题:从一名大学老师到创立爱思青年,他想改变当下年轻人的“生存焦虑”

原文标题《周玉亮:保持“无知”》

周玉亮 爱思青年公益发展中心创始人

40岁之前的周玉亮,几乎可以用佛系形容。

13年大学教师的经历,养成了他简单、不喜欢应酬的生活习惯。工作之余他最常做的事情是傍晚和儿子坐在家门口的公园讨论,“今天的天空上有乌云飘过,而昨天,在这个位置上的是晚霞。”

他几乎没有存款,对未来最大的规划就是,“我们家有两套房子,儿子长大了卖一套就够他读书了。”这种随性的生活在2016年被颠覆。这一年年底,他做了两个决定:一个是去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另一个是前往联合国开发署工作。

这两段经历,让他意识到自己过去的“局限”。比如,为保持公益的纯洁性,他曾表示“不接受商业赞助,也不冠名”。随着视野的开放,他内心的“绳索”逐渐松绑。纯洁与否的“纠结”,不再那么重要,“做的事情如何能够更有价值,给更多的人带来意义”成为首位。

“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见识增多之后的周玉亮,越来越强调自己的“无知”,并希望能够保持“无知者”的心态。

带着这些改变,他返回成都,重新规划爱思青年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爱思青年)的未来。

2011年,逐渐意识到“思想比语言更重要”的周玉亮把英语沙龙改造成了全球风靡的TEDx模式,并与台湾公益人亘将合办了“爱思塾”,开始做思想聚会。

寻找更多答案

创办爱思青年之前,周玉亮是四川师范大学的一名英语老师。

他1994年进入这所大学,之后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到2014年辞职之时,他在大学里待了20年,也跟年轻人打了20年交道。

这么多年里,教育方式的固化和成功标准的单一,一直困扰着他。

“学校教育往往就等于标准答案的教育,考试对于学生就是标准答案的考核,极少鼓励人去思考。”教学中,他经常感受到诸多条条框框。至于学生毕业后的人生选择,更是让他感到单一到缺乏想象力,“大都是考公务员或进外企,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就是最好的选择,拥有财富和社会地位就等于成功。”

他想要作出一些改变,让自己的学生多看一看“外面的世界”。课上,他分享自己喜欢的动画片,把BBC的纪录片当“教材”;课外,他和学生一起创立“爱思英语网”,将其打造为英语交流分享平台。2009年,爱思英语网开始做线下活动,召集热爱英语的人和在校大学生,定期举办英语沙龙。

沙龙吸引了外企白领、海归、艺术家等成都各领域的优秀青年,然而,一个变故让周玉亮看到了更多的问题。一位经常参加沙龙的年轻人因为创业未果等各种原因,患上抑郁症后自杀了。周玉亮痛心不已,开始正视青年人的生存困境。

他发现,焦虑、郁闷、盲目地忙碌是大多数年轻人的常态,而“成功学”是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之一。“当财富成为唯一标准,绝大多数人是很有挫败感的。对于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对未知的好奇其实更重要。某种程度上,对‘所谓成功’的‘已知’,甚至反而成了这些孩子最大的障碍。”周玉亮想通过改变青年人的思想认知,来改变他们的这种“生存焦虑”。

2011年,逐渐意识到“思想比语言更重要”的周玉亮把英语沙龙改造成了全球风靡的TEDx模式,并与台湾公益人亘将合办了“爱思塾”(全称“爱思塾青年文化交流中心”),开始做思想聚会。

思想聚会定位为“多元发声、跨界交流”,旨在“启迪青年、影响未来”,每期拟定一个主题,请6位身份背景各异的嘉宾做不同解读。聚会不提供答案,只提供不同的视角,鼓励年轻人去看,去体验,“慢慢再去寻找自己想做什么”,向年轻人传递“人生没有标准答案”的认知。

“楼下在卖肉卖菜,楼上就在搞思想聚会。” 第一场思想聚会在成都玉林菜市场楼上的武侯区青少年空间举行。伴着市井嘈杂声,原是西方哲学硕士的意大利“怪人”与听众分享自己为何研究中医;用一年时间骑自行车环游世界的美国女记者讲述自己的见闻……

“那是一段被热情和理想鼓动的时光。”周玉亮回忆,当时的爱思青年以志愿者团队形式存在,几百元租一个场地,一两个月组织一次聚会,结束后请嘉宾到街边吃一顿火锅,“几乎没什么成本”。

不少人受到思想聚会的影响。“比如川大图书管理系一个女生经常参加我们的思想聚会,看到很多榜样后,大三大四时她就做了一个项目,发挥她的专长,去服务监狱里的女囚。她精心挑选一些书目,通过阅读治疗的方法,和女囚进行交流。”

李晓萌是四川大学营养与食品卫生专业的研究生,一度非常迷惘。所学专业知识令她感觉没有用武之地,同时父母希望她能考公务员,而那根本不是她想要的。参加爱思青年的活动后,她渐渐找到一些方向。

“最大的改变就是我敢去尝试之前不敢做的事了。之前很害怕跟人交流,绝对不会主动参加活动,但现在我成了行动派,觉得与其迷惘,不如力所能及做点什么。”李晓萌发起过一分钟实验室,协作过爱思青年说、青年小客厅、开门计划、城市创想等项目,并成为青年小客厅长期协作专员。

这些年轻人的成长给了周玉亮极大的鼓舞。 2013年,成都市为公益组织的注册提供了一系列的便利,爱思青年公益发展中心获准成立。次年,周玉亮从大学辞职,专职从事公益。

2014年始,周玉亮将思想聚会分为城市版和校园版,并启动青年小客厅、城市创想等项 目,同时结合研习营、工作坊等多种形式做青年人的能力建设,让年轻人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和参与社会创新实践。图为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举办校园版思想聚会。

不知道

全职做公益之后,周玉亮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从不知道做什么,到不知道钱从哪里来;从不知道什么是敏感的,到不知道人性有多复杂,我越来越知道自己的无知,也越来越了解到自己的有限……”

机构正式注册后,部分核心志愿者转为工作人员,工资、社保、办公室租金等等各种硬性支出接踵而来。周玉亮的头瞬间大了。一位朋友的一大笔捐款,帮他度过了这次危机。“这位朋友当时我也只见过两三次面。他说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时,参加过类似思想聚会这样的活动,对他个人成长与人生发展有重大影响。”

周玉亮开始反思,公益不仅仅是“理想与情怀”那么简单。他尝试发起寻找“公益伙伴”的模式,摸索筹款之道,同时也思考一个问题:爱思青年除了思想聚会,“还能做什么”?

“让年轻人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看到不同的可能,这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搭建青年与社会创新的桥梁,鼓励青年人自己发起项目,培育相互欣赏、彼此合作、共创卓越的社群。”

2014年始,周玉亮将思想聚会分为城市版和校园版,同时爱思青年启动青年小客厅、城市创想等项目,并结合研习营、工作坊等形式做青年人的能力建设,让年轻人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和参与社会创新实践。

2015年底,周玉亮收到一位名叫卢越的女士的邮件。卢越是攀枝花人,生活在深圳,几个月前曾专程去成都参加了“野新”思想聚会。“在深圳待的时间越久,对攀枝花就越有感情,希望可以把这些活动和讲座带到攀枝花。”她告诉周玉亮。

4个月后,攀枝花市爱思青年公益发展中心成立。成都爱思青年不定期提供线上培训,输送项目标准化流程,帮助其提高工作能力,并给予少量资金补贴。

以此为契机,爱思青年开启了“城市计划”。通过品牌授权的方式,把爱思青年推广到更多地区,招募城市合伙人。重庆、绵阳、乐山、贵阳等地爱思青年城市小组先后成立,源源不断地将思想聚会、城市创想、青年说等带给在地青年,并与在地青年持续开展共创。

明月村是爱思青年以公益与社群的力量参与乡村发展的一个案例。为了让两岸的乡建者知道明月村的存在,爱思青年发起了为期12期的明月讲堂,邀请了台湾南投县桃米村、河南信阳郝堂村等相关负责人分享乡村建设经验。图为明月讲堂第七期部分嘉宾合影。

明月村即是爱思青年以公益与社群的力量参与乡村发展的一个案例。明月村位于成都市蒲江县,距离成都市区100多公里,为改造当地产业模式,当地政府采用了共创的模式,爱思青年作为公益机构的代表应邀参与其中。

在明月村的发展过程中,爱思青年贡献了公益理念、社群资源和传播思路,为明月村带去投资者、创意人、体验者和传播者。参与明月村共创的新村民(来自城市的文化创客)当中,有相当比例来自爱思青年社群。

为了让两岸的乡建者知道明月村的存在,爱思青年发起了为期12期的明月讲堂,邀请了台湾南投县桃米村、河南信阳郝堂村等相关负责人分享乡村建设经验。明月讲堂的最后一期是在北京798创意园举办的,周玉亮认为,如果798代表都市的文创聚落,那么明月村则代表乡村文创聚落。

现在,思想聚会依旧是爱思青年的标志性品牌活动。近7年间,爱思青年举办了城市大会23场、校园版80余场思想聚会,讲者阵容保持着“豪华”水准。“黑暗中对话”全球创始人安德烈·汗尼克、《三联生活周刊》名誉主编朱伟、《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李栓科、建川博物馆聚落创办人樊建川、水立方中方总设计师赵晓钧、大爱清尘发起人王克勤、人像摄影师肖全等六百多人,先后成为思想聚会的嘉宾。

公益2.0

2016年,接受一位听众的邀请,周玉亮前往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深圳校区给蔚蓝班的EMBA学生作公益分享。之后,在他们的鼓励下,他参加了当年的EMBA考试。然而,年底收到录取通知书并获得半额奖学金的他,被30万元的付款通知吓了一跳,“我当时的存款就一万多。”

为了凑集学费,他写了一篇名为《一封特别的录取通知书,也许会开启我一段崭新的旅程》的文章,预售自己未来两年的时间。他最终筹得10多万元。另有两位好友各赞助了一笔钱,再找别的朋友借了一些。

这段周折的凑钱经历,让周玉亮对自己“佛系”的个人财富观产生动摇。而成为“周玉亮同学”的日子里,他很快地察觉到自己之前对公益与商业之间关系的理解,同样过于“封闭”。

2016年之前,爱思青年基本上依赖于捐赠,同时为保持“公益的纯洁性”,“不接受商业赞助,不冠名”。

在商学院的系统学习让周玉亮有了新的认知。经过数百年的演化,商业和公益的边界已经开始渐渐模糊。从中欧同学的经历里,他看到“一些商业机构解决社会问题比公益组织还有效”,比如做生态修复的蒙草,做人工皮肤修复的兰度生物。而在海外参访中,他看到更多用商业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案例,比如为低收入家庭孩子提供优质教育的Bridge International,格莱珉银行创始人尤努斯所倡导和创办的一系列Social Business……

公益界本身存在的问题也令周玉亮警醒。在他的观察里,一些公益人选择这条路往往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道德需求,或者是为了实现自身既定的某种理想,所以其行动方式的设计通常不是以服务对象的需求为核心,而是“我要去做什么事”“我想去做什么事”,在这样的理念下运行的公益组织和项目很难持续发展。

2018年秋,读完中欧EMBA的课程,结束联合国的工作,周玉亮回到成都。

他首先做了一个决定:不参加腾讯99公益日的筹款,要让“爱思青年成为不依赖于捐赠而存在的机构,以共创的模式运营”。他指出两点原因,第一,依赖捐赠有很多弊端,手续非常繁琐,“要准备非常多的材料”。第二,如果机构基于捐赠而存在,团队的薪酬一定是偏低的,“别人捐赠来的钱,怎么好意思给工作团队和自己拿很高的工资?”

周玉亮认为,爱思青年要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排除和商业机构合作,或者开发一些收费项目。“收费还是免费”不再是他的困惑,在他看来,这些是可以设计的规则,也完全可以和政府、企业合作,“我只需要确定的是这个东西的内核是我在把控”。

他也学会了聚焦,开始做减法。“过去做了很多项目,我们要砍掉,可能只保留两三个品牌项目,把它们专业化,关注的领域要收缩,在服务能力上持续地做,而不是说天下大事都要去掺和一下。”他总结爱思青年的核心价值为三个关键词:启发青年、培力青年和链接青年,将视野聚焦在教育、环保、乡村建设和文化四个领域。

对爱思青年,他还有一个更长远的目标:创建一所开放的、打破学科边界的,基于项目的、强调在实践中学习、成长与共创的未来大学。

同时改变的还有言语和行为。从前周玉亮语速极快,现在他害怕“说多错多”,常常一边讲着话,一边在脑海中提醒自己“切勿指点江山”。他希望未来的自己能够依旧“困惑”,依旧敢于面对自己的“无知”。最近他在看《终身幼儿园》,他非常喜欢这本书的书名,“终于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感觉。”

承认“无知”需要勇气,周玉亮偶尔会拿18岁的自己进行自我激励。

18岁时,他从四川一个乡下中学考入大学,入学不久即当选班长,但一个月之后他选择了辞职。他清楚地意识到乡下来的自己并不能领导城里的同学,比如班级团建,“我的想象力可能就仅仅停留在拉个横幅,买几袋瓜子,开个联欢会上面。我不知道还可以做读书会,英语角,或者话剧演出。”

当年这一近乎残酷的清醒,让他真正得以成长。关于爱思青年的未来,他希望自己永远可以如 18岁一般,随时还能够对着自己“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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