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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京 我依然渴望有机会去深情

原标题:向京 我依然渴望有机会去深情

「生命感」或者「深情」于向京而言,是艺术敏感度的来源,是用以对抗年龄的策略,更是从80年代的理想主义时代而来的她对抗虚无的东西。

杨宙

编辑金焰

摄影|黎晓亮

生命感在艺术家向京位于北京城区30公里外的工作室里无处不在。

庭院里栽满了茂盛的绿植,小狗们惬意地趴在四处,就连展厅里的两个雕塑——眼神温顺的白马和裸身坐在凳子上的女人,都像在这方天地里呼吸。

向京雕塑作品《异境——这个世界会好吗?》 图/橄榄

对50岁的向京来说,生命感是此刻极为重要的东西。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雕塑家之一,她的作品收藏于世界各地的美术馆,此前的一组作品曾拍出了当时中国雕塑拍卖史上的最高价格。但这显然不是她愿意谈论的——艺术的价值并不能以这些标准来衡量。

不像出现在时尚杂志中冷静疏远的艺术家形象,采访时向京穿着粗麻质地的宽松衣服,踩着一双球鞋,在两排沙发旁挑了个低矮的板凳就坐下了。拍摄前的化妆,除了轻轻的描眉,她也拒绝了进一步的妆容。她说起话来语速快、敞亮,也直接利落,有时能让人感到某种压力,采访中有时她会突然停下来反问,你怎么有那么多问题?

但你仍然可以从她的语气里感受到尖锐之外的善意与平和,比如每次翻看杂志时,她都会关注自己熟知的摄影与排版,认真地探讨观察到的行业现状。在工作室里,她还会操起剪刀给同事们理头发——在她看来,化妆与理发这些与造型相关的技能,对雕塑家来说不在话下。

从16岁考入中央美院附中以来,向京就在艺术方面展现出了天赋。从央美雕塑系毕业前夕,她做了一批小作品,与其他3位同学合办了展览,这在当时并不常见。艺术评论家栗宪庭看了她的作品后曾评价,「能够把丰富的情感通过类似钢琴家那样敏感的手指,直接诉诸她塑造的形象中。」

在早期的创作中,这些天赋大多体现在向京塑造的女性形象中。这些作品承载了她对于女性身份的疑问与困惑,比如在早期作品《哈欠之后》中,一个小女孩撞见了正在洗澡的母亲,一脸厌恶——那是来自她童年时期第一次进入公共澡堂时萌生的耻感。「我常常不觉得艺术能解决什么问题,但它可以让你得以面对这个问题。」向京说。

向京雕塑作品《哈欠之后》图/向京官方网站

在此后很长时间里,向京常被称作女性艺术家、女性主义者。实际上,在「保持沉默」之后的「全裸」系列作品里,向京试图呈现不以男性为参照的单性世界,继而跳脱于性别之外,去探讨更普世的命题。学者戴锦华在第一次观看向京的雕塑作品时就感受到了震撼,后来为向京的作品集撰文时,戴锦华评价道,「当我们说,向京的作品是女性的、关于女性的时候,似乎忽略了向京的女性世界中不仅没有男性,而且是不以男性为先在设定及参照。」

向京身上具有某种极强的使命感——用她的话说,是一种宿命感。她的青春期成长于充满理想主义的80年代,父亲做电影理论工作,母亲在杂志社当编辑。家里有时会接待外地来的作者,很多作家常常与父母彻夜畅聊,甚至打地铺住下。父母忙,也不怎么干涉她的阅读喜好,在80年代的氛围里,还在青春期的懵懂中的她就已经读了弗洛伊德、萨特、马尔克斯等作家的作品。雕塑从来不是个热门专业,女生极少,也少有毕业生能够在日后持续从事纯雕塑创作。自身与生而来的天分、知识分子家庭给予的包容,让她得以在雕塑中驻足,观照自身、思考人性命题。

20世纪的天才、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的维特根斯坦的传记,是她一段时间里常引述的一本书,那本书的副标题是——「天才之为责任」。向京曾在文章中这样评价维特根斯坦:「……他是带着使命而生的。造物给了才华,而很多现实层面的、正常的世俗需求,他仿佛永远难以获得,也许命运就是为了让他踏踏实实别多想。但是他内在那么丰沛,总要有一个能让他去表达的动力,他就能够不停地工作,只有工作才能安抚他不安的灵魂。」

这也像是对她自身的侧写。在过去的经年岁月里,她几乎每天都待在工作室里,如一个「工作狂」般穿梭于泥塑与脚手架之间,直到去年还用着老式的按键手机;为了不被光线的变化影响对雕塑的把握,她常常坚持到夕阳的最后一瞬,弱到看不见光的时刻。

或许遗憾在于,作为表达载体的当代艺术本身具有一定的观赏与理解门槛,除了早期叙事性较强的作品,那些承载向京更严肃命题和语言实验的作品往往偏向艰涩隐晦。同时,她与作品之间的困境在于,她被某些更为突出的作品主题所投射、所定义,女性主义或者性别议题在当下简单化的标签下显然更吸引眼球。她曾经抗拒这些标签,但后来她还是写下,「创作者必然是百分之百的孤独者」。

举办了创作以来最大的个展「唯不安者得安宁」(北京)和「没有人替我看到」(上海)之后,向京第一次停下了十几年如一日的工作,「无所事事」了一整年,「如果没有能说服我的动力,不能再找到那种工作的激情,我不会轻易回归雕塑媒介的创作。」

这一年她也刚好50岁了,身体在「走下坡路」。不工作的时候,她自由地看书、看电影,甚至刷起了短视频App。《人物》记者上一次采访是在北京的盛夏,向京第一次讲述了「生命感」于她的重要性:「我今天所谓的开放,是因为我试图重新获得一种生命感,重新获得我对这个世界巨大的敏锐,重新再去捕捉它,去对它做出反应。哪怕最终我什么也做不出来,我觉得重新获得这种生命感,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尽管心里知道,过去那种知识化、去经验的工作习惯「是要命的,总有一天会阻滞自己」,然而长时间的休息与暂停,就如紧绷的人突然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向京形容自己不习惯,甚至「难受得很」。这一次她花了很长时间进一步解释生命感。

她说起暂停的一年遇到的人,普通、渺小、野生的生命。她说起4月炎热的印度,在那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她感到无序的社会形态下一种隐隐推动秩序的力量——「所有东西并存着,喧嚣着,生生不息。」

她还说起生命感的另一个面向:前不久去世的日本演员树木希林,临终前拒绝试图探望她的合作多年的导演是枝裕和,「你就把老婆子的事忘了吧,你要把你的时间,用在年轻人身上!我就不再和你见面了。」还有常年恶狠狠地给儿子写信讨生活费,实际上默默为儿子攒钱的北野武的母亲。「那是一种极端的、粗暴的、决绝的表达,而背后却是那么浓厚、那么饱满的情感,那就是一种深情。」

「现在这些东西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事,有也行,没有也行,而这种精致的生活或者所谓的精致利己主义,已经变成了现在特别基本的心态。什么佛系了,什么我爱自己就够了,不付出、不受伤,我很完整很自洽很满意就好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刚刚我们聊到的词儿——『深情』,是非常荒诞的。」这是采访中向京少有的愤懑时刻,「生命感」或者「深情」于她而言,艺术敏感度的来源,是用以对抗年龄的策略,更是从80年代的理想主义时代而来的她对抗虚无的东西。

采访的最后,向京聊起了刚刚去世的金庸——尽管不是金庸迷,但书中创造的那个世界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就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世界,义是大义、公义、公正;情是给予,是执念。也许因为我们没有了,我们只能到武侠的世界里去找。」

当时,北京的冬天已然来临,工作室寒冷肃静,昼短夜长,很快到了天黑时刻。50岁的向京在微暗的光中说道:「我和你讲的所有这些地方、这些人和故事我都会被感动,那种感动无非是说它莫名其妙地激活了我——我还渴望,我依然渴望有机会去深情。」

人物:你生于1968年,2018年刚好50岁,年龄给你带来了什么?

向京:人们说四十不惑,我40岁以后还惑得一塌糊涂,到50岁还惑呢,所以没觉得有什么特别。我觉得可能很多东西,是你在一种接受的状态里面,它不是仅仅包含着一些无奈,也包含着一种理解和宽容——你会慢慢觉得确实能够有一种更宽维度的理解与宽容。

以前很窄,人的局限性很明显,我的「S」系列里面有一个作品叫《有限的上升》,我觉得这个可以是对人性形态的描述:一方面人都试图上升,一方面你知道,仅仅是有限的上升,你会越来越强地意识到那种局限性。而这种所谓的局限性,是不可能超越的。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东西慢慢拓宽,尽管很勉强,尽管依然充满了局限和狭窄,尽管你知道自己一天到晚不过是重复些陈词滥调,但是你确实比以前更多理解一些东西,我觉得这就是变化吧。

人物:除了在作品中去理解外,生活中你怎么面对这些东西?

向京:比方说,以前我就会简单地拒绝很多东西,或者会讨厌一些人,但我现在就会觉得,他只是不同,只是跟我不同,跟我的想法不同,他没什么错。另外也意味着你可能学习的界面会打开很多,从去年到现在,我终于可以不用天天起早贪黑地做雕塑,一天到晚在那干活干活干活了,我有了大量的时间可以看看书、看看片子。以前我绝不会看抖音这种东西,我会简单粗暴地砍掉它,现在我觉得这东西是你认知这个世界的一个界面。我发现世界上有太多的东西我完全不知道,我的拒绝是纯粹的狭隘,就有一种被打开的感觉,甚至对于很多未来的东西,会找到一种理解度和好奇心。

人物:年龄给你带来了身体上的一些变化吗?

向京:衰老啊,明显的衰老。

人物:什么时候会意识到?

向京:比方说我以前夏天永远穿吊带、小背心,我是个特怕热的瘦子,永远是小吊带,越细越好(笑)。因为干活也方便,大汗淋漓的,上海又特别热,我从年轻时到大概四十几岁都是穿小吊带。终于有一天,肩膀疼,颈椎也疼,然后就不能再老穿吊带了。

比如有一次我上一个凳子,「咵嚓」就摔下来了,其实那凳子有点滑,上面有点水,我也没踩住,摔下来。当时我的感受是气愤,对自己身体的这种不敏捷,就特别生气(笑)。我后来意识到这其实就是开始,你的身体在走下坡路。

人物:50岁暂停下来的这一年你似乎去了好几个地方。

向京:我不是一个特别爱出去的人,以前是没时间玩儿,有「工作室依赖症」,做不到长期离开工作室不干活,这一年因为没事儿干,出去玩儿总可以了吧,就晃了晃。印度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因为那是一个古老文明,我老是说去,这些年也没有真正地安排过。

这次我去了印度北部5个城市。印度除了那些你能预期到的比如泰姬陵等名胜古迹外,还有很多东西,太丰富了。它有很多问题其实跟中国很相似,都变成了加强版,那里的各种车满地跑、喇叭嘀嘀地摁,遍地都是和现代文明无关的问题。有些大街上尘土飞扬,猫啊,狗啊,鸡啊,猴子啊,牛啊,猪啊,乱七八糟地跟人、电摩托和汽车混在一起,一塌糊涂,无序到不可理喻的地步。

所有的东西(比起中国)都是夸张很多倍,它对你的认知有很多颠覆性的冲击,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还没有消化掉这些东西,我只能跟你描述,它在这么混乱的、无序的社会形态里,还是有另一种隐形的、你看不到的一种秩序在推动的,一个烂摊子就这样哗哗哗地滚动——我在印度这个词就是老不停地在头脑里冒出来——生生不息,所有东西都并存着,喧嚣着,生生不息。

人物:这种对于无序的接纳是否跟你现在开放的状态有关?前不久的一个对谈中,你说过发现自己过去那种知识化的工作习惯「是要命的,总有一天会阻滞自己」。

向京:可能吧。以往我是一个工作狂,每天就像时钟一样刻板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工作的时候要好好工作,不工作的时候好好读书怎么着,反正就是一个很自律的人。今年我没干什么,我预期自己应该是有一个放松和停顿的阶段,让自己能够好好地重新调整所有的一切吧。但真的停下来,我自身感受上是挺难受的,紧绷当然是个缺点,但是没有紧绷的人可能就会滑向另一个极端,就是会很低落。

正好有一个我认识了十几年的媒体朋友邀请我去了梅里雪山,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经历。过去我绝对不会参团,但这一次朋友安排的都是一些她采访过的当地人。比如一个在梅里雪山一带做研究的学者郭净老师,他对当地的生物、文化和民俗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还给我们看了过去拍的一部纪录片。那个纪录片里有一个故事特别动人。曾经有一年,中日两国的登山客为了抢夺梅里雪山的首登权,商量着一起登山,结果那一次发生了特别大的灾难,死了17个人,大部分都是日本人。后来这座山就禁登了,在藏人文化里这是神山,藏人本来就相信神山是不能爬的,你爬它就是一种亵渎,以后任何人都不许再登这座山了。但是死了17个人,寻找尸体就变成了一个大麻烦,神山是不可攀登的,但它已经被尸体污染了,你又需要把这些清理掉,这就变成了一个矛盾。

最后那个村年轻的村长大扎西,找了一个理由说服自己,「我去帮神把身体清理干净。」他用这个想法去支持他寻找尸体。当时也有个日本登山者小林一起,要把那些遇难的日本人找回去。(纪录片)远远的长镜头就拍着他们拿着袋子一点点找,用了很长时间把尸体和遗物找到了。后来小林时常就会来一趟,把所有遇难的遗体都找到了。他还跟大扎西学了点藏语,结下了挺深的感情,还组织日本的遇难者家属来梅里感谢这些藏人,瞻仰神山——理解这个亲人为此丧命的地方。(这里面有)那种人世间最质朴、最朴素的感情,在我们城市生活里面很多都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宗教,生死观不同,你不听他们讲述,你无法知道文化差异背后的东西,很强大,会击破你一些固有的东西。我们后来一路见了几个当地的藏人,特别打动我的是,他们身上有一种特别原始的生命力,他们活得特别本质,你会有种感受,人就应该是那个样子。

人物:这些人是你过往工作狂式的生活里从未遇到过的。

向京:他们给我的启发恰恰是非知识化的,我觉得这就是生命感,很强很鲜明的那种生命感,因为我觉得太多的生命是没有生命感的了。那天我翻了一本书,里面一个人讲到个概念,我们大多数人对于死亡有一种恐惧,但死这件事还挺正面的,因为这是每个人必须要面对的命题。但还有一个东西更可怕,就是「灭」。他说很多生命死的权利被剥夺了,生命是一条灭亡之路,你看不到任何鲜明的生命迹象,他在那种日常的磨损中消耗掉了,很多生命其实都是在正常的损耗当中慢慢熄灭,意味着这是一个不建构的生命。

我们在梅里有天晚上一起喝酒,一个女孩分享了她的爱情故事,很离奇,像杜拉斯的小说。说离奇是因为现在人很难去遇到对你经年不忘的人,遇到了也会不相信。故事不讲了,当时我很感动,和旅行时人比较放松有关,也和内心里一直想的问题有关。这世间确实有美好的存在,但只有我们能体会能感知才能被印证,并且前提从来都是,需要自我的献出——付出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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