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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中国欲望的先秦大爆炸

原标题:朱大可:中国欲望的先秦大爆炸

就其本性而言,任何文化史都是欲望史,它向人们揭示了欲望生长的进程、表达形态,以及欲望发生的机制和原因,人处理欲望的各种手法,等等。与传统文化史相比,欲望史将更明澈地展示文明的历史本相。

在弗洛伊德和拉康那里,欲望是因欠缺而引发的主体心理状态,具有匮乏、收缩和否定性的精神特征,甚至是镜像或语言中的骗局。拉康坚信,欲望只是一个没有所指的“能指链”而已。但德勒兹则把欲望视为创造、生产、膨胀和肯定性的要素,具有解放和革命的力量,应当得到充分鼓励。后现代哲学的这种严重分歧,向我们证实了欲望母题的重大意义。

借用德勒兹的概念,也许可以把华夏农业文明视为一架古老的欲望机器,它按二十四节气的节律生产农作物和欲望,进而产生强大的群体性能量,大幅度修改田野与城镇的面貌。这种机器通常拥有一种二元结构:一个来自物质或语词的驱动力,以及一种有效的刹车机制。正是基于这样的驱动/制动机制,欲望的运动,总是在放纵和压制之间摆动,而它的运动踪迹,勾勒出文化史的基本轮廓。

第一次欲望大爆炸

跟猎人社会相比,“食草型”的农业文明并未大幅提升生活资源的数量,但改善了食物的储备能力。在仓颉造字的年代,“仓”就是粮食的象征,而在日神统治的年代,舜曾因修缮粮仓而遭到家人的谋杀,差一点被烧死。

另一方面,硕鼠偷盗仓粮的不道德行为,也遭到来自民谣歌手的抨击(《诗经·魏风·硕鼠》)。这些神话和历史叙事证明,“仓”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事物,这种粗陋的建筑容器,大幅提升了农夫的储备能力,搭建出“丰衣足食”的幻象,进而膨化消费欲望。对于粮食及肉类的饥渴,从胃和口腔的深处涌出,炽烈地燃烧在殷商和两周的鼎器之中,映照着华夏文明的早期岁月。

几乎所有的历史叙事,都热衷于制造“欲望灭国”的反面神话。在妹喜、妲己和褒姒的祸国传说背后,是对末代国王的色欲的道德谴责。人们被反复告知,正是王的欲望吞没了他自己的国家。据说,为博得患有严重忧郁症的妺喜一笑,桀王不惜大量撕毁绢帛。这是精神分裂的美学现场,器物的灵魂在惨叫,其间包含着欲望破裂的巨大痛苦,同时也是解忧和欢愉的源泉。裂帛就此超越了物的限定性,跟女人一起,成为情欲和罪恶的担当者。

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轴心时代,“欲望之仓”的储备已经完成,它需要一种更为激烈的表达方式,那就是区域战争。先秦诸侯对土地和人口的争夺,在权贵层面上触发了第一次欲望大爆炸。他们深知,“周礼”必须加以销毁,以便为欲望的生长开辟道路。

为扑灭或加持这场大火,诸子百家被紧急动员起来。思想在权力的压迫下出现分裂:士大夫要么站在欲望的对面,如墨家和道家;要么站在欲望一边,如法家和名家;或者维系着某种暧昧的摇摆立场,如儒家和“黄老之学”。在纷杂的“百家争鸣”中,只有一个真正的主题,那就是如何处置人的欲望。墨翟赤脚行走在中原大地上,皮肤黝黑,神色坚定,向世人示范低度欲望的生命状态。但在欲望大爆炸的年代,很少有人愿意倾听那孤寂的声音。

从先秦时代到北宋为止,欲望表演的主要舞台基本位于“东轴线”上,也就是从长安、秦岭沿汉水(包括邻近的河南洛阳和开封一带)连通襄阳。这条轴线是西戎人的战地,也是孕育帝国文明和欲望的早期摇篮。

第一次欲望大爆炸的主要成果,除了贡献诸子百家,还贡献出著名的欲望暴君始皇帝嬴政。营造长城的意义,不仅是在阻止北方蛮族的入侵欲望,而且要阻止本土农夫们的造反欲望。长城是农业时代最严厉的“欲望围城”。不仅如此,在征服六国之后,皇帝竟然下令销熔天下兵器而铸成十二铜人,放置于宫庭之中。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具有更为强烈的象征意义,那就是用暴力征集民间的欲望(铜),并且垄断它们,把它们变成皇帝本人的私人典藏。嬴政就此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欲望独裁者,他垄断了权力、制度、思想、言语、人民、女人、消息、简册、土地、物资和道路,直至世界上最奢华的坟墓。(本文为《三千年文化史的欲望叙事(上)》,未完待续)

本文首发《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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