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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该为明朝的灭亡买单?

原标题:谁该为明朝的灭亡买单?

2008年,樊树志从复旦大学历史系退休。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应用的进一步发展,各种古籍电子数据库大量开放,令他萌生了对《晚明史》再做增订的念头。

2015年由《晚明史》的导论部分改写而成的《晚明大变局》率先出版,2018年又出版了《新政与盛世》和《朝廷与党争》,今年上半年,着重讲崇祯一朝历史的《内忧与外患》《王朝的末路》也将出版。至此,这位82岁的历史学家终于完成了《重写晚明史》“五部曲”的写作宏愿。

第一财经专访樊树志,请他谈《重写晚明史》的写作过程。

樊树志的著作中,既有历史传记《万历传》和《崇祯传》,也有《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等通俗历史读物。

《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中华书局出版。

张居正、万历、魏忠贤与历史人物的功过

张居正、万历、魏忠贤与历史人物的功过

第一财经

张居正是晚明史上重要的历史人物,从《晚明史》到《重写晚明史》,你对张居正的评价有什么变化?

有一次我在上海电视台做节目,完了主持人问我,张居正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用好人、坏人的这个观点。

我的态度是他好的地方说他好,不好的地方说他不好。《重写晚明史》里新增了他关于学校和考试制度的改革。张居正不许学生议论国家大事,关闭民间书院搞文化专制,我就批评他了。他为什么这样呢?不允许别人对改革说三道四,因为反对他的人很多。另外我还很详细写了他如何玩弄手腕,和冯保一起把高拱搞下台。张居正这个人“功在社稷,过在身家”,政治家往往都是这个问题。

但也要肯定他对明朝历史的贡献。张居正死了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像他这么能干的内阁首辅,如果能再出一个张居正,明朝不见得会灭亡。但是没有了,没有一个人能达到他那种力挽狂澜的水平。张居正以后的内阁首辅都不行,虽然他们不见得是坏人。比如申时行,还是正派人,但是没有魄力。

樊树志

第一财经

所以你是有感于“世间再无张居正”,在《重写晚明史》时对他描述明显增加?

对。“世间再无张居正”是黄仁宇的话,黄仁宇这个人真是有才,有思想有文采。比方他写海瑞,模范的典范。海瑞这个人其实很古怪,有道德洁癖。但是海瑞不满意张居正,张居正也不喜欢他,张居正在位的时候海瑞都不出来做官,张居正死掉以后申时行才把他提出来,让他东山再起。所以很多历史事件很复杂,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说赞成张居正改革的是“好人”,反对张居正改革的就是“坏人”,不是这么回事。

樊树志

第一财经

你对万历皇帝的评价,跟以前写《万历传》和《晚明史》时相比,也不一样了吧?

这次写万历皇帝,主要在《新政与盛世》《朝廷与党争》两本书中。与20多年前写《万历传》时相比较,深度和广度肯定不一样了,读史和阅世的眼光也有很大的提升。这个历史人物也是很复杂,不能因为他后半生的事情就把他前半生否定了。

万历皇帝晚年多病,给人留下了荒怠的印象,其实他也有前辈或后辈不及之处。我是肯定万历皇帝在明朝历史上有贡献,他和张居正联手缔造了万历盛世。当时反对张居正改革的人很多,万历皇帝都是100%支持张居正,没有二话的。而且张居正的父亲死了,按照规矩要回原籍去守制27个月,但万历皇帝让他在官守制不要回去,因为如果一走的话改革就半途而废了,皇帝态度很明确的。要是没有万历皇帝再三挽留,他就回去了呀,改革肯定就推翻搞不成了。张居正下面的张四维和申时行,虽然都是他提拔起来的门生,但张居正一死马上和张居正切割,就是搞温和政治。

樊树志

第一财经

我注意到魏忠贤的经历也写得更详细了,尤其是提炼出他如何上位的“三部曲”。

魏忠贤之前,大太监刘瑾也是专权特别厉害,当时人说“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意思是皇帝坐在龙椅上,他站在后面,人家给皇帝磕头等于拜他了。但魏忠贤比刘瑾更厉害,皇帝就是他手里的傀儡,当时他被称“九千九百岁”,跟“万岁”没有什么差别。魏忠贤如何搞个人崇拜,我是花了大量篇幅来写的。一方面是写魏忠贤的个人野心,另外一方面也在揭露晚明官员的无耻嘴脸,拍马溜须、丧失原则,从中央内阁首辅起到六部大臣、地方总督、巡抚全是这样子,只有极少的人没有,士大夫的气节荡然无存。否则,没有从上到下的捧,他怎么会成为“九千九百岁”呢?而且还叫“九千九百岁爷爷”。当时内阁首辅顾秉谦比魏忠贤大了18岁,为了巴结魏忠贤想给他做干儿子,还讲“你不愿意收我这个白头发的人做儿子,那么让我的儿子做你的孙子好了”,这样他还是儿子嘛!这可是内阁首辅说的话!

当时还有个国子监生,对魏忠贤谄媚唯恐落后,竟然向天启皇帝提出,让魏忠贤从祀孔庙,魏忠贤的父亲配祀孔子的父亲,简直是个人崇拜到极点了。中国历史上对皇帝的个人崇拜不稀奇,但崇拜一个太监是绝无仅有的,而且他还是个文盲无赖,吃喝嫖赌样样有,这就是畸形时代的畸形政治。令人愤怒的是,当时官员从上到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可见人心、道德堕落到什么地步。这种情况下,当时的政治黑暗到什么程度呢?锦衣卫对反对魏忠贤的杨涟、左光斗等人施加的极刑,残酷程度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写作《重写晚明史》时,我也花了大量笔墨来写他们的受刑过程。以前是不可能这样铺开来写非常阴暗的东西的,现在我要如实地展现历史。

樊树志

明朝亡于“制度腐败”而非“银荒”

第一财经

《重写晚明史》很强调把晚明史纳入全球化视野下写作,但是除了第一部是讲全球化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和思想文化变化,后面四部又都转回晚明王朝内部政治史,一直写到明朝灭亡,似乎并没有体现“全球化视野”。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你提的这个问题也有人问过。我在后记里也讲了,仅有经济的繁荣没有政治制度的变革,没有把内忧和外患消灭于无形的能力,王朝终将走向末路。后面几卷就是要论证这一点,因此导论里讲了全球化,后面不可能再讲了。

其实万历皇帝对外部交流是很敏感、很接受的,这在皇帝里面很少见。通过《利玛窦回忆录》等域外史料,可以看到他开放和宽容的形象。当时利玛窦千辛万苦到达北京后,虽然万历没有直接和利玛窦见面,但批准他进京,利玛窦送的礼品都收了,包括耶稣受难的十字架、自鸣钟,还评价耶稣说“这就是真正的活神仙”。他也派太监去传教士那里打听欧洲的情况。这些都说明万历皇帝很接受西方的东西,没有后来清代的皇帝那么反感。但是到了崇祯皇帝时,忙于内忧外患,不可能再去关注西方世界,也没有这个精力关注对外交往,所以明朝错过了全球化的大好形势。这是很令人惋惜的事情,也没有办法,无可奈何花落去。

樊树志

第一财经

在明朝灭亡的原因上,你和很多历史学家一样认为根源在万历皇帝。但还有一种说法是《白银资本》作者认为的,随着美洲流入中国的白银大量减少,银钱比价崩溃,导致经济危机、自然危机和人口危机,最后叠加为明朝历史大转折。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这个观点比较陈旧,不是新的东西,也是不成立的。根据弗兰克《白银资本》这本书,不止晚明这几十年,而是长达两个半世纪,全世界的白银货币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都流到了中国。另外我还看到一个美国学者写的,从晚明一直到清朝前期鸦片战争以前,对于中国来讲贸易都是出超的,中国的白银是大量流入的,鸦片战争以后因为多次大量赔款,中国才开始大量白银流出去,所以《白银资本》中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从晚明到清朝前期这两个多世纪,全世界白银货币流入到中国来,是所谓的“体外循环”,就是不是财政收入,因为民间贸易发达,丝绸、棉布、瓷器卖出去,比方说一直运到美洲去了,从墨西哥运回来到中国,就是一船银币再来买中国的商品,银币就到中国来了,所以不存在银荒的问题。以前在全球化贸易之前,中国白银是缺乏的,中国卷入了全球化贸易以后,从西班牙和葡萄牙进来大量白银,直到清朝前期都是这样子的,这是最近国外学者新的研究成果。

樊树志

第一财经

晚明史还有一个令人遗憾的地方是,当时中国经济世界领先,但工业革命却兴起于欧洲,自此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有人认为主要是当时中国政治制度不鼓励企业家行为,才没有形成类似西方的新兴资产阶级,并使得政治制度发生飞跃性变化。你赞同这种说法吗?

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早就谈过这个问题了,关键是帝国的体制疏忽了这一点,并不是中国的商人没有这个本领。因为中国商人到了海外,他们马上就发展起资本主义,但是在本国不行,因为帝国体制已经控制了,不让他们发展起来。这个观点是有说服力的,我也同意。中国当时发展不起来资本主义,是政治制度问题。

樊树志

第一财经

说到晚明政治,你提到一个词叫“制度腐败”。

我特别强调“制度腐败”,或者叫做“制度性腐败”,在书里面多次提到,这是晚明灭亡的一个根本原因。比如万历皇帝派出的矿税太监,就是“制度性腐败”。很简单的一个逻辑,皇帝要从开矿和收税来增加自己的小金库,派的太监个个都是贪婪之徒,收来的钱90%留到自己腰包里,只给皇帝10%。这个小头是微乎其微的,对皇帝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把整个明朝经济元气伤掉了,得不偿失的事情,这就是“制度性腐败”。

还有魏忠贤的专权也是“制度性腐败”,所以写作《重写晚明史》时我把这一章标题改成“三位一体”。如果仅仅是魏忠贤和客氏勾结起来搞专权,没有得到天启皇帝的授权和默认,是搞不起来的,必须是皇帝默认,或者是皇帝重用他,才能够搞成。这种“制度性腐败”到了崇祯年间,就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内忧解决不了,外患也解决不了,两边作战两边失败,原因也在于制度性的腐败。

这个问题一直到李自成进入北京,为什么40天就逃了?也是制度性的腐败造成的,我写了大量这方面的历史细节。《重写晚明史》第五卷,引用了英国思想史家阿克顿“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句话,来谈李自成的失败。

樊树志

(本文转自《第一财经》2019年3月1日报道,标题为编辑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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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树志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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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9787101133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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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陆藜;编辑:金珊)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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