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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那么一个时期,杭州人以说河南话为荣

原标题:曾经有那么一个时期,杭州人以说河南话为荣

李大嘴 大嘴读史

对于杭州话,有个很直接的印象,那就是儿化音很多,比如“姑娘儿,老头儿、疯婆儿、小伢儿”。

无独有偶,河南话,尤其是开封话,同样含有大量儿化韵尾词,以至于有人把开封话称作是“河南味儿的北京话”。

那么,杭州话的儿化音究竟是与河南话同出一源,还是和北京话沾亲带故呢?

应该说都有关系。

杭州话的发展演变中,受过河南话的影响,也受过北京话的熏陶。

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时期,杭州人以说河南话为荣。

据郎锳《七修类稿·杭音》记载,“城中语音,好于他郡,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

靖康之耻后,建炎南渡,宋高宗赵构狼狈地逃到杭州,随行的皇室皇族、文武官员、商人、士人、市民、士兵、僧尼涌向杭州,直接改变了杭州方言。

有人说,杭州那时候就挺繁华的了,有这么多本地人,就算一千万人逃到南方,真正到杭州的能有多少呢?这些人能改变整体的人口结构?能改变根深蒂固的语言习惯?

再说了,从东晋开始,南北朝期间,唐朝的安史之乱,这些时期,不断有北方移民迁入杭州,最多也就是使江南的方言,包括杭州话,增加了一些北方话的成分而已,要想整体影响,怕是做不到吧。

我们来看看李兴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据记载,从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的30年间,进入杭州的北方居民人口已经超过当地人,宋朝就出现了“人口倒挂”。

“人口倒挂”的结果就是:说北方话的绝对人数人多于说杭州本地话的人口。

而且,当时来说,河南话才是被大家推崇的“尊贵”语言。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寇准在《说郛》中说:“惟西洛人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陈鹄在《西塘集》也提到:“乡音是处不同,唯京都天朝得其正。”

起先,这批身分和地位特殊的移民大部分居住比较集中,在杭州城内形成了一个开封方言区。接着,其他北方移民的方言也向开封话靠拢。然后,满城到处听得到开封话。

南宋张端义在《贵耳集》中说:“德寿孝宗在御时(1162-1189年),韺门多取北人充赞喝,声雄如钟,殿陛间颇有京洛气象。自嘉定(1208-1224年)以后,多是明、台、温、越人在门,其声皆鲍鱼音矣。”这说明宋朝皇室在1127年南渡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还是以开封话作为官方通行语言,开封音是朝廷标准音。

开封话是朝廷官话,也成了杭州的强势语言。这时候,杭州本地人突然发现自己的方言成了非主流。

要融进更高一层的圈子,要和这批处于统治地位的开封人打交道,土生土长的杭州人就必须学说开封话。

做官、上学、经商,一口开封话,绝对是个加分项。哪怕是当佣人,会说开封话,活也好找些,工钱也多些。

于是,杭州人开始以说开封话为荣,很有些趋之若鹜的意思。

葛剑雄在《人在时空之间:穿越千年时空体验人文意境》一书中说到,“北宋南宋之际,大批河南人随宋室南迁,由于这批河南人中包括了皇族、高官、名流、巨商、富户,在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举足轻重,杭州人非但不敢歧视,还学着说河南话,以至今天的杭州方言还带北方味。”

当然,影响是相互的,原本的开封话也多多少少受到本地杭州话的影响,形成了一个既有别于杭州话,又和开封话有些差异的“杭州开封话”。

杭州话,毫无疑问属于吴语的体系,但和大多数吴语又有所不同,南方的腔调,北方的字眼;吴语的发音,官话的用词。

划重点时间到。(免得被杭州人喷)

第一,我们说杭州话受到河南话的影响,说的是南宋时期的杭州话,不是现在的杭州话。那时候,不管是开封话,还是杭州话,估计我们现在都听不懂。《七修类稿》的记载说的也是明朝时的杭州话有开封话的痕迹,对现在的杭州话有影响,但谈不上一脉相传。

第二,我们说杭州话比较官是因为南宋迁都也是不对的。事实上,现在杭州话的官腔特点是在元、明、清三代逐渐形成的,杭州话更接近明清官话,这一点对比一下宋朝的《广韵》就知道了。

第三,如果据此说,现在的杭州人是河南人的后代,那更是大错特错。要知道,太平天国的时候,原先的杭州人基本上都死光了,后来的杭州人都是吴越周边地区移民的后代,其中绍兴人最多,俗话说“杭州萝卜绍兴种”就是这么来的。

杭州人一直不愿意和北方人,尤其是河南人联系在一起。据说,有一年过年,《钱江晚报》有个记者说饺子是杭州人过年的传统食品,结果犯了众怒,被迫道歉。

多少有些地域歧视的意思。要知道,河南人也曾经风光过,河南话也曾经大行其道,风水轮流转而已。

在八九百年前,杭州人还以会说河南话为荣呢。只是,那时的杭州人和现在的杭州人关系不大罢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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