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正文

史上首次农民起义留有重要破绽,司马迁仅仅是疏忽了吗?

原标题:史上首次农民起义留有重要破绽,司马迁仅仅是疏忽了吗?

史上首次农民起义留有重要破绽,司马迁仅仅是疏忽了吗?

历史上首次成规模的农民起义当属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起义,因为陈胜字涉,所以伟大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为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暴动立传的时候,就以《陈涉世家》作为了篇名。

在《陈涉世家》这篇传记里,陈胜、吴广起义是因为陈胜、吴广带领一帮贫苦百姓去服徭役,但是当这支由劳苦大众组成的队伍前进到今天的安徽省宿州市西南,也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大泽乡(所以这次起义也被称作“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天降大雨,阻止了队伍前进的步伐,延误了时日。而根据当时的秦朝律法,服徭役者延误时间,是要被砍头的。于是,陈胜、吴广就发动一同前行的900余名农民,揭竿而起,发动了反对秦王朝统治的武装暴动。

当时的孔子已经提出了“名不正,则言不顺”的说法,以暴力反抗朝廷按照政治伦理说是以下犯上,所以陈胜、吴广发动这场武装暴动,就必须有一个合理的、正当的理由。这个理由是什么呢?延误了时间,要砍头,也就是说,这群人是被逼无奈之下,才走上了这条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道路的。毕竟蝼蚁尚且偷生,更何况一个人除死而外别无选择的时候,为了谋求一丝一毫的生存机会,铤而走险甚至犯上作乱,似乎理由正当,也情有可原。

但“被逼而反”的理由真的就站得住脚吗?事实并非如此。司马迁在史书中说:“失期,法皆斩”。或者是古汉语的文字习惯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司马迁故意语焉不详、制造歧义,这句话本身就是有很大矛盾的。“失期,法皆斩”意思到底是“错过了时间,按照法律所有人全部都要处斩”?还是“不管错过了多长时间,按照法律都要处斩”?因为如果是法律条文,必然是严密的,延误不同的时间,例如十天与一个月或者半年,惩处的措施和程度当然是有差异的,不可能笼而统之,只要迟到就杀头。而且即使在法制建设刚刚起步的秦朝,虽说法律体系不如现代文明社会这么完备,但也是区分首犯、从犯的,即便陈胜、吴广这支徭役队伍的迟到构成了犯罪,也必须区分原因和责任轻重,不可能如同文中所说的“皆斩”。

现在我们假设司马迁在文章里所说的“法皆斩”是全部人员都要被处斩。但这种说法真的是依据《秦律》的吗?《秦律》中的确有关于农民服徭役的规定,这个部分叫做《徭律》。《徭律》明文规定,农民每年必须给官府服一定时间的无偿劳役(徭役),的确不得逃避或延误。但天有不测风云,服徭役的农民往往会被安排到距离家乡非常遥远的地方去劳动,谁也难保路途中不会因为不可抗因素而延误和耽搁。当然也必须防范一些农民故意延宕时日,拖延不前。所以,《徭律》对于“迟到”也作了明确规定:“御中发征,乏弗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通过这段法律条文,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如果出现了“迟到”情形,秦朝的官府会根据不同情节施以不同的惩罚,怎么惩罚呢?“御中发征,乏弗行,赀二甲”,地方为朝廷征发徭役,如果耽搁,不加征发,应罚两副军甲。这是针对负有发动、组织服徭役农民的地方政府的,具体而言就是地方官员的,与农民无关。服徭役的农民“迟到”了怎么办呢?时间三至五天的,应受斥责;时间六至十天的,罚一盾牌;超过十天罚一军甲。

当时的技术手段和物资储备有限,特别像制作军甲、盾牌这类军用装备估计成本是相当高的,否则像地方政府在徭役队伍征集、动员上发生的这类渎职、失责行为,其处理也仅仅是两副军甲,可见其成本昂贵。而经济能力远远不能和地方官府相提并论的农民个人,只有在“迟到十天”,也就是面临最严厉的处罚时,也只是一副军甲,估计仅这也不是所有贫苦农民能够有能力承担的沉重负担了。

斥责,罚军甲、盾牌,这些都是以罚代刑的处置措施,《秦律·徭律篇》的所有法律条文里,找不出任何“皆斩”的文字,甚至连有关肉刑的处置措施都没有涉及。可见,陈胜、吴广在发动起义的时候,所找的这个借口就是假的。要么是陈胜、吴广欺骗不熟悉秦朝法律的底层农民,要么就是司马迁故意篡改法律条文,欺骗后世的读者。但陈胜、吴广当时所面对的人都是和他俩身份相同的农民,一个农民即使一字不识,但怎么可能对事关自己切身利益乃至生死存亡的法律条文一窍不通呢?即便是有人不知道法律条文中的这些规定,但一个900多人的队伍,难道都是“法盲”吗?所以,陈胜、吴广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群体撒谎的可能性很小。如此推测,司马迁在为这场农民武装暴动找合理借口时候,撒谎的可能性远远大于他笔下的两位主角。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司马迁是汉朝人,而汉朝则是在推翻秦朝的基础上建立的,所以为秦朝书写历史的汉朝人,就必须为自己所在的王朝建立寻找合理理由。以“捏造法律条文”的手段为陈胜、吴广找到了一个正当理由,而且“法皆斩”的说法也在暗示秦朝的法律是如何蛮横无理、不通人情,也就可以映射出秦朝的统治是如何的残暴不仁、不得人心了。这样一来,岂止陈胜、吴广的起义没有错,汉朝的建立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奉天承运、救民水火的大仁大义之举了。

这是司马迁的政治立场决定的,也似乎情有可原。但这篇文章还留下了两处“败笔”,就很难让人理解司马迁这个名传千古的伟大史学家的用心了。第一处就是陈胜、吴广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为自己营造声势的行动。做法一:用朱砂在布条上写上“陈胜王”的字样,并事先将布条放在鱼肚子里,然后故意派人去买到这条鱼,挑人多的地方剖开鱼肚子,让很多人看到写有文字的神秘字条。做法二:夜晚派人在假装成狐狸的声音,在神庙附近高喊“大楚兴,陈胜王”,令人们纷纷议论。

利用天命、谶纬、童谣、星象之说来迷惑人心、制造声势,这是历史上很多人惯用的伎俩。但必须注意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间顺序。《陈涉世家》记载这两个做法都是在武装暴动发生之后,由吴广策划并组织实施的。倘若事实真的如此,那么就无可厚非,只能说明吴广善于利用人心,是个有心计和头脑的人。假设这件事发生在起义发生之前呢?况且整篇文章并无严格的时间节点和实物证据来佐证时间,在先后顺序上“移花接木”,进行“乾坤大挪移”,对于司马迁这样一个文字大家,简直是一个轻而易举而且似乎不违背文章道德的事。

如果说司马迁改动了起义与使用迷惑手段的假设成立,那么陈胜、吴广发动的这次武装暴动就彻头彻尾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事先以种种手段制造神秘事件,引起人们的揣测,陈胜这个神秘事件的当事人,自然也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有了成功造势的前提,届时一呼百应也就有了心理基础。这样一来,这支900多人的队伍之所以会迟到,也许真正的原因恐怕就不是文中所记述的“会天大雨,道不通”了吧,陈胜、吴广作为队伍组织者,故意拖延甚至为了策划、执行神秘事件而耽误时间的嫌疑非常明显。

陈胜不但以核心角色的身份策划了历史上首次成规模农民武装暴动,而且给后世留下了三句名言,响彻古今。第一句:苟富贵,勿相忘;第二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第三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特别是前面两句,是陈胜还是一个普通农民,在家乡耕田种地的时候说的。一个普通的甚至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农民,怎么会甚至怎么敢设想自己有朝一日的富贵生涯的?本来就是“燕雀之身”,是什么力量让他怀有“鸿鹄之志”的?正面解释,可以理解为陈胜胸怀壮志,积极进取。如果从反面看,那么是否可以解释为,陈胜从来就是一个野心勃勃、心怀不轨的人,而后来的“迟到”、神秘事件、组织暴动都是一系列蓄谋已久、准备充分的阴谋?“迟到”也就顺便成为陈胜煽动一群走投无路的农民,为实现自己的野心甘愿充当炮灰的理由?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底层农民,抹杀劳苦大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功绩。在今天“人人平等”成为社会共同理念的时代,当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一个文化程度并不知道有多高的普通农民,怀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说出这样的豪言壮语,是否过于前卫和叛逆了?

那么,另一种可能就是这些话是司马迁自己给人物安排的台词。因为距离大泽乡起义(公元前209)到司马迁撰写《史记》(公元前108年),时间已经过去了百年之久,关于这场农民武装暴动也没有人证、物证和任何文献资料,至多只是口口相传,这样的传播条件怎么可能留下如此真实和完备的细节呢?如果说司马迁出于给陈胜增添“主角光环”而伪造了这些“千古名言”,那么这种增光添彩的行为似乎就有了高级黑的意味。作为一个史学专家和文学大家,司马迁自然是熟知政治伦理和道德规范的,估计不会犯这种明为褒扬、实则丑化的低级错误的。那么,另一种解释就是,司马迁故意留下这样一个纰漏,让后世的人能够看出陈胜、吴广本人及这场起义的真面目。

(观点与视角原创作品,请勿擅自转载;图片来自网络,侵权请联系删除)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阅读 ()
投诉
免费获取
今日搜狐热点
今日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