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融化后,春天还会远吗? ——在这大雪纷飞的季节,触碰波兰的温柔

原标题:雪融化后,春天还会远吗? ——在这大雪纷飞的季节,触碰波兰的温柔

雪融化后,春天还会远吗?

——在这大雪纷飞的季节,触碰波兰的温柔

踏着圣诞的步伐,在波兰重获独立100周年的2018年底,我走进波兰这片熟悉而又遥远的国度。

熟悉的原因是,听了太多和她有关的历史,看了太多和她有关的电影,有太多让我崇拜和欣赏的波兰科学家、音乐家和文人。

遥远的原因,也是因为对她太熟悉了,熟悉到一走近她,内心深处便有一阵伤痛随时撕裂,尤其在这大雪纷飞的季节。

皑皑的白雪将深蓝的天空映衬得分外空灵,属于波兰人与人之间孤独的关系,在诺贝尔文学奖波兰诗人辛波丝卡的《一见钟情》里,写得清楚而意味深长:

他们彼此深信,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

他俩或许擦肩而过一百万次了吧,我想问他们是否记得——

但是,我早已知道答案。

是的,他们并不记得。

这一路,我来到了华沙挂满彩灯的皇宫

穿着中世纪仆人服装走进了哥白尼的家

在波兹南吃姜饼,流连于绘满墙的3D居民楼

海边的索波特有一栋扭曲的屋子

格但斯克是一座比阿姆斯特丹还美的城市

从波兰一路北到南,走访了每一座城市的圣诞市集,品尝了每一座城市的特色餐厅,住进了每一座城市地标的酒店。

却也因为呆的时间越长,越深入这个国家的故事,而越感到孤独。

哥白尼是孤独的,在他的时代人们对科学恐惧;

加百列•华伦海特是孤独的,一个人的实验室,冰与水的熔点。

叔本华是孤独的,他说:人们要么庸俗,要么孤独。

肖邦是孤独的,他太反感在大庭广众下用音乐会的方式去赚钱。

居里夫人是孤独的,在国家都灭亡的时刻,她创造了PO来呼唤人们记住Poland。

席皮尔曼是孤独的,和家人在隔离区用20波币买了一颗糖分成六份当作午餐后,就要永远说再见了。

罗曼·波兰斯基是孤独的,生为犹太人,也经历过大屠杀,在他导演《钢琴师》时,心中是一片冰凉吧。

……

600多万被关押在集中营的人们是孤独的,一个个被剥夺了人权,丢了他们的姓名,只留下一串编号。

当我看着矗立在格但斯克海道两边彩色瘦长描绘着鲜艳优雅图案的荷兰式房子时,我的导游小麦告诉我,虽然它是一座上千年的古城,但90%以上的建筑是在二战后重新修建。

我听后,怅然若失。

小麦,又称麦麦,原名为Michal Maj,是一个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可以说一口流利中文的格但斯克人。

他个子不高却很结实,金棕色的头发与茂密的长胡子连成一片,略带微笑但又保持着距离的态度,不知道是不是波兰人特有的个性?

在波兰的最后一天,他带着我和同行的媒体朋友,来到了距离格但斯克开车半个小时的Stutthof集中营。

那一天,又下起了鹅毛般的大雪,一路上车雨刷都在不停轻刷雪水,到车子停稳在停车场,车身已经布满了雪斑。

小麦说,为了尊重曾经在这里活过或死去的人,本是不允许摄影摄像,但我们是第一来到Stutthof集中营的中国媒体,所以他帮我们申请了摄影摄像的资格,但请保持轻声说话,并请尊重死者。

因为《辛德勒的名单》让全世界了解了集中营,奥斯维辛的名字也深深烙印在每一个观众的记忆中,但其实德国在波兰建立的集中营,并不只有奥斯维辛一处,像我现在在的Stutthof,是德国占领波兰后的第一个集中营,1933年便已建立,前期关押的是德国的政治敌人,二战开始后,犹太人、政治犯、同性恋……乃至反对德国的波兰平民也被关押进来。

望向超过120公顷面积的白雪皑皑,冰冷而干燥的空气中有着滋滋的气流,微风一扫,皮肤上便留下刺痛。

走过红砖墙壁的小门,其实就是两个比人高一点的砖门,波浪形的灰铁门缓缓打开,前面一片空旷,松树柳树和矮木后,三角形房顶的两层小楼联排显现。

若不是知道这里是集中营,我一定会以为自己不过是走进了一所位于野外的普通工厂,无论如何也很难想象这里曾发生过惨绝人寰的历史。

当时的波兰人,称之为死亡之门。走进它,活着出去的可能性,便微乎其微。

死亡之门的旁边是警卫楼,对面的二层小楼是军官楼。

军官的工作和生活皆在其中,开会、酒会、吃饭、跳舞、点算着关押的人数,盘算着榨取的钱财,操控着所有人的生死。

一阵风带着雪花吹过,小麦的眼镜上浮着冰霜,他将毛线帽子往下拉了拉,将耳朵裹得更严实。

“集中营的人随时会被处死,他们的皮肤被拿去做灯罩,脂肪被做成肥皂、毛发被做成毛线织成帽子围巾毛衣和袜子,牙齿被做成了扣子……”

他不大的声音,在寂静的空气中,却让人发了抖,一口气憋在了胸口。

抬头发现,明亮的天空也不再清澈,低头看向脚底,被白色雪包裹着的泥泞也被翻了出来,

与军官房呈90度角度的一排灰黑色平房,是最早的营房,由矗立着警卫哨兵房子的铁门连接。

铁门后,才是真正的集中营部分,一眼望不到头的连排营房,被雪染白的屋顶,和对称的六格白色小窗户,在视觉上,就立刻与军官住的红砖房子形成强烈的不平等性。

还记得《辛德勒的名单》中,军官赤裸着上身,一边喝酒一边俯瞰下方忙碌恐慌的人群,随时掏出枪,看谁不顺眼就毙了谁。

如果不是真实发生过这样的历史,肯定会令人觉得能做出这样行为的一定是个暴力的、大脑没发育健全的暴力少年。

但事实是这样的事情不过发生在不到100年的现代史。

这100年科学急剧进步和发展,不仅用科学的方法提供了供人类大量繁衍的食物,也用科学研发了能使地球瞬间灭亡的武器。

包括毒气。

小麦指着遥远处高高的烟囱,沉默了半分钟后,说:大多被关押进来的人,最后都被送到了毒气室,被烧成青烟,才能离开这地狱般的地方。

走进第一间房,反射着外面雪景的玻璃中,放满了蔫成一堆的鞋子,大鞋子,小鞋子,每一双都代表一个人,密密麻麻的鞋子。

让我不由得想到布达佩斯多瑙河边,艺术家用雕塑做成的铁鞋子。

它们安安静静地,无论是在玻璃展柜中堆积如山,还是奔向灵魂解脱的多瑙河,都给每一个参观者的内心带去恐慌。

随之往后走去,看到了许多照片,有德国军官的,有建立集中营的人,当然还有许许多多数不清的集中营照片。

每一个关押者的身份说明书上,从头发和瞳孔的颜色,到身高体重职业等信息,都写得一清二楚。

工作的照片也被德国的摄影师记录下来,劳动者面黄肌瘦,仍不能停止的忙碌。

来到一张地图前,标明了整个波兰集中营的数量和每处被屠杀者的数量。

“二战让波兰失去了600万人,”小麦说,“其中300万是犹太人,300万是波兰本地人。”

每一间房都摆满了床,分为上中下三层,刚开始一张床还能睡一个人,后来两个人,再后来三个人四个人……不仅因为被关押的人越来越多没有床位了,而且墙角的壁炉从来没有热气,哪怕是在今天这样冰天雪地的日子,也没有丝毫可以取暖的方法。

只有拥抱。

但这拥抱带来的点滴温暖,也最终在恶臭中变成了绝望。

德国军队不给被关押者上厕所的时间,就连晚上也不允许他们走出营房,但凡某间房有人想逃跑,哪怕只是出门去上厕所,不仅这个人要被枪毙,整个营房的人都会受牵连。

于是,只能随地大小便。

餐厅也是粪便。

最后床上和被褥中也都堆满了排泄物。

《美丽人生》中的爸爸叫孩子藏在最上面一层的角落中,告诉孩子“我们在做游戏”时,孩子是真的信吗?这种如但丁《地狱》一般的景象,极度恶与丑的混杂,让孩子逼迫自己去相信,这只是在做梦,做了一场噩梦,梦终会醒,会有坐在坦克上的帅哥来接他出梦。

越走近毒气室,充满毒液长着巨型触角的怪物,在内心中越长越大。

木质十字架旁的一个像是烧煤炉的砖房子,不过十几平米大小,但足以见证成千上万充满了恐惧的灵魂。

那些尖叫声,嘶喊,哭泣,和祈祷,都像噩梦一样缠绕在每一个还活着的人的耳边,连最远处的军官小楼也一定能听得见。

毒气室旁,便是火葬场了。

说是火葬仓是对死者的哀叹,它的作用主要是焚烧,将所有已经无用的人烧得干干净净。

他们也不能称作人,只能称作无用的东西。

那么有用的还活着在劳动的就能称作人吗?但凡看过《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的观众,也一定会惊讶于那些被安排在军官人家做苦工的犹太人,并不被称为人,他们只是能做事的号码,可以随时打骂,任何人都有权利结束他的生命。

而生活在集中营的,自然更不能称为人,他们是德军口中的“害虫”“寄生虫”“肮脏的老鼠”……

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在回忆自己这一生时,所有亲戚都被屠杀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活着,于是他问自己“什么是存在”?

是有人能证明你,才是存在,或者活着就是存在?

而现在被剥夺了名字、家庭、生存需求的关押者,他们只有号码,只有条纹囚服,只有如蝼蚁一般的生存环境,他们还算“存在”吗?

就连自杀,在这里也是禁止的。

若是一个人自杀,整个营房都将被立刻处决。

我的神经绷紧到了极致,离开了集中营,坐上车开回到格但斯克的路上双眼呆滞。

若不是亲身来到过这里,只凭电影书本,虽能震撼心灵,但绝不会让我有设身处地的痛。

那是一道良心上的伤口,大雪如盐,细细密密地撒在了伤口上。

直到我走进二战博物馆后,才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

数不清的二战影像在我眼前流动,有宽荧幕的,有电视展示的,有投影的。

它们是会说话的记录,将战争的残酷直露露地展现在每一个参观者的眼前。

当希特勒乘坐的轿车从数以千万计的群众包围中穿行时,每个群众都伸直了右臂,大神呼喊纳粹的标语,此时的我是震惊的,原来《穿条纹睡衣的男孩》中,以姐姐为代表的那些人是真实存在的,因为课本和社会舆论的导向,让他们相信自己做得是利国利民的事。

有这样想法的人,在当时只会是多数,而不是少数。

多数人激情洋溢地在街头聚会,到处贴着标语,将犹太的书籍焚烧,当街抓住犹太人便剪头发,医生用各种仪器为人划分等级……

还有许多的视频模拟成各种道具呈现给参观者。

有的是一部老式单筒耳机,将耳机从木架子上拿下来时,便会播放一段采访,声音从耳机中传出,被采访的大多数是二战的幸存者。

有的是一个书柜,每一个抽屉中,藏着一段血泪史。

还有的与历史证据放在一起,视频的旁边就是毒气面罩、被搜刮来的宗教用品、从集中营关押者衣服内搜出的成百上千张照片。

其中,有一排被打磨得光滑透亮,完全没有棱角的圆柱锥顶,看似艺术品般优雅,但谁都知道它是最具杀伤力的导弹,是恶魔地咆哮,跟随视频中的飞机一个个飞向人间。

博物馆有两处按一比一比例还原的城市布景。

一处是二战期间空无一人的商店街,深蓝色的光打在了街道上。

两旁的商店紧闭,但隔着玻璃可以看到每家商店售卖的货品。

有卖服装的,有卖火柴的,有卖肥皂的,有卖书籍的,有卖留声机的,有卖儿童玩具的……

听起来和我们现在的商店街也没什么区别,但若你仔细看,会发现物资的匮乏,有些像走进古巴的一家商店,看似什么都有,但只是为了活着,却不是为了生活。

《钢琴师》的故事中,犹太人一开始与身边的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都生活在同一座城市,有艺术才华,随时说些幽默并自嘲一番,有穿衣品味追求爱情。但随着隔离墙的建起,随着被赶往集中营,他们突然变得和所有人都不一样了,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若不想被迫害只能见洞就钻四处逃窜。

另一处被还原的布景是战争胜利后的城市。

残桓断壁,四处堆放着砖头与石块,230坦克成为了胜利的标志,每一扇窗都紧闭着,那里面已经没有了人,连畜生也早就逃走了。

战争终于是胜利了,恶势力终于是消除了。

但那些已经死亡的人,真的可以成为过去式了吗?

那些伤痛和惨绝人寰的记忆,真的可以随着时间而消逝吗?

人性,原来可以恶到这样的地步。

从波兰的二战博物馆,到耶路撒冷的大屠杀博物馆,一张又一张的照片展现在我眼前,带着微笑的家人、亲人、爱人、朋友、兄弟、姐妹、父子、母女、父女、母子,又或是单人照。

照片上的每一个人都神采奕奕精神抖擞,牙齿上的阳光有一种可以照耀幸福的美。

大屠杀博物馆中,我听到过一个故事,是一个未成年的犹太孩子写的日记,当作这篇文章的结束与大家分享。

故事大概是这么说的:若我长大了,我想到处去旅行,带着导航仪,飞到世界各地……

音频中传出朗读者轻声的朗诵,身边的人渐渐聚集了起来,听着听着,每个人的眼中都泛着泪光,有几位女士拿出了餐巾纸擦试着眼角。

这些人中,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面孔,像我是中国面孔,也有德国的面孔,大家的情感是共通的,一个鼻子一张嘴两个眼睛两条腿,没有任何不同,没有谁比谁更高级,更没有谁比谁更劣等。

让我回忆起,我小时候的梦想,便是到处旅行,头上若能有竹蜻蜓,带着我随意行走在世界各处,就更完美了。

写日记的犹太孩子,最终没有长大,而我却真的成了走遍世界的旅行家。

是一种得之不易的幸福。

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边境墙,我用油性笔写下一行字:

More Travel,More Love,No Wall,No War。

祈祷世界和平,不再有战争,不再有恶意。

希望我可以向你伸出双手,去触碰孤独。

我想让你知道,无论多大的雪,终会融化,春天的脚步随后便会轻轻到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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