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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南区牛堡屯为元代柳林行宫说

原标题: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南区牛堡屯为元代柳林行宫说

说起北京的皇家苑囿,很多人马上会想到海淀区的三山五园,但建于清代的三山五园只是北京最晚的近代皇家苑囿。北京自938年成为辽朝的南京后,就开始有了皇家苑囿和离宫的设置,以满足皇帝避暑、狩猎的需要。北京最早期的皇家苑囿区,却并非是日后的西山地区,而是位于今通州区东南,这里水泊连绵,是当时的风景名胜区,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延芳淀。如辽帝在延芳淀建有神潜宫(今神仙村),元忽必烈在柳林海子建有柳林行宫(今牛堡屯),形成了通州最早的皇家园林群落。经过数百年的沧桑,这些园林群落虽然已经全部湮灭了,但当年的盛况规模,恐并不亚于日后的三山五园。

一片荡漾在史书上的广袤水域,为我们描绘出一千年前的通州。通州南部处于永定河冲积扇和潮白河冲积扇结合部位,地势低洼,历史上属于永定河、潞河交汇之地,湖泽广布,河流纵横,是典型的水乡区域,早在三千年以前这里是古雍奴薮的一部分。北京东部的这片延芳淀湿地在辽代时有着方数百里的广阔水面,且风景秀丽,景色宜人。大片的水面、茂密的苇塘,每到春秋两季,北上、南迁的候鸟在这里歇脚、捕食,延芳淀就成为天鹅、大雁、野鸭的天堂。到了清代中期,通州境内除了过境的潮白河、凉水河、北运河等河流,就只剩下几片零星的浅水面和几万亩稻田了。但北上的漕运船舶仍然在张家湾停泊卸货;一些王公贵族仍然到这些水边放鹰射猎,称为“飞放泊”。

公元696年,参与北征契丹失败后的陈子昂独自登上了古幽州台,这个空怀报国为民之心不得施展的诗人,面对满目苍凉的燕国旧城,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而此时,“逐水草而居”的北方的游牧民族——契丹部落却无时无刻不在觊觎着这片土地。他们看到,这片长满蓟草和芦苇的平原上到处是平地涌出汩汩清泉,广阔的大地上布满了沟渠、河流、湖泊,到处是坑塘、湿地……慷慨的大自然赋予了这片土地丰饶的水资源。

五代以后,自石敬瑭献幽云十六州于契丹,今北京地区遂纳入辽朝版图,辽金元三朝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北京成为国都。由于辽金元统治阶级为游牧狩猎民族,居无定所,随水草迁转。辽代北京为陪都南京,契丹国主多次临幸南京,并在南京周边进行游猎活动,延芳淀因水鸟群集而成为春猎之所。当年的延芳淀烟波浩淼、碧波荡漾,沿岸芦苇茂密,绿柳绕堤,景色幽美,水中则是莲菱飘香,鱼虾游弋。每年春际,正是候鸟迁徙之时,常有成群的天鹅栖息湖中。

《辽史》云:“辽每季弋猎于延芳淀,淀方数百里,春时鹅鹜所集,春秋多菱茨。国主春猎,卫士皆衣墨绿,各持链锤鹰食刺鹅锥,引水次相去五七步,上风击鼓惊鹅,稍离水面,国主亲放海东青擒之......”。头鹅献给皇帝后,大家都头插鹅毛,将猎得的各种野味在营帐前摆下盛宴,就是辽代极为著名的“头鹅宴”。《辽史·地理志》记载,契丹皇帝举行春捺钵,每年春天到位于燕京城东南九十里的延芳淀狩猎。因为频繁举行春捺钵,带动了周边的发展,延芳淀附近逐渐聚集起人口,便设立了漷阴县。蒙元踵辽故俗,“延芳春水”遂成为元世祖忽必烈以后诸帝每年春季例行的游猎活动。根据《北京历史地图集》,阴县就在牛堡屯东的大、小北关和前、后南关几个村落之间。

蒙古灭金宋以后,统一天下,建都于大都(今北京)。作为北方游猎民族,蒙古贵族也有同契丹人一样的游猎习俗。同样,蒙古人也看中了通州南部湖泽广布的自然条件,并定为游猎之所。时过境迁,辽代烟波浩渺的延芳淀水域到元代已经离析为几个较大的湖泊,分别叫做南辛庄飞放泊、栲栳垡飞放泊、马家庄飞放泊和柳林海子等。此处所谓的飞放泊,乃是元朝帝王打猎之地,《元史》记载:“冬春之交,天子或亲幸近郊,纵鹰隼搏击,以为游豫之度,谓之飞放”。【3】今张家湾南部的牛堡屯一带就位于柳林海子附近,是元代帝王的一处重要游猎之地。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十八年(1281年)驾幸漷州的柳林海子,见湖滨遍生柳林,风景秀丽,遂命在柳林海子之西建造行宫,称“柳林行宫”。为了临幸方便,还“建七十二桥以渡”。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命重修行宫,增建行殿。至治三年(1323年)五月,“大风,雨雹,拔柳林行宫内外大木二千七百”,足见柳林行宫的规模之大。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也记载,“柳林,在县西。元至元十八年,如州,又如柳林。是后,皆以柳林为游畋之地,建行宫于此”。【4】由此可知,柳林行宫当建于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

因柳林地区为春捺钵之地,元代历朝帝王多次巡幸州,畋猎柳林并驻跸于柳林行宫,其中元顺帝于至正三年春猎于柳林,驻跸柳林行宫时间长达一月有余。元代,柳林行宫一直是元朝帝王重要的活动地点之一,直至元朝末年。柳林行宫是元朝皇帝游幸的主要驻跸地,元朝皇帝除行猎外,还在这里处理政务,甚至进行学术活动,如元成宗就曾在此听讲《资治通鉴》。许多元朝皇帝的圣旨都点明“柳林里写来”的字样,体现出其在元朝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元朝皇帝在漷州的游幸活动,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记,形成了漷县八景中“驻跸甘泉”、“远浦飞鸿”、“晾鹰旧台”这三景。柳林行宫很可能毁于元末的战争中,《元史》记载至正十八年三月,“毛贵犯州,至枣林,枢密副使达国珍战死,遂略柳林,同知枢密院事刘哈剌不花以兵击败之,贵走据济南”。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朝大将军徐达统军北伐,攻克柳林行宫,并在此设大本营,最后攻取了大都,推翻元朝的统治。10 年之内,柳林行宫两遭战火,最终毁于一炬。【5】很可能柳林行宫毁于这两场战火,此后柳林行宫不再见诸于典籍记载。

捺钵制度与辽金元时期帝王行宫之名称,说起北方游猎民族文化,不能不提到“捺钵”制度。据《辽史·营卫志》记载:辽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6】此乃契丹贵族四时捺钵制度。根据宋人庞元英《文昌杂录》卷6记载:“北人谓住坐处曰捺钵,四时皆然,如春捺钵之类是也,不晓其义。近者,彼国中书舍人王师儒来修祭尊,余充接伴使,因以问。师儒答云:是契丹家语,犹言行在也”【7】由此可见,捺钵为契丹语,其意相当于汉语中皇帝的“行宫”。捺钵制度是在契丹民族渔猎生活方式基础之上产生的社会政治制度,对于具有相同生活方式的女真人和蒙古人也有巨大影响。辽以后,金元两朝皆沿用契丹皇帝出行狩猎的专用词汇“捺钵”,成为女真及蒙古语中专有名词。据《金史·章宗纪》记载:泰和二年“谕有司曰:金井捺钵不过二三日留,朕之所止,一凉厦足矣”。【8】又《大金国志·熙宗纪》:皇统三年“谕尚书省,将循契丹故事,四时游猎,春水秋山,冬夏剌钵”。【9】蒙古人承袭金代传统,沿袭辽之“捺钵”用语,这在元代文献中有相关记载。

元朝实行两都制,元世祖忽必烈先在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的闪电河畔建开平城,后升为都城,称上都,也称上京、滦京,后又在今北京建大都,形成两都制度。忽必烈每年春季前往上都避暑,秋季回到大都,是为两都巡幸制,以后成为定制,元代各朝皇帝基本遵循这一制度。在上都至大都之间的巡幸路上,建有很多皇帝的行宫,以供皇帝及随行人员顿宿之用。元杨允孚曾以尚食供奉之官的身份,多次随侍顺帝行幸滦京。杨允孚在其著作《滦京杂咏》有这样一首诗“

纳宝盘营象辇来,画帘毡暖九重开。

大臣奏罢行程记,万岁声传龙虎台”。

龙虎台位于今昌平西北,是元政府在大都至上都路上建造的一座行宫。杨允孚在自注中云:“龙虎台,纳宝地也,凡车驾行幸宿顿之所,谓之纳宝”。【10】“纳宝”也写作“纳钵”,元人周伯琦《扈从诗前序》曰:“启行至大口,历皇后店、皂角,至龙虎台,皆纳钵也,国语曰纳钵者,犹汉言宿顿所也”。【1】《析津志辑佚》也有相关记载,如居庸关在元代又被称作纳钵关,“南龙虎台,北棒槌店,皆有次舍,国言谓之纳钵关”。【12】今人傅乐淑笺注的《元宫词百章笺注》中收录元代诗句也有“纳钵”的记载,“上都四月衣金纱,避暑随銮即是家。纳钵北来天气冷,只宜栽种牡丹花”。从上述元代人的文献记载,可以确定元朝皇帝的行宫是被称作“纳宝”或“纳钵”的,而“纳宝”或“纳钵”的语源其实就是来自契丹语“捺钵”,汉字的写法不同实际上是用音近字异的汉字记载少数民族语言的结果。

北京通州区牛堡屯村为元柳林行宫所在毋庸置疑,元代州的柳林行宫是蒙古帝王最重要的活动地点之一。《元史》中涉及到柳林和柳林行宫的相关记载多达40多处,是元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元初名臣王恽在《大都路漷州隆禧观碑铭》中有着详细的记述:“漷(hu)州,距今新都东南百里而近……原隰(xí,低湿之地)平衍,浑流芳淀,映带左右。建元以来,春水澄融之际,上每事羽猎,岁尝驻跸……”黄文仲的《大都赋》也可印证此事:元大都南有柳林之区,“每岁孟春,亲御六飞,南临漫衍,大猎乎漷水之渚”。

然而,至今为止,学术界关于柳林行宫的位置尚未给出清晰的结论。那么柳林行宫到底在何处?笔者认为,今通州区张家湾镇南部的牛堡屯村就是元代柳林行宫所在。根据《通县地名志》记载,牛堡屯是由于元代帝王来此游猎并放牧牛羊而形成和得名的村庄。元代,牛堡屯位于柳林海子和南辛庄飞放泊附近,元朝皇帝经常来到这里游猎,因为这儿水草丰美,就做为放牧之地,筑有土围,晚间将牛圈进去,所以就叫牛堡。明代以后,山西迁民到此屯田,又给加了一个屯字。那么,牛堡屯一名的来源果真与牛羊放牧有关吗?

事实并非如此。《通县地名志》对牛堡屯的解释明显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却不知“牛堡”二字实际上来源于少数民族语言,与放牧牛羊并不相干。如前所述,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在州柳林建行宫以供游猎休憩之用,此后柳林行宫成为元代历朝帝王来此游猎的驻跸之所。按照元朝时的说法,行宫应该称作“纳宝”或“纳钵”,“纳宝”(纳钵)一词的发音与牛宝屯中的“牛宝”何其相似,联想到古人记录地名时往往记音不记字,且地名学上有这样一个规律,地名在演变过程中,如果发音相同或者相近,民众更乐于使用大众化的字眼,以符合自身的语言习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牛堡”的真实语源就是蒙古语“纳宝”(行宫)。另外,“纳宝”一词的使用在元代通州南部地区还有其特定的语言使用环境。

元代初期,元朝政府曾在柳林地区进行屯田,并建有屯田管理机构。据《元史》记载,至元十七年(1280年),“立营田提举司,从五品,俾置司柳林,割诸色户千三百五十五隶之,官给牛种农具”。【13】如上所述,元朝在柳林地区进行屯田,并安置民族人户1355户,且这些人就分布在柳林及附近地区屯田耕种。那么,这些民族人户到底是哪些民族呢?《元史》中有两条记载,延七年(1320年)春,赈通、二州蒙古贫民”,夏四月,“给通、二州蒙古户夏布”。【14】可见,元代柳林迁到附近的色户主要是以蒙古人为主的民族人户,【15】加上原来居住在这里的汉族民户,元代柳林地区成为蒙古族、汉族等民族杂居之地。柳林作为屯田区域,来此屯田的民户聚集,且柳林行宫作为皇帝驻跸之地,自然成为依附之所,后来形成一个村落,而村落之名必定以柳林行宫这个颇有影响的具有地标意义的皇家建筑作为指代名称。可以想见,这个村落最初的名称当叫做“纳宝屯”,即依附行宫而成的村落,且蒙古语又是为当时的国语,故柳林行宫称作“纳宝”或“纳钵”是十分符合当时的语言环境的。但“纳宝”毕竟来自于少数民族语言,在以汉人为主体的社会生活中,这样的语词不符合汉语习惯,在民间的日常交流中使用不方便,不难想象,随着时间的推移,“纳宝屯”渐渐演变成为群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牛堡屯”,其真实的语源也就被淡忘,加之汉字本身表音功能弱,而表意功能强,后来的解释越来越脱离其本意,因而无法辨识其庐山真面目了。

另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柳林,在县西。元至元十八年,如州,又如柳林。是后,皆以柳林为游畋之地,建行宫于此”。柳林行宫建在州之西,而牛堡屯恰恰在大小北关、前后南关之间的元州故城(辽金阴城)之西,与古籍记载十分吻合。综上所述,牛堡屯一词中的“牛堡”来源于蒙古语的中的专有名词“纳宝”,即“行宫”之意,因此,北京通州区张家湾镇的牛堡屯村当是元代柳林行宫所在地。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更正牛堡屯村的形成时间,即牛堡屯村应成村于元代而非明代。

参考文献【1】(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110《京畿·通州三》。【2】《辽史》卷40《地理志》。【3】《元史》卷101《兵志(四)》。【4】(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1《北直(二)》。【5】《元史》卷45《顺帝本纪》。【6】《辽史》卷32《营卫志中》。【7】(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6【8】《金史》卷11《章宗本纪》。【9】(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11《熙宗纪》。【10】(元)杨允孚:《滦京杂咏》。【11】(元)周伯琦:《扈从集》前序。【12】(元)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属县》昌平县居庸关条,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13】《元史》卷11《世祖本纪》。【14】《元史》卷27《英宗纪》。【15】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者船田善之(Funadayoshiyoki)在《色目人与元代制度、社会———重新探讨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划分的位置》(载《蒙古学信息》

2003年第2期)指出,历史文献中有许多证据表明色目人中包含着蒙古人,蒙古语中没有类似色目人的词语将蒙古人与其他民族分开,“色目人”一词系汉族人创造的,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划分只是存在汉语世界中。

(作者单位:陈喜波,北京物资学院商学院;张清华,国家民政部地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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