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聚奎:古典小说里的占星术!

原标题:五星聚奎:古典小说里的占星术!

遥远的天空对初民来说,无疑是神秘的。他们通过长期的观察,又发现天空中的日月星辰影响着气候的变化,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他们无法解释这些现象,遂把日月星辰神化,于是就产生了天文崇拜。东夷民族殷人崇拜太阳,周灭殷后,为摧毁殷人的民族意志,改为北极星崇拜,以紫微为帝廷。

发展到汉武帝时期,为了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需要,更加强化了这一观念。汉武帝接受亳人谬忌奏祠“太一”、“天一”的建议,“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所谓“太一”、“天一”即北极星。

如果大家读了《汉书·王莽传》,就知道汉统治者迷信北斗到了何种愚蠢的地步:天凤末年,全国起义蜂起,新朝岌岌可危,王莽赶忙去做了一个北斗的模拟物,出入时刻不离其身,直到刘玄率军攻入长安,巷战正在激烈地进行,王莽仍不去指挥作战,而是“施席随斗柄而坐”,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结果自然难逃乱刃分尸的下场。

天文崇拜对封建政体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描绘宇宙图式说:“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方,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专设“官制象天章”,它是天人合一思想产生的基础。

他们认为天地一体,天上的列宿与地上的凡人遥相呼应,构成一个庞大的象征体系,所谓“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然而,殷人的太阳观念并未磨灭,它与北斗一样,在后世都成了帝王的象征。所以,古人从事天文研究,与其说是为生产劳动服务,不如说是为了政治的需要。

占星学的产生,就是用以推断时势发生和发展的动向,诸如王朝兴衰、战争胜败、君臣生死、民心向背等等,作为制定政治策略的依据。正如《汉书·天文志第六》中所说:“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寐,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因此,毋庸置疑,天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古代小说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古代文学中许多美妙动人的神话故事,诸如羲和御日、夸父逐日、后弈射日、嫦娥奔月等等,无不与天文学有关。

王充在《论衡·命义篇》中说:“国命系于众星,列宿吉凶,国有祸福。众星推移,人有盛衰……至于富贵,所享犹性。所享之气,得众星之精。众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贵象则富贵,得贫贱象则贫贱,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众星,天施气而众星布精。天所施气,众星之气在其中矣。人享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贵或秩有高下,富或资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大小之所授也。故天有百官,天有众星,地有万民、五帝、三王之精”。

所以,国家与个人命运都与星宿有关,天上的星星与人间万民是相互对应的,人的尊卑贵贱决定于星的亮度:明亮的星宿代表不平凡的人,而平头百姓所对应的星则暗淡无光,肉眼无法看到。因此,所谓占星,是为特定的贵族统治阶层而服务的,后世由此发展而来的星命术才“服务”于大众。

星辰人格化的现象很早就出现了,《汉武故事》中谓东方朔为木星之精。六朝时小说《汉武别国洞冥记》谓王母为太白之精:“朔以元封中,游濛鸿之泽,忽见王母采桑于白海之宾。俄有黄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为吾妻,托形为太白之精。”

萧梁时代,著名的画家张僧繇就创作过五星二十八宿神形画卷,今存唐人摹本。唐时阎立本、吴道子等著名画家都绘过星像,一时星神画像风行一时,王公贵人纷纷延请画家绘制星像,以便“深处供养”,达到祈福攘灾的目的。

如《张士平》写唐寿州刺史张士平夫妇俱患眼疾,“杜门自责,唯祈醮星辰,以祈神之佑。”终于感得太白星官下凡帮其疗治,重见光明。《逸史》载术士对裴度说:你“命属北斗廉贞星神,宜每存敬,祭以果酒。”度从之,奉事甚谨。后来由于公务繁忙,疏于祭祀。任太原节度使时,家人患病,迎女巫视之。女巫说是轻慢星神之故,令其祭祀。自此裴度“奠奉不敢怠也”。

至明清小说家笔下,帝王将相几乎都是星宿下凡,狄青为武曲星,薛仁贵是白虎星,年羹尧是天狗星,孟海公是奎星,呼延守勇是青龙星,呼延守信是白虎星,郑子民是饿虎星,等等。《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则都是天罡星和天煞星。一些军事统帅和谋士都精通占星学,他们通过观察星宿的变化,就能准确地预测到与之相对应的人物的命运。《飞龙全传》写汉将高行周见“紫微斗日生了黑气”,便预知汉帝将亡,周将兴。

因为紫微垣以天北极为中心,在占星学上称中宫或紫宫,是天帝太一经常居住的地方,也是他发号施令的地方,所以紫微垣和紫微星历来被看作朝廷和帝王的象征。甚至人间帝王的一举一动,在天象上都会有所反映。如《说唐》中写有次尉迟公与李世民睡在一起,尉迟恭喝醉了酒,睡梦中将一只毛腿搁在李世民身上。当夜徐茂公仰观天象,见黑煞星犯紫微星,急忙叫众人去救驾,结果虚惊一场。

“荧惑守心”被认为是对帝王最为不利的天象。荧惑即火星,因它荧荧如火,光亮变化不定,运行的情况又很复杂,令人迷惑难明,故称为“荧惑”。占星家又认为:火星是朱雀之精,以五行而论,于方位属南方,色赤,“皆配之五常,曰礼;五事曰视,于官为执法”,主天下之赏罚。《汉书·天文志第六》云:“荧惑曰南方夏火,礼也,视也。礼亏视失,逆夏令,伤火气,罚见荧惑”。“守”即停留在星宿之内。因比,它停留在心宿,就意味着要惩罚帝王,帝王就有危险。

《三国志通俗演义》写曹操迁都许昌时,侍中太史令王立私下对同僚说:“吾仰看天文,以察炎汉气数,自去春太白犯镇星于斗、牛,过天津,荧惑又逆行,与太白会于天关。金火交会,必有新天子出。吾观大汉气数将终,晋、魏之地,必有兴者。”太白即金星,镇星也即土星,为中央黄帝之子,“犯”指七守以内光芒触及。《晋书·天文志》中说:太白“若经天,天下革,民更王,是谓乱纪,人众流亡”。果然不久汉亡,曹丕篡帝。

明小说《续英烈传》写燕王夺嫡前,岳池教谕程济就向朝廷报告“见荧惑守心,此兵象也”。明代小说《于少保萃忠全传》写土木之变前钦天监和徐有贞都看到“荧惑入南斗”的天象。《于少保萃忠全传》写太监曹钦谋反前,“彗星出现,日晕数重。”彗星即为恶星,俗称扫帚星,“主扫除,除旧布新”,学星即彗星之一种。《后汉书·天文志上》曰:“学星者,恶气所生,为乱兵,其所以学德。学德者,乱之象,不明之表。又参然学焉,兵之类也,故名之曰学”。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写到将相死亡之前,其所对应的星宿会黯淡无光;若死亡之时,每每有大星陨落的天象。但也可以通过祈攘,改变天象。孔明虽不幸失败了,赵颜却侥幸获得了成功。小说第六十九回写术士管格相少年赵颜年寿不永,赵颜与其父向管格求救。管格教赵颜道:“汝可备净酒一瓶,鹿脯一块,来日贵往南山之中,大树之下,看盘石上有二人弈棋,一人向南坐,穿白袍,其貌甚恶;一人向北坐,穿红袍,其貌其美。汝可乘其弈兴浓时,将酒及鹿脯跪进之,待其饮食毕,汝乃哭拜求寿,必得益矣”。赵颜依言而行,果添寿八十年。那穿红袍的便是南斗,穿白袍的是北斗。

据清代小说《桃花女阴阳斗异传》中说,本当暴死的彭祖,就是通过此法成了寿星。如此之类的描写,显然是根据民间“拿了人家的手软,吃了人家的嘴软”的谚语演绎而成。其后学步者很多,如《飞龙全传》写郭威欲篡汉自立,但忌惮大将高行周。军师王朴劝道:“明公勿忧。朴曾夜观天象,见高行周将星也是昏暗,猜他不久于世”。

但若其对应的星宿光辉灿烂,则是生气旺盛的征兆。《杨家将演义》第二十五回写辽军将六郎围困于双龙谷,为瓦解宋军斗志,辽军诈言六郎已死。但杨五郎仰观星斗,见将星明朗,返照双龙谷,据此判断六郎还活着。《禅真逸史》写薛兴、杜伏威、张善相三人起事时,其师林澹然远在外地,“见东北上将星朗朗,分外光明”,便知道三人起事顺利。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根据星象来制定政治措施、军事策略的描写,在古代小说中所在皆是,如《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写刘璋欲降刘备,但又犹疑不决。谁周便以天象相劝,说“某夜观乾象,见群星聚于蜀都,其大星光如皓月,乃帝王象也。”五星聚奎据说是帝王之象,刘邦即帝位时就出现了这种天象。《晋书·天文中》说:“凡五星所聚,其国王,天下从”,更何况是群星相聚。刘璋听后,遂决意投降。

《禅真逸史》中写杜伏威投降段韶,鄜州州判裘澄投降杜伏威,《于少保萃忠全传》中石亨及其党羽拥戴英宗复辟时,都是根据天象而作出的决定。若违悖天象行事,则必定遭受失败。如《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写孔明和姜维屡伐中原,谁周都以天象谏诅,说西蜀分野将星黑而不明,而北方旺气正盛,星耀倍明。两人不听,终于无功而返。

《岳飞传》第七十五回,金兀术营中粘得力勇不可挡,宋军连连受挫,只得挂免战牌,有退兵避锋之意。这时诸葛锦劝岳雷道:“元帅不必忧心。小可夜观天象,袖卜阴阳,不日有将星来克他”。岳雷听从了他的建议,后来果然有关铃来助,打退金兵。

《说唐》第六十六回众将劝秦王李世民即帝位,秦王不从,徐茂公说道:“臣观天象,那太白经天,现于秦分,应在主公身上。主公速可即位”。太白主杀,乃“兵象”,失行必败,经行必胜。《灵台秘苑》中说:若太白经天,“则天下变”,“太白出卯酉南,南胜;出卯酉北,北胜”。太白现于秦地,正是秦王李世民的封地,所以对他有利。李世民听了徐茂公的话后,便发动政变,即位为帝。

总之,在古代小说描写中,天象被作为改朝换代、军事决策、大臣进退等重要措施的依据。在小说家笔下,占星术被描述成一种神乎其神的秘术,并且屡验不爽,作者对此深信不疑。由此可见占星术对作家及其创作影响之大!

撰稿/晴川【读史品生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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