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读过的书,都会成为你的财富

原标题:钱钟书:读过的书,都会成为你的财富

▲ 杨绛和钱钟书

钱钟书是一位学贯中西的文化巨人。他的成就既有来自天赋的因素,更是他勤奋苦读的结果。

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是一位极其保守的儒家学者。在钱钟书出生前五年,清廷就已经废除了科举制度,但他仍希望他的子弟也像他自己一样能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所以钱钟书从识字开始就未脱离过正统的儒家教育。他后来回忆道:“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据钱钟韩回忆说,当他们两人在东林小学读书时,每天下午放学后,父亲就要他们去他办公室自修或教读古文,等到在校学生晚餐后,才带兄弟俩回家。回家后,除学校规定的作业外,还得读古文名著。

中学期间,钱钟书读书非常用功,文章写得很好。常为父亲口授代书,代笔写信,甚至捉刀著文。杨绛回忆说,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一本书(《国学概论》),上有钟书父亲的序文。据钟书告诉我,那是他代写的,一字没有改动”。其时的钱钟书为清华大一学生,还不到20岁。

▲ 杨绛和钱钟书

清华藏书之富,在当时各大学来说是数一数二,中外古今图书无不应有尽有。学生还可以到书库里去看书,免借还之劳。来到清华,钱钟书宛然如鱼得水。“此中乐趣,不可形容,恐怕只有饥鼠入太仓之乐仿佛似之。”据同学回忆,钱钟书是在校借书最多的一位。

1935年,钱钟书携杨绛前往英国牛津留学。留学期间,他们把牛津总图书馆当成了第二个家,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饱蠹楼”。饱蠹楼藏书500万册,手稿6万卷。他们尽情地畅游在书海之中。

钱钟书对书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1939年,他为了要照顾老父,决定辞了西南联大教职,到湖南安化蓝田镇的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当时处于抗战时期,交通不便。据同行的邹文海回忆说:“抗战初期,交通工具不敷分配,沿途旅客拥挤非凡,无法按时间到达目的地,我们10月就从上海订船票赴宁波。继而日人封锁海口,不有通航,一直到11月初才得到船公司通知,定期出发。到达宁波后,大家松口气,方感真正脱离了敌人的魔掌。从宁波到溪口,一节乘汽油船,一节乘黄包车,足足走了一天,此后则全部坐乘长途汽车,每站都得停留三天五天,不是买不到票,就是等待行李到达,没有一站是顺利通过的。”中途,大家利用候车时间就近游玩,但“钟书君却依然怡然自得,手不释卷。我走近去查究他看的是什么书,方知他翻的是英文字典。‘咦!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竟可捧在手中一月’。……我那时才知道钟书君博闻强志,积学之深。”

▲ 钱钟书、杨绛和女儿钱瑗

在蓝田的生活单调而刻板,但对喜欢读书的钱钟书来说,却是一件好事。没有什么外务来打岔,可以专心致志读书或写作。他除了教学任务外,整天埋头读书,足不出户,一般上午习书,下午练字,临写草书,晚上则在油灯下看书、写作。偶尔与好友们聊聊天。《谈艺录》就是这个时候写的。

钱钟书读书喜欢在书上眉批及划线。他清华读书时的同学回忆说,“他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笔画下佳句,又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多都是出自此君之手笔”。“他(钱钟书)起劲时,图书馆库里的书,逐排横扫。他喜欢把书里精彩或重要的部分,在旁边用粗铅笔画上竖线。可惜我当时没有学乖,否则只去找他画有粗黑线的部分读,也可以省事省力多读很多书。”

钱钟书读书时喜欢做笔记。这个习惯据说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读书时养成的。因为图书馆的图书不外借。到那里去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他一生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其笔记大概分为三类:一类是外文笔记,笔记本共一百七十八册,还有打字稿若干页,全部外文笔记共34000多页。一类是中文笔记,其数量与外文笔记差不多;第三类就是“日札”——他的读书心得。日札共二十三册、2000多页,八百零二则。这些笔记,不仅是钱钟书读书的收获,更是他一生奋读的足迹和记忆。

▲ 1981年杨绛、钱钟书和女儿钱瑗摄于三里河寓所

钱钟书读书时还喜欢“刨根问底”。他一生读书无数,他阅读书籍所写的札记,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他治学严谨,读书时也不肯放过一个疑点,一旦遇到,定要多方考证,弄个水落石出。

有一次,他在读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时,看到里面有一处讲毛奇龄错评了苏轼的诗句。文中说,毛奇龄针对苏轼“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句诗说法不对,“定该鸭先知,难道鹅不知道吗?”对此,袁枚认为照毛奇龄的看法有问题。因为如果顺着毛奇龄的思路看《诗经》里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句的说法应该也是错误的,难道“河之洲”上就只有雎鸠,而没有别的什么鸟吗?

对于袁枚和毛奇龄的这一场笔墨官司,钱钟书没有略过,而是决定考究一下到底孰对孰错。于是他找出毛奇龄的《西河诗话》卷五本来,发现毛奇龄的原意是说苏轼的那句诗是摹仿唐人张渭的诗句“花间觅路鸟先知”而来的,但摹仿得拙劣。在花间寻路,鸟比人熟悉,所以鸟比人先知。而是凡水中的动物都能感觉出冷暖来,如果只说鸭先知,就有些勉强。显然是袁枚弄拧了毛奇龄的意思。

然而,难道苏轼的诗句真的只是唐诗的简单照搬吗?他找来苏轼的原诗《题惠崇春江晚景图》来看,发现原来苏轼的这首诗是题在一幅画上的,画面上有竹子、桃花、春江,江里有鸭子,所以写“鸭先知”。看来苏轼也没有错,是毛奇龄错了。探究到此还不算完,他又找出了张渭的原作《春园家宴》,鸟先知路是一种写实手法,而苏诗中的鸭先知水暖,是在写意,意在抒发诗人对春光的赞美。由此,应该说,苏诗的“鸭先知”比张诗的“鸟先知”更绝。到此,钱钟书才最终下了结论,认为毛奇龄是错误的,说他“不懂得东坡苦心”。

“书癖钻窝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晨书暝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这是钱钟书对自己读书生活的最好写照。

◎本文原载于《学习时报》(作者陈小娟),图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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