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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春天》这种打着现实题材招牌的文艺片,为何难讨市场的青睐?

原标题:《过春天》这种打着现实题材招牌的文艺片,为何难讨市场的青睐?

今年3月份,有两部打着文艺片旗号的电影《阳台上》《过春天》颇为引人关注,但是它们的票房都不够理想。

截止3月23日,《阳台上》累计票房385万元,《过春天》907万元,目前因为正在公映,票房还有微弱的上涨空间。

《过春天》的成本是1000万元左右,票房如果达到3000万元就可以回收成本,而现在电影的票房现状,显然与当初的预期相差甚远。

而有意思的是,《阳台上》与《过春天》竟然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

《阳台上》的导演因为是男性,所以,影片里的女孩,是立于被窥视的角度。影片把大量的长镜头,放置在男主角的身后。

《过春天》的导演因为是女性,所以,影片里的男孩,是处于被观看的角度。影片同样把大量的长镜头,放置在女主角的边际。

而两部电影尤其不谋而合的是,都有一段展现底层青年放飞梦想的段落。

在《阳台上》里,男主人公与一起打工的同事,来到了黄浦江边的一条曾经航行过长江的破船上,在这只破船上豪情万丈,纵情高歌,仿佛英雄气概加盟在身上,表现了低层青年的那种一飞冲天的梦想。

《过春天》也有着与此有着惊人相似的情节。影片中的女主角与一起偷运走私货的男性合作伙伴来到了九龙飞蛾山的制高点上,俯视声势浩大的香港全景,高喊着:我是香港之王。

这两段情节,其实都游离于电影的故事情节之外,如果剪掉,根本无伤大雅,但电影里都选取了这样的情节,实际上是表达了创作者内心的块垒,那就是创作者虽然在电影里表现的是底层的草根阶层生活,但是创作者的内心里却是定位相当高的,意图通过压低视角,来展现那种心比天高的豪情壮志。

这种情怀,如果用一个词可以归纳它,它就是小资情结,或者叫文艺青年素质。

所以,《阳台上》《过春天》看起来,视角已经“降维”到低得不能再低的角度,但是它在内在情怀里,却是非常高大上的,是非常遗世独立的,也就是电影的编导,是认为“世界皆浊,而唯我独清的。”

正是这么一点自命清高的自我定位,恰恰成了这些文艺片选取了接地气的题材、最终却无法得到接底气呼应的原因。

《阳台上》《过春天》不仅在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时,采取了相同的表述方法,即使在镜头运用上,也是采取了一种假纪实的手法。

两部片子都非常喜欢长镜头的跟拍风格,这已经成了中国电影学院里培养出来的导演的根深蒂固的顽症。不是说长镜头不好,但关键是长镜头造成的缓慢镜语,却成了电影院的大忌。

就《过春天》而言,导演采取了纪实性的手法,长镜头成为导演表述她的真实性的一种自以为有用的叙事载体,但是,那种跟进在人物身后的长镜头,恰恰看出镜头的虚假,因为我们很难想象,那种无所作为地跟在人物后方的长镜头究竟代表了谁的视角?

实际的现实中,根本没有这样的视角,除了是移动的监控录象。在这种长镜头的表现中,人物一直处于一种镜头里被跟踪的中心,明显地处于一种虚假的现实存在中。所以,《过春天》里的人物不断重复着的出现在长镜头里走路的场面,给人一种乏味、冗长、重复的无聊感觉。

刨开这些走路的无意义的长镜头,一旦表现到两个人的场面时,电影的镜头剪辑便显得杂乱无章。

中国电影学院培养学生都会培养出一样的对好莱坞正反打叙事语言反感的所谓纪实性风格的导演流派,包括王小帅,都是这样的习惯。《过春天》里,一旦在多人场面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导演直接是混乱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地剪进不同人物的表情与动作,之间根本没有什么镜头内在的互动,而我们知道,好莱坞电影一般都是通过正反打运镜方式来达到人物之间的逻辑对位。

我们在今年的奥斯卡获奖影片《绿皮书》《波西米亚狂想曲》《假若比尔街能够讲话》等影片中,可以看到,这些影片都无一例外地遵守着正反打镜头的叙事规律,整个电影几乎没有违反这一镜语的镜头,看起来,电影都合规中矩,从来没有在电影叙事语言中一反常规,挑战俗成的电影叙事方式,所以看起来,这些影片即使在镜头运用上都让人很舒服,因为正反打镜头,考虑的恰恰是观影者的视觉习惯,因为这种正反打镜头,正是把观众的眼睛,不断地分配到剧中人物身上,实际上,就是把观众的视角,放置到人物的视线之下,接受的是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观众能够从这种电影叙事语言中,感受到电影里的人物的所思所想,触摸到的是人物的心理起伏与波澜,应该说,这是好莱坞电影能够契近人物内心、赢得观众共鸣的一个重要原因。

即使是台湾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讲述了一个俗不可耐的故事,但是它的电影镜头,也非常忠实于正反打的用镜规律,所以电影在内容上乏善可陈,但是用镜却无可挑剔。看起来至少很舒服,观众进电影院不就是图一个舒服吗?图一个电影对观众观看心理的照顾与体贴吗?

《阳台上》与《过春天》两部电影的导演不约而同地都利用单一的长镜头为基础的语言,来表达电影的内在内涵,最后,都形成了一样的结果,就是疏于对人物的塑造与刻画。对镜头的假再现,使他们没有兴趣去表现人物,似乎一旦去刻画人物,便会让他们恪守的现实主义法则遭到破坏。

这就是这类文艺片的最大的误区。因为要真实,这类文艺里的人物都形似木偶,形态木讷,好像这才是一个真实的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人物缺乏应有的反应,即使在两个人存在的空间里,情愿为一些无聊的事情叽叽咕咕,但不会为真正的内心交流而有过掏心敞胸的对话。

在《过春天》里,我们恰恰可以看到这样的毛病。影片里的很多情节,电影都不屑于对观众作出交待。女孩的父亲是如何与母亲相识的,母亲的生存现实是什么?这一切本来是人物的必然的生活背景,但在电影里,却是被推到现实中的另一边。影片中的父母,是中国电影中最常见的那一种只知生养、不知教育的父母类型,也就是鲁迅笔下所称呼的“嫖父”的那一种类型。而我们在获得奥斯卡奖的影片《假若比尔街能够讲话》中,即使影片里是习惯性地处于种族歧视下游的黑人家庭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黑人的父母富有人情味,比中国的父母更关爱自己的孩子,甚至可以说,比中国人更有中华文化的传统亲情沉淀。为什么好莱坞电影里都时常把“我们是一家人”挂在嘴边,但到了真正非常重视“一家人”气氛营造的中国电影里,却没有一个有担当的父母呢?这恰恰可以看出,中国电影对我们亲情氛围缺乏表现与再现的能力,所以采取一种最简单的办法,把他们一脚踢开是最简单的事情。

《过春天》里女孩与合作同伴豪哥的关系,电影也表现得非常模糊不清,两个人虽然接触时间较长,但很少有真正的内心的冲突,这一对算得上男女主角的人物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一种尘封状态。即使在飞蛾山俯视香港的段落,两个人本来应该有着更为深层的内心交流,但电影也是让人物处于一种隔阂的状态,一直表现女孩的那种亟欲离开的强烈取向,好像让两个人有更为切入到内心世界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任务。当然,处理好一个十六岁的女孩与已经走江湖的社会青年之间的关系,的确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是一个走钢丝的任务,但是,一部好电影,只有挑战这种难点,才可能给电影带来情感定调的标心立异。你设定了一组人物,就必须挑战自己,给予这个人物最适合而真实的心态。而现在《过春天》里恰恰没有把握住人物的内心微妙的情感波动与定位,使得影片里的人物,徒有一个外在的笑靥与神情,但是内心的空白一直无法填补。

而且《过春天》在宣传上还走了一条非常陋俗的选项,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暗示电影里有着激情的场面。从豆瓣上明显是宣传水军提供的消息中可以看出,电影的宣发方向,津津乐道电影的最后部分,两位男女主人公往对方身上绑定水货手机的场面,说这里如果没有警察突然闯入,会是一组非常诱人的激情场景。殊不知,这样的宣发定调,实在让人感到俗不堪言,因为影片中的少女还未成年,竟然剑走偏锋拿出这个话题来吸人眼球,实在反映出中国电影在宣发上的低级趣味惯性影响。同时,在这一组长镜头上,再次显示出导演的落后的纪实美学,这个长镜头围绕着男女青年,不断地在他们互相绑手机时的近乎是耳鬓厮磨的互动中转缠右旋,好像是最真实地反映了一种现实状态,但问题是,这样的镜头恰恰让观众出戏,因为那是一个封闭的内在空间,根本不应该出现一个360度无孔不入的纠缠在男女主人公身边的镜头,现在这组镜头用意表达的真实,恰恰暴露出电影的人为刻意为之的虚假。

《过春天》更让人难堪的地方,是电影表现了一个女孩铤而走险、为了赚钱而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一段过往生活,电影把镜头的视角放置在女孩身上,去展现她挑战法律的那种内心紧张感,实际上让电影代表了一种挑战公众道德的视角,而这种视角恰恰是观众正常心态下难以接受与予以排斥的,也就是说《过春天》里让观众担负的是一种与他们日常接受的道德常识相违悖的情感境界,必然使观众无法进入到人物的生活常态,所以整个电影都给人一种很别扭、很扭曲的感觉,这样的电影,从它的基调设定来看,就把观众拒之于门外。

所以,从《过春天》的设定来看,它虽然是打着文艺片的招牌,但是,它的内质里,很难找到有一点文艺的高尚口味。它把它的同情视角放置在一个挑战社会道德的违禁边缘,采用的叙事手法,是一种被编导一手操纵的虚假再现,而对人物刻画又采用了一种不愿意深度介入的虚与委蛇的手法,让电影里的人物很难被观众触摸到真情实感,有了这样的电影基本设定,怎么会赢得观众的好感与接受呢?

而《过春天》这样折射出中国电影共情毛病的电影并非少数,所以,对这一个个案好好地反思一下,以期对我们的文艺片今后能够真正感动观众并获得观众的响应并非是一种徒劳无益的事。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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