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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中国制造业集聚经济特征与最优集聚问题 ——对112个三位数产业的实证研究

原标题:【原创】中国制造业集聚经济特征与最优集聚问题 ——对112个三位数产业的实证研究

刘长全

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

内容提要:本文使用第三次工业普查的75万家企业数据,通过估计四个行业112个产业的生产函数,研究制造业的集聚经济特征、产业最优集聚规模及集聚水平的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集聚经济的存在形式为市级范围的本地化经济,省级范围的城市化经济虽然存在,但实际影响很小;企业层面规模报酬递减说明集聚经济更可能来源于城市经济理论所强调的技术外部性;随着集聚规模的上升,集聚经济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变化,各产业存在一个集聚效应最大化的最优集聚规模,但实际集聚规模普遍远小于最优集聚规模;与最优集聚规模相对应,以指数衡量的产业集聚水平也具有内生性。

关键词:产业集聚 集聚经济 本地化经济 城市化经济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集聚趋势日益明显,经济活动不断向东部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集中。1978-至2007年,东部10省市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从44.5%增长到55.3%,各省市区工业增加值在全国所占比重的变异系数从0.886上升到1.027。产业集聚是产业布局的表现,实质上就是资源配置的结果,对生产率、经济增长等都有显著影响和促进作用,这就是集聚经济。集聚经济的概念最早由韦伯提出,与资源禀赋、空间转移成本一同被看成区域经济的“三个基石”(Hoover,1948)。现代区域经济理论和空间经济学研究表明,集聚经济是决定产业布局的核心力量,产业的集聚经济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布局特征(Henderson, 1988),同时集聚经济也为城市的形成与城镇体系的演化提供了解释(Henderson, 1974; Fujita et al., 1999; Glaeser & Gottlieb, 2009)。但是,当前理论与实证研究,对集聚经济来源与集聚经济存在形式这两个基本问题未达成共识。

目前理论上关于产业集聚机制与集聚经济来源的研究主要有两条路径:第一条是城市经济理论从外部性出发的相关研究,外部性引起的总报酬递增导致集聚,而拥挤和土地成本等因素促使生产分散,最优集聚规模是两方面力量相互作用实现平衡的结果。亨德森(Henderson, 1974; 1977; 1988)最先将这一思想模型化,在他的模型中向心力来自专业化集聚的外部性。第二条路径是Krugman等(Krugman,1991;Venables,1996)所开创的新经济地理(NEG)理论研究,他们在内部规模报酬递增假设的基础上,基于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研究规模报酬、产品差异化和运输成本对产业区位的影响,强调了企业在利用规模报酬与节约运输成本之间的平衡,以及在此过程中的产业集聚趋势和经济效应。城市经济理论下集聚经济主要源于技术外部性,而新经济地理理论下则是源于货币外部性。

集聚经济的实证研究需要解决三个基本问题:集聚经济的存在性、存在形式和集聚经济的强度。争论的核心是集聚经济的存在形式,即集聚经济存在于多大的产业范围与空间范围内。按照通常的划分,也就是集聚经济表现为本地化经济还是城市化经济。对两类集聚经济形式相对重要性的判断也就是对集聚经济本质和来源的不同看法,决定了专业化和多样化在资源配置、生产分工中的不同作用。亨德森等人(Nakamura., 1985; Black & Henderson, 1999; Henderson, 2003)主要强调本地化经济的作用,而格莱瑟等人(Glaeser et al., 1992; Glaeser & Mare, 2001; Kanemoto et al., 1996)则着重强调城市化经济的作用。

近年,对中国的实证研究开始兴起,但多是在宏观层面进行。白重恩等(2004)、金煜等(2006)、陈良文等(2006)等使用了省级两位数产业数据,李金滟等、宋德勇(2008)、刘修岩等、殷醒民(2009)、刘修岩(2009)等用的则是不分产业的城市数据。但是,利用这些数据可能存在产业加总水平或地理单元选择过大的得问题。在产业维度,两位数标准产业分类很宽,许多联系不紧密的三位数、四位数产业被放在一起,即使空间相邻,这些产业之间也难以存在溢出效应。在空间维度,中国的省域范围很大,而溢出通常被认为只存在于相对较小的地域范围内。因此,数据选择本身就可能导致结论的系统性偏差(刘长全,2007)。傅十和、洪俊杰等(2008)首次使用了大规模的微观企业数据,但仍没有区分行业,而是按照城市规模和企业规模分层估计,他们的结论更多支持本地化经济的作用。

工业化与城镇化是中国需要实现的两大转变,也是当前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基本力量,这两个过程显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集聚经济的影响。因为只有与产业的集聚经济特征相协调的产业布局才可能是合理有效的,合理的城镇化道路与有效的城镇体系也一定要与产业结构及其集聚经济特征相协调。如果本地化经济存在,那么市场因素将会促使专业化集聚和专业化城市出现,如果城市化经济存在,那么形成的将是多样化集聚及多样化程度高的城市。为深化对集聚经济的认识,本文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拓展:(1)使用1995年工业普查的75万家微观企业数据,估计机械、纺织、电子、轻工四个行业112个产业的生产函数,通过引入多层次的集聚因子,分析集聚经济存在的产业范围和空间范围,这是对集聚经济存在形式的全面认识;(2)分析集聚经济在集聚规模上升过程中先增后减的“倒U型”曲线变化特征,以进一步探讨集聚有效性和最优集聚规模问题,这是现有研究最薄弱的地方,却也是产业布局与城镇体系建设中的核心问题;(3)通过对企业层面规模报酬的分析,检验集聚经济不同理论的理论基础,识别集聚经济的来源。

本文第二部分首先给出一般性的实证分析框架;第三部分对数据与指标做了进一步的说明;第四部分通过对微观层面企业生产函数的估计检验了集聚经济的存在性与存在形式,并对集聚经济的来源做出判断;第五部分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集聚经济先升后降的“倒U型”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实际集聚规模与最优集聚规模的偏离情况,验证了产业集聚水平的内生性问题。

二、分析框架

虽然对集聚经济的来源与存在形式有争议,但不妨碍我们采用一般的形式表述集聚经济。由于其本质上是一种外部性,在微观层面,集聚经济的存在意味着企业的产出不仅是一般投入的函数,同时还受到集聚因素,如其所在地区相关产业的规模或整个经济的规模等的影响。假设集聚因素表现为希克斯中性的移动因子,那么企业产出为:

对112个产业的生产函数做OLS估计,各系数的正负与显著性构成见图1,从中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结论:

1.市级范围存在本地化经济

在市级范围内,反映专业化集聚规模的因子C3的系数中有82个大于零,占到产业总数73%。在10%水平显著大于零的产业有59个,占到产业总数的一半以上,在1%水平显著大于零的产业也有42个,占到产业总数的1/3以上。反映多样化集聚规模的因子CI的系数中有72个大于零,但在10%水平上显著大于零的只有29个,不足30%,另有19个产业在10%水平上显著小于零。综合来看,市级范围内专业化集聚的经济影响更明显。

2. 省级范围存在城市化经济

在省级范围内,反映多样化集聚规模的因子PI的系数中有86个大于零,其中61在10%水平上显著,37在1%水平上显著。而反映专业化集聚规模的因子P3的系数中只有56个大于零,恰好占产业总数的一半,在10%水平上显著大于零和显著小于零的产业分别有30个和26个。这表明省级范围内多样化集聚对企业生产率具有更加明确的促进作用。

3. 省市两级按两位数测算的产业集聚没有确定的经济影响

C2的系数大于零的产业有63个,在10%水平显著大于零和显著小于零的产业分别只有34个和22个。P2的系数中有57个大于零,只有27个在10%水平上显著,另有30个在10%水平上显著小于零。因此,省市两级两位数产业的规模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均是不确定的。由于国内现有大多数有关产业集聚和集聚经济的研究都基于两位数的产业分类,因而结论都将值得商榷。

前提相悖。第二,本地化经济为主的集聚经济特征与新经济地理的理论内涵不一致,因为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下的产业集聚必然是一种多样化的集聚,集聚经济必然来源于多样化的集聚。

再次,随着集聚规模的上升,市级范围的本地化经济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变化。与之相应,各产业分布存在一个集聚效应最大化的最优集聚规模。实际集聚规模与最优集聚规模的比较表明,实际集聚规模普遍远小于最优集聚规模。即使在产业分布最集中的地区,实际规模超过最优集聚规模也不普遍,最优集聚规模因而具有某种临界值的性质,可以将其理解为有效集聚规模对地区产业规模的一种约束。

最后,与最优集聚规模相对应,以指数衡量的产业集聚水平也具有内生性。因此,不论集聚水平高低,只要与内生的最优集聚水平相趋近,产业集聚对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就都是最大化的。实际集聚水平与最优集聚水平的偏离受到集聚经济强度、市场分散程度与产品流动成本、要素流动性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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