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 | 略论隐藏在《石门铭》书法线条里的篆籀气息

原标题:书法 | 略论隐藏在《石门铭》书法线条里的篆籀气息

摘要

“篆籀气”向来被历代目光敏锐的书家、书论家所重视,成为他们品评书法作品高低、雅俗的一个重要标尺。《石门铭》属楷书,却多体兼容,审美内涵极其丰富。从点画线条这一层面来说,篆籀气息应是其多体兼容的主要特征,以内擫紧勒之笔加提按起伏率意挥洒,用笔裹锋为主,正心着纸,明疾暗涩,明行暗留,浑劲中透着苍茫,雄厚凝涩中又不失流动婉通,既有篆籀高古境界,又具有新的时代风貌,“古意”加新意,风韵独特。

略论《石门铭》书法线条的篆籀气息

文/康晓峰

《石门铭》作为北魏成熟的摩崖刻石楷书,由于时代风尚和承传汉隶《石门颂》笔意,以及作者个人书写风格的追求,其篆籀气息浓厚,分隶余韵犹存,加上开张的体势与率意的书写状态,行草意味弥漫其间,可谓多体兼容,审美内涵极其丰富。从点画线条这一层面来说,篆籀气息应是其多体兼容的主要特征,笔者就这一特征并兼及分隶意韵略作探索与分析。

篆籀是文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书体的称谓。篆籀书,分为大篆和小篆。大篆是先秦时广泛使用的字体,亦称作“籀文”。籀文得名于周宣王时太史所作的《史籀篇》,此书是一部字书,共十五篇,用于识字启蒙,规范天下文字。所以,籀文应是比较规范的大篆。由于其规范,又是识字读本,在当时应有一定影响。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为进一步统一和规范文字,去除“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状况,“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所以,小篆是秦代李斯等以籀文为基础整改变化而成的,也称秦篆。

不论大篆还是小篆,流传至今的主要依托于青铜或碑石。篆籀古法使篆书的线条匀净简约、遒婉圆润、雍容雅正,加上铸刻工艺、自然风化等多种因素,形成了凝重饱满、浑圆鼓荡的线条质感。这无疑是书写者、铸刻者、泥沙、青铜、刻工、岩石、岁月的共同结晶。古意盎然,回味隽永,能唤起人们对远古的遐想,显示着古朴、浑穆、苍劲、奇崛的气息。这就是书家所乐道的“篆籀气”,具有趣味性很强的形式美感特征。

“篆籀气”向来被历代目光敏锐的书家、书论家所重视,成为他们品评书法作品高低、雅俗的一个重要标尺。宋人黄伯思在《东观余论·跋陈碧虚所书相鹤经后》中就曾对自汉魏至隋唐书法中“篆籀气”及隶意渐失的历史过程及其表现作过一番梳理,且深以为憾。他说:“自秦易篆为佐隶,至汉世去古未远,当时正隶体尚有篆籀意象。厥后魏钟元常及士季,晋王世将、逸少、子敬作小楷,法皆出于迁就汉隶,运笔结体既圆劲淡雅,字率扁而弗椭。今传世者若钟书《力命表》《尚书宣示》,世将《上晋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帖》,虽经摹拓,而古隶典刑具在。至江左六朝,若谢宣城、萧挹辈,虽不以书名世,至其小楷,若《齐海陵王志》《开善寺碑》,犹有钟、王遗范。至陈、隋间,正书结字渐方,唐初犹尔。独欧阳率更、虞永兴易方为长,以就姿媚。后人竟效之,遽不及二人远甚,而钟、王楷法弥远矣。”又在《东观余论·跋逸少升平帖后》里对王羲之暮年书法中的篆籀气给予肯定,认为这才是能代表王羲之书法水平的作品,“《晋史》称王逸少书暮年方妙。此帖升平二年书,距其终才三载,正暮年迹也,故结字比《乐毅》《告誓》诸帖尤古质,殊类钟元常,浑浑然有篆籀意,非真赏未易遽识也。”

元人郝经在《叙书》中非常明确地说:“凡学书须学篆隶,识其笔意,然后为楷,则字画自高古不凡矣。”并在《移诸生论书法书》中说:“其后颜鲁公以忠义大节,极古今之正,援篆入楷;苏东坡以雄文大笔,极古今之变,以楷用隶,于是书法备极无余蕴矣。”

篆籀气和隶书笔意是使楷法高古脱俗的根本。颜鲁公楷书有篆籀气,苏东坡楷书有隶意,其书法意蕴就丰满。明人丰坊《书诀》中也说:“古大家之书,必通篆籀,然后结构淳古,使转劲逸,伯喈以下皆然。米元章称谢安石《中郎贴》、颜鲁公《争坐》书有篆籀气象,乃其证也。”

明末清初曾经提出过“四宁四毋”说的傅山对篆籀气和隶意的价值有更明确精辟的论述:“楷书不自篆隶八分来,即奴态不足观矣。此意老索即得,看《急就》大了然。所谓篆隶八分,不但形相,全在运笔转折活泼处论之。俗字全用人力摆列,而天机自然之妙,竟以安顿失之。按他古篆隶落笔,浑不知如何布置,若大散乱,而终不能代为整理也。”“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钟、王之不可测处,全得自阿堵。老夫实实看破地,工夫不能纯至耳,故不能得心应手。若其偶合,亦有不减古人之分厘处。及其篆隶得意,真足吁骇,觉古、籀、真、行、草、隶,本无差别。楷书要雄深高古,不同凡俗,必通篆籀,知晓隶意。由此触类旁通真、行、草诸体,则皆可入道矣。”

以上各代书论家对“篆籀气”及“隶意”价值的论述,为真知书者之言,言简而意深。

清代包世臣对“篆分遗意”的解说颇有新意,《艺舟双揖·答熙载九问》中记载了这样一则对话:“(吴熙载)问:自来论真书以不失篆分遗意为上,前人实之以笔画近似者,而先生驳之,信矣。究竟篆分遗意寓于真书从何处见?”包世臣答:“篆书之圆劲满足,以锋直行于画中也;分书之骏发满足,以毫平铺于纸上也。真书能敛墨入毫,使锋不侧者,篆意也;能以锋摄墨,使毫不裹者,分意也。有涨墨而篆意湮,有侧笔而分意漓。”包世臣从形态背后的笔法入手阐述“篆分遗意”,可谓要言不烦,直指“篆籀气”与“隶意”的根本。

清代刘熙载进一步论述道:“孙过庭《书谱》云:‘篆尚婉而通。’余谓此须婉而愈劲,通而愈节,乃可。”又道:“篆之所尚,莫过于筋,然筋患其弛,亦患其急。”指出篆籀笔意于婉转中有劲健,通畅中有节制。强调筋脉相连的内涵之力,避免运笔的松懈、褊急。

关于隶书,刘熙载说:“书之有隶,生于篆,如音之有徵,生于宫。故篆取力弇气长,隶取势险节短,盖运笔与奋笔之辨也。”又说:“隶形与篆相反,隶意却要与篆相用。以峭激蕴纡余,以倔强寓款婉,斯征品量。”与篆书相比,隶书则笔势险峻,节奏短促有力。并指出其形不同,其意则相互为用,“以峭激蕴纡余,以倔强寓款婉”。

《石门铭》上撷古篆籀之法,点画线条圆劲遒婉,凝重厚实而不板滞,简约中透着丰富;隶意渗入,圆中寓方,节律长短互用。《石门铭》对篆籀气和隶书笔意的成功引入,不仅丰富了楷书点画线条的内涵,也使楷书体势“古意”犹存。

魏碑笼统可分为两种,即方笔魏碑和圆笔魏碑。

方笔魏碑,源于分隶,体多工整,起笔露锋,棱角分明,可用“锋利”二字统括其主要特征。南碑、北碑及至初唐多用此法。此法笔锋外露,芒角外曜,便捷刚毅但却少圆厚灵动,其主要成就是“龙门四品”、《张猛龙碑》等刻石。

圆笔魏碑,则起笔藏锋,笔锋中含而不外露,笔意贯通,鼓荡多姿,滥觞篆籀。《石门铭》中不仅是横、竖,而且点、撇、捺的起笔也多用正锋圆笔,圆而各异,再兼侧锋方切,形态多变,以篆入楷,敛锋藏锷,圆厚有力;以隶相杂,方圆对比,变化多端。收笔处,笔到意到,有平收,也有上收或下收。无论如何入笔,怎样杀锋,均有浓厚的篆籀气息。

《石门铭》点画线条长短变化,长则跌宕舒展,气韵悠长;短则或险峻,或内敛,节律亦简。线条两端与中段提按变化的幅度不大,笔画“中实”。画之中截坚实不怯,是篆籀和古隶共同的行笔特征。

包世臣对此有精彩的论述:“用笔之法,见于画之两端,而古人雄厚态肆令人断不可企及者,则在画之中截。盖两端出入操纵之故,尚有迹象可寻;而其中截之所以丰而不怯,实而不空者,非骨势洞达,不能倖致。更有以两端雄肆而弥使中截空怯者,试取古帖横直画,蒙其两端而玩其中截,则人人共见矣。中实之妙,武德之后,遂难言之。”

《石门铭》行笔取法篆籀,以内擫紧勒之笔加提按起伏率意挥洒,用笔裹锋为主,正心着纸,圆劲满足。明疾暗涩,明行暗留,使《石门铭》线条似“绵里裹铁”,浑劲中透着苍茫,雄厚凝涩中又不失流动婉通,已进入篆籀高古境界。加上笔势跌宕飞动,给人以痛快淋漓的感觉,可谓生新法于“古意”之中。

《石门铭》转折处分隶方折与篆籀圆转互用。合于篆者,“婉而通”,其转折处圆润有力,具有弹性,得“折钗股”之妙,给人以流转遒劲、筋骨内蕴的艺术感受。

源于隶者,转折方顿清劲,笔画的拐角处也不作强烈的顿挫,勾趯处往往取平出之势,提笔转换时能够方圆相济,不使其棱角怒张,虽是方折亦含篆意,放笔写去,没有拘谨,雄浑恣肆亦从此出。

《石门铭》体势多变。字形大小任意变化,欹侧错落,随势生态且呼应连贯似《散氏盘》;布白疏朗简洁,字间行间通透空明,线条雄健,疏密相映若《虢季子白盘》;宽博开张,奔放大气,真力弥漫,字势飞动如《石门颂》。

《石门铭》融篆籀隶意于笔端,同时又具有新的时代风貌,“古意”加新意,风韵独特。

来源:书法入门(ID:shufarumen),作者:康晓峰,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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