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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津事件:百年前的日本行政与司法角力

原标题:大津事件:百年前的日本行政与司法角力

明治维新后日本翻译了大量西方的司法著作,加快近代司法的制度建设,从1880年到1898年宪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六部法律陆续颁布,国家的司法体系逐步建立,就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一起直接打到最高法院的大案,这就是被称为日本司法第一案的“俄国皇太子遇袭事件”。因为发生在大津市,也叫“大津事件”。

19世纪下半叶,侵略成性的沙皇俄国在欧洲遭受一系列打击之后,开始调整对欧洲列强的外交政策。为了缓和与西方各国在巴尔干和近东地区的冲突,沙皇俄国逐渐把注意力转向了东方,鼓吹“东进”的沙文主义情绪在统治阶级内部开始蔓延。在“亚洲扩张战略”的先锋、俄国大贵族乌赫托姆斯基公爵的煽动下,俄国沙皇王室也蠢蠢欲动,尤其是当时的沙俄皇储———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深深地被“东进”理论所吸引。为了能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也为了实现“东进”的梦想,尼古拉决定亲自去远东旅行,详细考察远东的具体情况,为将来的侵略战争作准备。1890年11月,22岁的尼古拉率领包括他的好友希腊王子格奥尔基在内的30多人开始了前往远东的长途旅行,他们先访问了地中海国家希腊和埃及,然后乘船驶过苏伊士运河,历经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新加坡、爪哇(今属印度尼西亚)、暹罗(今泰国)、中国,最后来到了日本,但是这位意气风发的皇储做梦也想不到,这次访日旅行差点葬送了他的性命。

1891年(明治24年)俄国尼古拉皇太子前往海参崴主持出席西伯利亚铁道开工仪式时,顺道访问日本。当时的日本仍为弱小国家,和中国一样被列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也只能热气吞声。尼古拉皇太子的来访,让当年的日本政府倾全力迎接。当时并非祭典时季,但仍於京都举行五山送火(大文字烧)仪式。

同年5月11日,日本滋贺县大津,万头攒动,彩旗飘飘,鲜花招展,准备迎接尊贵国宾的到来。23岁的俄罗斯皇太子尼古拉刚结束在中国南京的访问,便风尘仆仆,访问日本。日本政府不敢怠慢,多年来两国关系一直紧张微妙,正愁无法改善。此番天赐良机,日本政府决定以最高规格接待,希望借此契机,化敌为友。

日本官方特意派出二十多位官员,专程到长崎港,为尼古拉太子接风洗尘。港内商船一律不准停泊,其余舰船均需高悬俄罗斯国旗以示欢迎。访问期间,皇太子的人身安全如何保障?日本政府大包大揽,信誓旦旦,一方面,加强警力,严加防范,力求做到万无一失。另一方面,日本外交大臣青木周藏与俄国驻日大使约定,万一发生暗杀行刺事件,届时按照日本《刑法》116条“加害皇室罪”,处以死刑,绝不宽贷。

当尼古拉皇太子於大津访问时,警备津田三藏忽然刺杀尼古拉。事后尼古拉仅得轻伤,性命无大碍。津田三藏随即遭到逮捕,但始终不愿表示犯案动机。明治天皇亦躬赴於神户港停泊的俄罗斯军舰,并登船探望尼古拉。

案件的发生让日本上下都紧张起来,这位俄国未来的皇帝,小心伺候还来不及,这种事故处理不好,会不会引发战争,会不会引起赔偿。天皇着急和首相、外相和司法大臣召开御前会议,下面是全国各地执法停止了各种庆祝活动,有的地区甚至要求人们不可以姓金田,不可以叫三藏,日本上下都充满了对俄国的恐惧和不知所措,一时间人心惶惶。最后,日本人的谢罪走到了极端:一个叫畑山勇子的女子在京都府厅面前,用剃刀割喉自刎表示道歉。在这种舆论的压力下,政府表态尽快审判,要求严惩肇事者金田三藏,并要求当时的最高法院审理,也就是说一审就是最后一审,没有上诉机会。

图:西方人所绘尼古拉遇刺,把日本人画成了野蛮土著形象

行政与司法拉锯角力

为维护日本外交威信,维持日俄两国关系于不坠,日本首相松方正义,召开内阁紧急会议,会上达成一致意见,以“大逆罪”罪名处决罪犯津田三藏,承担国际法上政府责任。外交上息事宁人,刻不容缓,杀一浪人,又有何惜?并将内阁善后决定,向前首相,现任元老院院长伊藤博文等人通报。

日本最高司法机关大审院(最高法院),火速组成特别法庭,当晚由一名预审法官和两名检察官,对“大津案件”进行审理。不过,司法机关与力主从严从快从重的行政机关,很快就因如何适用刑法,产生严重分歧,相持不下。日本内阁以案件牵涉日俄外交关系,俄国随时发动战争,且早有两国密约为由,主张非重判不可。

新出任大审院院长一职的儿岛惟谦,拍案而起。就法言法,《日本刑法》第116条,规定凡加害日本天皇、皇后、皇太子等皇室成员者,不分未遂即遂,一律处以死刑。这一条加害皇室之罪,俗称大逆罪,只适用于保护日本皇室成员人身安全,而非访日的外国皇室成员,后者地位与普通日本国民无异,其理甚明。

依据现代刑法“罪刑法定主义”,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刑法最忌类推,贸然扩张解释,必动摇刑法基础。本案只能按照普通杀人未遂罪,处以被告终身监禁。加之《明治宪法》规定法治国家,政府施政必须完全遵守法律,自不得玩弄法律于股掌间。

日本行政部门不以为然,以事涉两国邦交,关系国家重大利益,并以事前两国政府早有协议,事后内阁决议适用刑法116条,并已通报俄国等理由,首相松方正义亲自出马,与儿岛惟谦院长见面,力陈己见。同时透过绵密人脉,安排亲友及前辈,向七位主审法官施压,要求他们相忍为国。避免日本外交食言,防止俄国借机挑衅。多数法官在强大压力下,立场摇摆,同意尊重日本内阁的重判主张。

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司法历练二十余年,深知两年前颁布的《明治宪法》虽规定司法独立原则,但无奈日本行政权独大,根基未深的司法权,随时可能胎死腹中。此案动见观瞻,一旦司法向行政示弱臣服,日后断难有出头一天。他马不停蹄,来到大津,向七位法官痛陈利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挽狂澜于即倒,成功说服下属同舟共济。

法官天职依法审判,日本司法能否独立,在此一举。他鼓励法官:“既然法无明文规定,不能草率判处死刑。坚持原则,拒绝向政治压力屈服。诸君,捍卫司法独立,舍我其谁? ”

日本政府闻讯,立刻派出内务大臣西乡从道与法务大臣山田显义二人,联手向法官游说。没想到,七位法官以司法独立为由,拒绝在审判前,与行政官员见面。法务大臣山田显义闻讯,七窍生烟,简直不敢相信,平时温文尔雅的法官居然敢如此“放肆”,破口大骂:“好个法官,居然如此无礼,岂有此理?”

公判前夕,5月25日,日本总检察长三好退藏与法务大臣山田显义,祭出“撒手锏”,联名发布敕令,规定刑法116条可以进行扩张解释。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法理功底深厚的儿岛惟谦,挺身而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微微一笑,《刑法》总则第三条白纸黑字,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则,新敕令无法适用于“大津”案,殆无疑问。儿岛惟谦向法官表态,如判决曲解法律,身为负监督责任的大审院长,将辞职以答天皇,以谢世人。[1-2]

惊天判决 余波荡漾

1891年5月27日,审判正式开庭,证据调查环节结束,三好检察总长与川目检察官相继发言,以加害外国皇族与危害本国皇族相同为由,力主适用刑法116条;辩护律师谷泽与中山二人,针锋相对,强调现行刑法并无加重处罚之规定,力陈其非。

重重压力下,日本大审院特别庭毅然下判:被告津田三藏犯下《刑法》292条谋杀未遂罪,处以终身苦役。判决一出,司法独立于行政权,初现端倪。日本行政机关,脸上如吃了一记响亮耳光。外交大臣青木周藏、内务大臣西乡从道、法务大臣山田显义三人,迫于插手司法不遂,东窗事发,相继宣布辞职,以示负责。

而事前态度强硬的俄罗斯,苦于国力日衰,战争准备严重不足,只能吞下苦果。借口皇太子尼古拉伤势不重,日本天皇亲自看望,日本政府多次诚恳道歉,居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悻悻地离开日本的尼古拉皇太子,只能私下痛骂:“日本人,真是一群东方的猕猴!”

后人赞扬儿岛惟谦为日本司法守护神,为日本司法独立奠定根基。他义正词严告诉内阁首相松方:“下官非才,恭奉天皇任命为大审院长,职责所在,不管内阁如何讨论和决议,其解释如曲解法律精神者,断不予以接受。”又表示:“不曲解法律,亦必另有其他维护国家利益之方略。立宪国家如欠缺法律之威严与正义,则必然失其存在意义。” 面对多位内阁大臣连珠炮似质问儿岛惟谦:“若因此导致日本亡国灭种怎么办?”儿岛惟谦拍案而起:“日本若因此而亡国,那就让它亡国吧,至少世人将记得日本曾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

西方国家盛赞,后起之秀的日本,居然能做到司法独立,让人眼前一亮,难能可贵。高举司法独立大旗的日本,借势与英法美等多国,修改不平等条约。此案对于日本司法权,最终摆脱行政权宰制操控,以及《明治宪法》引进的三权分立制衡得以落实,影响更为深远。

一片赞美声中,也有学者冷静指出,本案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理应由案件发生地大津地方法院进行审判,却由最高法院组成特别审判庭,径行审理,与法不合。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未亲自参与审判,却向主审法官发出裁示,也与司法独立的精髓——法官独立,存在不小差距。特别法庭多数法官,更是一度态度摇摆。至于刺客津田三藏本人,发监北海道钏路监狱,同年9月29日病死狱中。死因为急性肺炎,疑点重重,至今仍有人认为可能是政府谋杀。

可以说“大津事件”用现实行动教育了日本民众,建立司法体系不是做做样子闹着玩的,法律是神圣威严的,及时面对强大的压力司法权的独立也不会动摇。可以说依法治国,日本很久之前就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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