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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来品在日本何以成为风尚:从正仓院的宝物说说唐物的历史

原标题:舶来品在日本何以成为风尚:从正仓院的宝物说说唐物的历史

2018年,是公众关于唐朝的想象力极为旺盛的一年,不仅有《三联生活周刊》对于唐朝“城市、女性、诗歌、胡风”所做的专刊,更有日本正仓院一年一度的宝物陈列大展。张爱玲形容唐朝是一个“兴兴轰轰、橙红色的时代”,学界对于唐代政治、文学、艺术和宗教所做的研究,亦极大地调动了人们讨论与探究唐朝的热情。从物品和风尚的角度还原中国古代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是近年颇受关注的一个角度。唐朝与唐物、中国古代文化对于日本的影响等问题,也如此兴轰地再次进入公众的视线。

唐物的历史:从正仓院的宝物说开去

唐物,主要指的是中国唐代的物品,在日本曾是舶来品的统称,意味着从中国,或者其他周边国家舶来的、具有唐代风格的物品,后来用来泛称来自异国的所有物品。《角川古语大词典》中关于唐物的定义表明,它曾是唐锦、唐织物、沉香、麝香、茶道、中国画等物品的总称,在室町时代被当做奢侈品,这一定义也包含日本自身仿制的物品,后来出现了专门买卖这些物品的“唐物屋”。《源氏物语》《枕草子》中故事的主人公通常以占有、消费和赠予唐物来标榜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慕归绘词》中用唐物装饰的房间

“大阪市立住居博物馆 大阪生活今昔馆”中再现的唐物屋

“从遣唐使开始的、以朝贡为原则的国家之间的交换物,以及来自唐、新罗的舶来品,均首先被以天皇为中心的王权所接纳,由此形成向臣下再分配的体系。”(《唐物的文化史》,商务印书馆,2018年)初步明确了唐物的来源和分配、交换体系。

“唐物”一词的最早记载,见于《日本后纪》恒武天皇大通三年(808年)。而始建于8世纪后半叶的正仓院,保留了迄今为止种类最丰富、最全面且最有价值的唐代艺术品。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傅芸子曾多次进入正仓院,发出这样的感慨:“吾尝谓苟能置身正仓院一观所藏之物,直不啻身在盛唐之世!”(《正仓院考古记》,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一年一度的正仓院宝物陈列展,目前正吸引着全球观众去一睹唐代宝物的规格之高与工艺之精美。

收藏唐物的风尚,其实就是一种尚古的嗜好。正仓院的陈列物以圣武天皇的遗物为基础。这位笃信佛教、热爱大唐文化的天皇,渴望将当时日本的首都平城京打造成一个像长安那样的政治文化中心。除了圣武天皇旧藏之外,正仓院还收藏了皇室陆续捐赠、重臣比丘等进献以及亚洲各地来的宝物。据《唐物的文化史》,其来源主要有三种:一为唐代传入日本的中华精致文物,二为经由中国传入日本的西域文物,三为奈良时代日本仿制中国文物所制成的物品。这些收藏品种类繁多,包括衣物、乐器、家具、兵器、茶具、佛具等各种宝物9000多件。

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背面(唐物)

曜变天目

在《唐物的文化史》的作者河添房江的另一部著作《源氏风物集》(新星出版社,2015年)中,同样写到了相当多的、舶来的唐物在日本的流转故事。基于作者对文本和图像的深入研究:《竹取物语》中记载了平安时代的皮毛热所引发的故事、《宇津保物语》通过两条贸易路线生动再现了唐物流转的真实场景,其中富含秘色瓷和琉璃的光影、熏香的气味、秘琴传授的故事……这些物品背后,有政治权力的分配、有尚古的嗜好、有器物和人的曲折故事,共同勾勒了中日文化交流以及日本受容异国文化的故事脉络。

《竹取物语》中的“火鼠皮衣”的故事

从“物”还原唐代的文化风尚

在美术史研究中,大量考古发现令研究者确信,中国古代艺术对于“器物”的执着已经成为一个有目共睹的重要特点,对“器”的执着与“礼”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密切相关,从精美的陶器、玉器、青铜器到瓷器,器物的装饰及演变形成了完整的风格发展序列,反映出特定时代的艺术趣味和文化风尚,而对传世法书、屏风、家具等物品的进一步研究,将图像还原至空间,“物品与空间的共生关系” (《空间的美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进一步拓展了研究者和观众的想象力。

《唐物的文化史》中详尽的史实和丰富的图像例证,正是为我们通过物品、空间来还原唐代,呈现了一条清晰的脉络。这本书的核心视角之一,便是将焦点放在“物”,通过各个时代的掌权者(圣武天皇、仁明天皇、藤原道长、足利义满、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关键人物),将之作为权威和财富的象征的实证说明:“唐物”不仅与他们的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威紧密相关,拥有、消费贵重的唐物,是当时身份的象征,赠予、交易唐物,也成为当时重要的政治行为和文化现象。依据当时的记载,平安时代,唐风器物和日本自制的唐风器物并存,《源氏物语》的时代,才进入前者向后者使用过渡的转换期。但是,依然有明确区分,即在官方的正式仪式场合重视唐风器物的使用,在非正式场合,才使用日本自制的器物。

书中提到的《君台观左右帐记》,原本是室内装饰的一本秘籍,后来经过评注本的扩充,成为室町时代鉴定唐物的指南,涉及唐物的分类、定级和真伪鉴定,对于到底是经由中国传去日本的唐物,还是日本自己仿制的“和制唐物”也做了明确的区分。

再后来,随着日本和制唐物技术的进步,情况发生了反转,例如,螺钿工艺品,原本螺钿技术是通过遣唐使传到日本的,后来逐渐被日本化,到了宋代,反过来变成受中国欢迎的输入品。在南蛮贸易时代,日本使用螺钿工艺制作的各种物品(例如贴贝书柜、莳绘)甚至大量向欧洲出口,博得了好评。

平螺钿背圆镜(唐物)

秋草莳绘提重(日本制造的唐物)

贴贝书柜(日本制造的唐物)

随着追溯唐物的历史、阅读书中那些历史人物搜寻名物的故事和日本对于唐物的转化式再创造,直观地显露出日本文化在持续吸收舶来文化的过程中的变迁。唐物在这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象征当时身份和权力的奢侈品,到平民通过交易而流行拥有舶来品的风尚,从中国带来的文化、文物以及后来在日本形成的中国风格的文化因素,影响着日本文化的形成。这一对外来文化(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受容和汲取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历程,不仅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日本文化,也为我们还原和深化关于唐朝的想象提供了丰富的例证。

(本文图片来自《唐物的文化史》一书,商务印书馆,2018年)

(文 / 慕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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