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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勇:我看《燕然山铭》

原标题:辛德勇:我看《燕然山铭》

2017年8月,蒙古国境内发现《燕然山铭》刻石的消息甫一公布,就引起了广泛关注。

《燕然山铭》刻石虽然久已不知所终,但这篇铭文的具体内容,载录在《后汉书》和《文选》这两部重要典籍当中,相关学者早已熟知,相对于文字完整的传世文本而言,这次新发现的石刻铭文,字迹剥蚀已相当严重,尽管其至真至纯,尽管其可依可据,可以勘正传世文本的一些谬误,可这是需要花费细致功夫逐一比勘的磨人事儿,而若不深入研究相关问题,校勘的意义又是难以体现的。

《燕然山铭》刻石拓片照片

在历史学研究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可以同时讲给公众听、写给公众看的,而且也是能够让大家听得懂、看得明白的。几年前,三联书店提议让我撰写一本关于海昏侯刘贺的书,当时并没有特别考虑大众阅读的需求,只是希望我在旧有研究的基础上,集中、专门地论述一下刘贺墓考古发现带给人们的疑问和思索。所以,《海昏侯刘贺》这本小书写得并不通俗,其中很多论述还很艰深。尽管如此,由于海昏侯墓的考古发现已经激起社会公众对刘贺其人其事的浓厚兴趣,我这本小书还是受到了广泛欢迎。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也启发我思索,思索如何结合人们的普遍关注来深入浅出地阐述一些历史问题,以满足社会的需求。作为一名历史学工作者,我认为这也是自己的职责。

2018年8月,中华书局上海分公司帮助我出版了一部研究《燕然山铭》这一发现的小书——《发现燕然山铭》。从相关学者公布这一发现,到我写成全部书稿,前后经历了8个月时间。在撰写《发现燕然山铭》的过程中,有一些基本观念,或者说是认识问题的态度,始终贯穿其间。比如说,在学术研究的方法上,重视新发现背后的老背景,特别注重在一个更深、更大的背景下来阐述这一新发现的古刻旧铭。

在我看来,相较于传世文献所载录的历史事项,所有考古新发现,不管是文物、文献,还是遗迹,所传达的历史信息,多是孤立、片面而且零散的。因此,要想切实、充分地解析和利用《燕然山铭》刻石,就要将其置于相关的整体背景下来考察,来阐发,而不是简单地就事论事。

譬如,利用新发现的《燕然山铭》刻石来校勘传世文本的文字,这是《燕然山铭》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乍看起来,似乎也是一项很简单的工作。但由于摩崖刻石的文字缺损严重,更负责任、更有价值的文本核定工作,就需要充分利用其他一些传世文本的文字和前人的校勘意见。在这方面,我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燕然山铭》刻石的发现,在文本校勘之外的另一重大价值,是确定了“燕然山”的位置。这一点,对回答相关历史地理问题,特别是对我们认识汉代漠北草原地区的军事地理形势,意义重大。可是要想清楚理解和解释这些问题,并不是用GIS定个坐标就能做到的。既要了解相关文献记载,又要知悉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历程。由于我系统接受过历史地理学的专业训练,在既往的研究中,又一向偏重基本文献资料的搜集和利用,所以,在解析这一重大发现的历史地理学价值时,也努力观照了更大的背景并努力做出更系统的分析。

最后,我想引述我在这本小书结尾处的一段话,作为历史学人,在撰述这本小书和从事所有学术研究时的基本态度:“发现这通摩崖石刻,其最大的社会作用,便是警醒当今的历史学家,时刻以天下苍生为重,把握好手中那支笔,走好脚下的路。”

(本文原载于《人民日报》2019年3月19日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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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燕然山铭》

辛德勇 著

32开 平装

9787101133547

49.00元

东汉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联合南单于、东乌桓等攻打北匈奴,一直打到燕然山,大获全胜。当时随军出征的班固撰写了流传千古的《燕然山铭》,勒石燕然,以纪战功。2017年7、8月间,中蒙联合考察队实地踏勘,确定了蒙古国杭爱山一带的一处摩崖石刻系班固所作《燕然山铭》。这一发现,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认为,“学术界有责任和义务做出应有的说明和认识”,陆续撰文,遂成《发现燕然山铭》一书。该书对《燕然山铭》拓本真赝、铭文布局、铭文核校、刻者其谁、燕然山战役等,都做了详细而深入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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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陆藜;编辑:思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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