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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体操:一个民族的时代记忆

原标题:广播体操:一个民族的时代记忆

全文共2862字 | 阅读需5分钟

本文原载自《新华月报》2015年1月/第2期

为什么我们要做广播体操?

新中国成立后,糟糕的国民体质让毛泽东十分担忧。如何把群众组织起来锻炼,成为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最重视的问题。毛泽东曾两次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提出学生健康问题必须采取行政步骤具体解决。他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审议《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说:“该讨论体育了,体育是关系6亿人民的大事嘛!”

一份正合时宜的报告

如何让民众加强锻炼也成了当时国家体委主任贺龙的头等大事。长期军旅生涯,让贺龙特别注重通过体育锻炼来增强官兵体质,提高部队战斗力。他把这种体育意识扩而大之,提出要想抓新中国体育事业,必须一开始就重视全民体育运动。

1950年冬,一份手写报告悄然递到了中华体育总会筹委会办公室,报告内容是建议新中国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而打报告的人正是体育总会筹委会秘书、归国华侨杨烈女士。她的这份报告适时地与体总筹委会想把发展群众体育运动放首位的思路不谋而合,一下子便获得了上级批准。

上级对体育的高度重视让杨烈的报告申请工作进展顺利。为创编一套适合国民的广播体操,她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率领中国代表团对苏联几大城市的体育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她发现苏联的全民体操运动发展十分全面,一般有三类,即卫生操、辅助性体操和器械体操。而卫生操便是在早上根据广播进行的一种体操,分为老年体操和妇女体操两种。

贺龙也曾在访问苏联时认真了解其体育制度,对苏联“劳卫制”模式留下了深刻印象。“劳卫制”即“准备劳动与卫国”的体育制度,通过运动项目等级测试,促进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积极参加各项体育运动,以提高体力、耐力、速度、灵巧等素质,并为不同年龄组制定不同达标标准。随后贺龙组织创建了中国“劳卫制”并在全国推广,这大大强化了工农兵及干部的体育锻炼意识。

深受苏联模式启发的杨烈和代表团成员们回国后展开热烈讨论。最终,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决定学习苏联经验、发展体育运动的方针,在经济恢复时期,全国不搞大型运动会,要将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体操由学校到工厂,由军队到地方,由城市到农村逐级推广。

困难重重的创编过程

广播体操曾被称作“社会主义体育”。有趣的是,它却起源于最强调自由的美国。1925年,美国匹兹堡KDKA电台在清晨段播出一档名为“Morning Excises”的节目,这是广播技术诞生后,世界上第一次将广播与体操结合。而后日本人借鉴将其传入亚洲。

杨烈有创编体操的想法,且准备工作也有了进展,但真正要创建一套全民健身操,还是让她犯了难。当时国民根本没有“做操”的概念,创编体操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缺乏体育人才的年代,去哪里找合适的人选?这时,她突然想起了同在体总筹委会的老同事刘以珍。

刘以珍是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科班出身。早在大学期间,她就坚持做一套叫“辣椒操”的运动。据她回忆,那时体育系有一台录音机,还有一张叫“辣椒操”的唱片,刘以珍早上起床拿着录音机去操场上做操,就会有同学跟着她一起做,慢慢地人数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有100人。这套“辣椒操”,最初是从日本引进、有音乐伴奏的徒手体操,通过广播电台播放音乐指挥大家一起做。由于日语“广播”的发音和汉语的“辣椒”很相似,所以渐渐地中国人把它叫做“辣椒操”。

广播体操邮票

参考了日本广播体操的结构后,刘以珍很快就给新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定下了基本框架:一共10个小节,第一节是下肢运动,紧接着第二节是四肢运动,从第三小节胸部运动开始,运动的强度便逐渐加大,进而体侧运动、转体运动、腹背运动……当第八节跳跃运动过后,就是整理运动。为了适应国民需要,刘以珍在日本体操的基础上,自创了一节呼吸运动作为整套操的结束。

广播体操的动作编排顺利完成了,刘以珍才发现真正的麻烦还在后头。广播体操作为全民健身运动,需要面向全国人民,要想向全国各地的人们推广,去哪里找相应的体育专业人才进行示范和喊口号?再加上国民对“体育”的陌生,如何推广变成一个伤脑筋的问题。由于刘以珍当时掌握的体操术语不多,很多动作说明无法说清楚。特别是一些日文专业词汇,都不知如何给中国老百姓翻译。像叫颈部还是脖子?是叫腹部还是肚子?是叫斜着伸直了还是侧上举?这些混乱的问题常常困扰刘以珍。如果没有科学统一的说明,以后做操,大家肯定会做出五花八门的动作。最终,中华体育总会筹委会决定向全国发行一套有文字说明的广播体操动作挂图。

引发全民健身热潮

1951年12月1日,第一套广播体操正式在广播里播放,一下子引起社会强烈的反响。这种“边听音乐边做操”的锻炼形式在旧中国从没有过,各界群众的积极性骤然大增。让国家体育总局没想到的是,广播体操在全国掀起了健身热潮。

在中央号召下,广播体操在学校、机关、部队、厂矿、农村都陆续推广开。每天上午10点,当大喇叭响起后,无论南方还是北方,纺织工人在纺织机器旁,机关干部在办公场所,学生在操场上,甚至马路两边或楼顶上都有人在做操。城市变成了运动场,人们合着节拍,整齐划一。不仅如此,如果恰逢在火车上听到广播,而火车碰巧停站,人们还会跑下站台做操。而在车厢里的人也不会闲着,乘务员会领着大家一起做操。

大街小巷全民做操的画面让20世纪50年代来华访问的苏联诗人吉洪诺夫惊叹不已,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当北京人出来做广播体操,把最后一个梦魇赶出睡乡,城里整齐的小巷大街,一下子变成了运动场。”

从集体化走向多元化

作为计划经济时代产物的广播体操,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被誉为“国操”。除了健身,它更像一项政治任务,具有政治动员的作用。外国朋友曾称新中国为“广播体操最壮观的国家”。1979年前后,法国、埃及、伊朗代表团来中国考察广播体操。看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大庭广众之下集体运动,他们认为广播体操染上了意识形态的色彩,称广播体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体育”。

顺应群众要求,在第一套广播体操推广后,编操小组又陆续推出了第二套、第三套……每一套都伴随时代融人很多新元素,这种做法直到“文革”也不曾中断。语录操便是“文革”时期极具时代特色的产物。那句慷慨激昂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正是来自第五套广播体操,在这种强烈情感的感召下,做操者必须同时高声朗读语录。

改革开放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生活节奏加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成为时代精神。文娱活动的丰富,使集体化的广播体操逐渐走向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新颖、欢快、节奏感强的健美操、迪斯科等,时髦又极具动感,深受国民喜爱。这种转变无不透露着国家权力在国民生活中的退场,集体主义的渐行渐远,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主健身意识的勃兴。

1999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停止播放广播体操。这个曾陪伴国民从计划经济跨越到市场经济时代的运动形式,在为国民体质和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更为全民健身开了个好头之后,终于回归个体,成为普通群众的体育活动,成为多样化健身方式的一种。几乎每个人的学生时代都有广播体操的记忆,无论岁月变迁,都不曾彻底遗忘。人们或能记住某个动作,或能说出某节操的名字。广播体操已深深植埋于人们絮絮叨叨的怀念里,成为许多人温馨而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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