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研究生原来是这样炼成的

原标题:一流研究生原来是这样炼成的

作者:范军 来源:桂子先导

今年“两会”,关于高等学校的研究生问题又成了一个受关注的话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了若干意见和建议。比如取消研究生招生全国统考;比如废除研究生发表论文硬指标;再比如扩大博士生招生规模,等等。其间种种,有不乏真知灼见的,也有不怎么靠谱的。而引发公众高度关注和热议的,则是政协委员傅道彬教授倡导的让博士生“学位回归学术”,切实减轻广大博士生的额外负担。他的两句顺口溜“博士苦,博士累,负担累累人心碎”,一时间传遍网络内外,转发者无数。其实,这些年大学如何培养一流人才,提升人才质量,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但问题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很快又到了大学的论文答辩、学生毕业季,我不由得想到了70多年前西南联大的一个研究生培养与一场毕业论文答辩。数年前从陈平原教授《大学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一书中读过的这段陈年往事,上十年来老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让人咀嚼,引发反思。还是让我们随着陈老师一起返回73年前的“历史现场”吧。

超豪华的论文答辩导师阵容

王瑶 青年时期

那场西南联大的研究生论文答辩时在1946年4月,和我们今日的研究生春季毕业答辩时间差不太远。虽然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但西南联大要到次年的7月底才正式宣告结束,各校北上复校。这中间整整一年,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照常进行。陈平原老师说:“原本以为,当年西南联大办学条件极差,研究生毕业应该是‘因陋就简’;真没想到,论文答辩的场面竟是如此‘郑重其事’。”先是1946年1月29日,时任中文系主任的闻一多,为王瑶研究生毕业事致函梅贻琦校长和教务长潘光旦,提及定于2月15日举行初试,初试范围包括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后有1946年4月4日,导师朱自清(字佩弦)给校长及教务长公函,商定“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毕业论文考试”事,时间定于当月12日下午3时,地点在办事处,题目系《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至于答辩(考试)委员,陈老师做了如下考证:

“考试委员除本校中国文学系全体教授外,拟聘请汤锡予、彭仲铎、冯芝生、吴辰伯四位先生”。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四卷,当时中文系的教授包括罗庸、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王力、杨振声、浦江清、唐兰、游国恩、许维遹、陈梦家十一位;至于另外聘请的考试委员汤用彤是哲学系主任、彭仲铎是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冯友兰是文学院长兼哲学系教授、吴晗是历史系教授。

1940年,联大中文系教授在昆明北郊大普吉镇合影,左起,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陈平原教授

连见过大世面的北大名师陈平原教授也不得不感叹:“如此庞大、庄严、豪华的论文答辩阵容,今天想来,简直不可思议。”正是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才“不可思议”地在战乱年代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产出了绝对一流的学术论文、炼出了绝对一流的研究生。那一年,导师朱自清教授不到48周岁,而1914年5月7日出生的研究生王瑶(字昭琛)答辩时已将近32岁了。之所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当与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王瑶1934年(正好20岁)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七七事变”后辗转各地,直到1942年9月才在西南联大正式复学;第二年考入研究院,师从朱自清先生专攻中古文学。

超一流的研究生毕业论文

年轻时的王瑶与妻儿

风华正茂的研究生王瑶答辩的具体情形今天已难觅具体细节,好在他的论文(应是系列论文)留下来了,而且那论文还真不是一般的论文。这个当时的小青年,日后成了北京大学的知名教授,名满天下的学术大家,与吴组缃、林庚和季镇淮并称为“北大中文四老”,于1989年12月去世。2014年是王瑶先生的百岁冥寿,怎么纪念呢?王门弟子们想到了给老师出一本典藏版著作。陈平原在那个典藏版的“小引”中这样写道:

纪念一位学者的最佳方式,莫过于读他的书。在这个意义上,真的是“书比人长寿”。筹划王瑶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时,我提议从王先生众多著作中选一本书,精校精刊,让其更为长久地流传下去。师友们聚会商议,一致推选《中古文学史论》。

这本师友公认的“最能代表王瑶先生的眼光、学养、才情和学术个性”的《中古文学史论》,其实就是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日后虽然经过了改写完善,但主体部分、基本内容就是《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那组文章。当年的同学季镇淮曾撰文回忆王瑶是如何写出“独高一等”的“卓越”论文的:“1946年上半年,他在清华研究所继续写研究生论文。这时清华、北大的研究生,或在城内,或在东郊的龙头村、司家营,大概也有人在写论文,但据我所见,如王瑶学长那样胸有成竹,那样有计划、不急不忙、一篇一篇地在写,我不知还有什么人;而写成之后,能在解放初出版有王瑶所写《中古文学史论》似的成绩,我不知还有什么人的著作。就这点说,王瑶学长的研究生论文是卓越的,独高一等的。但当时我是不知道的,没有听他夸过口,只见他有信心地在写。”(《回忆四十年代的王瑶学长》)王瑶与中古文学相关的文章,四五十年代陆续发表了30多篇,网上(百度词条)这样说:“内容涉及中古文学中许多重要学术课题,史料详尽丰富,观点博大精深,分析材料和论证的方法更是独辟蹊径,从而奠定了王瑶在中古文学研究领域中的领先地位。”此为持平公允之论,当有所本。

新中国成立不久,王瑶以那组研究生论文为基础的著作便陆续刊行。1951年8月,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学史论之一》(收文5篇)、《中古人文生活——中古文学史论之二》(收文4篇)、《中古文学风貌——中古文学史论之三》(收文5篇)。1956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在上述3种著作基础上整合、调整、增删,刊行了《中古文学史论集》。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刊该书,篇目略有增添。我本人上世纪90年代购买的,则是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简体横排本《中古文学史论》,是经作者授权的棠棣三书之“合璧”。该书不同版本著作,中国大陆之外,有香港中流出版社1973年版,台湾长安出版社1975年版,日本东京大修馆书店1991年日文翻译版,影响之长久、之广远,可见一斑。

超严格的研究生导师

在物质生活苦不堪言、学术条件差到极点的情况下,王瑶还能够成长为真正一流的研究生,写出绝对一流的毕业论文,固然与他本人的勤奋和天资有关,但遇到了一位好导师——朱自清先生,也是非常重要的。陈平原老师说:“王先生之所以与众不同,在联大师长物质生活艰苦、政治热情高涨的环境下,仍然坚持著书立说,与导师朱自清的严格要求有关。”说到西南联大办学的艰苦和教授生活的艰难,李广田在《最完整的人格——悼朱佩弦先生》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

1941年我到昆明后,在大街上遇到的第一个熟人就是朱先生。假如不是他老远地脱帽打招呼,我简直不敢认他,因为他穿了一件很奇怪的大衣,后来才知道那是赶马车的人所披的毛毡,样子像蓑衣,也像斗篷,颜色却像水牛皮。

朱自清先生

如此“名师”也是生活窘迫仍不失乐观的“穷师”。我们知道,从总体上看自然是“名师出高徒”,而具体到一篇篇论文,名师的点拨无疑也是极为有意义的。1948年6月,已留校任教的王瑶在清华园寓所为《中古文学史论》撰写《自序》,专门提到:“在属稿期间,每一篇写成后,作者都请朱佩弦师过目,得到的启示和指正非常多。已故 的闻一多师,也曾给过作者不少的教正。”对于弟子的优点和成绩,朱先生也从不吝惜褒奖与鼓励。他就曾对王瑶说:“前天读了你的《小说与方术》,觉得非常精彩,你能见其大,将繁乱的琐碎的材料整理出线索来,这是难得的,有用的;同天读到你的《古文辞的研读》,也觉得有特见。”

像朱自清这些老辈学人对教书育人有着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对学术研究有着近乎对待神明的敬畏。朱先生对研究生王瑶的培养不仅仅体现在毕业论文写作环节,还体现在平日的教学及管理诸环节中。据清华文科研究所当时的同学何周善回忆:“朱先生‘课书’很严,定期给昭琛指定参考书,限期阅读,要求作札记,定期亲自答疑,并提出问题令昭琛解答。师徒二人还常对某一问题交谈讨论。昭琛在解答问题中时出新意,朱先生极为赞赏。同时,朱先生还在联大为研究生开设专题课,曾有一门课只昭琛一人修习。朱先生如同上大班课一样,站在讲桌后面讲解(在西南联大只有陈寅恪先生坐着讲课),昭琛坐在讲桌前面听讲。师徒相对,朱先生一直讲解两个小时。”朱自清先生所作所为,岂止是勤勉敬业可以概括的。有这样如此严格“课书”的老师,言传身教,研究生王瑶打下扎实坚固的学问功底就一点不奇怪了。对于这师徒一讲一记的课书场景,陈平原老师称之为“美妙”,并转述了季镇淮先生生动而真切的回忆:

1942年暑假后,先生讲授“文辞研究”一门新课程。这是关于古代散文研究的一部分,主要是研究春秋时代的“行人”之辞和战国时代的游说家之辞。听课学生只有二人,一个是王瑶,原清华中文系的复学生;另一个是我,清华研究生。没有课本,上课时,朱先生拿着四方的卡片,在黑板上一条一条地抄材料,抄过了再讲,讲过了又抄,一丝不苟,好像对着许多学生讲课一样。王瑶坐在前面,照抄笔记;我坐在后面,没抄笔记。

朱自清先生的教学态度用“认真”两字来说似嫌太轻。至于季镇淮这个不抄笔记的学生,晚年似有所悟。据陈平原老师说,研究生季镇淮因为更关注时局,“与时俱进”,以笔代枪,借古讽今,撰写过若干时评,没有像另一个研究生王瑶那样“集中精力专心著述,将研究生期间的学术积累凝聚成专著”,晚年谈及此事,仍“颇觉遗憾”。

说到朱自清先生给一两个学生如此认真“课书”的故事,不觉又记起季羡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中也说过的类似情形。季老说有一门语言课好像只有他一个人选修,德国老师照样认认真真、从不马虎。巧的是,写作此文时网上有篇历史学家钟文典教授的回忆文章,题为《70年前的先生与学生》。其中有个小标题是“吴之春只剩一个学生也上课”,讲的是当年清华大学教务长、讲授西洋思想史的吴教授如何教书育人,认真“课书”,读来同样令人深为感动。

想想当下大学课堂,我们身边就常有上课老玩手机的教师,有让PPT自动播放自己在那里打瞌睡的教师,更有把呀呀学语的自家小孩带到课堂上去的奇葩教师。如此“课书”,能“课”出什么好书;如此育人,又怎能育出王瑶似的栋梁之才?!至于指导研究生,我知道有的导师连自己学生姓名都叫不出的;自己学生的论文也基本不看的;答辩前不仔细看论文提问时却信口雌黄的……如此等等,恐怕也都不算特例。

1952年,王瑶离开清华园,服从院系调整,改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研究等课程。这一转换,使得他在中古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和鲁迅研究三个领域都做出了卓越贡献。生性爽朗、诙谐的王瑶先生勤奋好学,很年轻的时候, 头发就已经开始发白了。为此他常常感叹地说:“不该白的, 却白了。”而同时又喜欢抽烟,总是叼着个大烟斗,故而他的牙齿几乎都熏成了黑色,对于这一黑他又说:“不该黑的, 却全黑了。”两者的一黑一白相称,他又风趣地说:“这真是‘黑白颠倒’了!”

晚年王瑶

一代“名师”朱自清带出来的“高徒”王瑶,后来成了名副其实、影响卓著的北大名师。1978年,招考“文革”后首届硕士研究生,当年报名800余人,录取7人。自此以后,一代名师王瑶教授培养出了一届又一届高水平硕士生和优秀博士生,弟子几乎遍布中国现代文学史各研究领域,其中学术上有大成者不在少数,包括孙玉石、钱理群、温儒敏、陈平原、吴福辉、赵园、凌宇等一众名流大咖。至于王瑶先生是如何把自己的研究生“炼”成一流的,同样也值得好好总结。网上有篇钱理群写的精彩文章——《记住北大有个叫王瑶的教授》,其中一节就是“王瑶怎么教弟子”,读来饶有趣味,又让人受益。至于温儒敏等著《王瑶先生百年诞辰纪念集》(三联书店,2014年)、孙玉石、钱理群编《阅读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陈平原编《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等,则是有更丰厚内蕴、更能启人思智的好书,给人的教益远不止于研究生培养,值得细读。

参考文献

1.孙玉石等编:《王瑶和他的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版。

3.陈平原著:《大学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冯友兰等著:《联大教授》,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

5.王瑶著:《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019年3月15日

作者简介

范军 1961年生,湖北荆门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社长、董事长,华大鸿图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副会长、湖北省编辑学会副会长。

长期致力于出版文化与产业、出版史、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和教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技部“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等;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出版文化散论》、《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中国古代诗歌编辑专题研究》、《中国出版文化史论稿》、《中国现代书业广告二十家》、《岁月书痕》、《商务印书馆企业制度研究(1897—1949)》(合著)等;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100余篇。研究成果获得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武汉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华优秀出版物论文奖等,并有40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摘登。曾入选第五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湖北省宣传文化系统首批“五个一批”人才、第二届“湖北文化名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首批“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并获首届湖北出版政府奖(人物类)、中国大学出版社首届高校出版人物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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