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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在“乌台诗案”中大难不死, 多亏了这位好朋友

原标题:苏东坡在“乌台诗案”中大难不死, 多亏了这位好朋友

苏轼(号东坡居士)是宋朝的大诗人,他在文学创作的同时,还积极地参政、议政,以实现报效国家的美好愿望。可惜的是,苏轼在从政的道路上十分不顺,屡次被贬官。尤其是“乌台诗案”中,还差点丢了性命,最后被朝廷贬到荒无人烟的海南岛儋州(海南儋县)。而苏轼之所以能死里逃生,多亏了一位好朋友、好哥们的暗中相助。这个人就是宰相章惇。

章惇(公元1035 ▬▬1105年)是建宁军浦城(今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人。他出身世族,博学善文,相貌俊美,高傲自负。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进士及第,后任职地方,政绩显著。而苏轼(公元1037年—1101年)只比章惇小两岁,是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 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苏、章二人同时高中进士。二人考中进士后,苏轼因母亲病故而回乡守制;章惇因侄儿章衡高中状元,自己排名靠后而觉得有失颜面,干脆放弃功名,准备翌年重考。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影响很大。由此可见,章惇是个很有主见,也很自负的人。两年后,章惇卷土重来,果然高中进士,以一甲第五名被外放商洛令。

这两个青年当年是如何认识、又如何结下深厚友谊的?史书记载不详,但二人肯定是在京城相识并结成友谊的。很快,苏轼被朝廷授予凤翔府节度判官。两人相距即近,又是同科榜友,更重要的还都是性情中人,豪爽仗义。两个年轻人时常结伴游山玩水,诗词唱和,好的穿一条裤子还嫌肥。

可是,后来两人因政见不同分道扬镳了。原因是宰相王安石当政时,搞了个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坚持改革,是“新党”的领袖。章惇则紧紧跟随,所以很得王安石的赏识和器重,逐渐成为坚定不移的改革派。即使是在王安石心灰意冷时,仍然不动摇,是“新党”的主将。而苏轼则初为旧党,后为新党,结果是先后为新、旧党所不容。因此,苏轼的命运注定多灾多难。先是御史舒亶无事生非,为讨好新党,硬是从苏轼诗中鸡蛋找骨头似的找出了许多反诗,严词弹劾苏轼。

宰相王珪见状奉若至宝,兴冲冲的以苏诗中“世间唯有蛰龙知”,速报宋神宗,说苏轼有不臣之心,请求神宗从快、从严予以重判。正好当时担任翰林学士的章惇在一旁,章惇从容进言:“龙者,单从说文解字上理解,并非单指人君,臣子也可以把自己比喻为龙。如果仅照字面上理解,岂非当时诸葛亮自称卧龙,也犯下了弥天大罪?”神宗听后,同意章惇见解,认为不能凭此而加重苏轼罪责,于是薄其罪,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当然,苏轼最终被从轻处理,既有太后之功,还有王安石“盛世岂能杀才子?”的劝告,但章惇做为政见不同的好朋友,没有在此时添油加醋,落井下石,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章惇在朝堂上驳斥了宰相王珪的谬论后,还余恨未消。退朝后,章惇追上王珪,质问他“大人为何要如此是非混淆,是想借此灭掉苏轼全家吗?”王珪急赤白脸的狡辩“不是啊,这都是舒亶说的”。章惇听后,气不打一出来,早忘了王珪是辅政大臣,不惜以下犯上的怒斥王珪“舒亶的话就那么重要吗?他放个屁你也要闻闻,吐得唾沫你也要当做食物吃下去吗?”

章惇此刻敢于为朋友出头,仗义执言,终不负苏、章之间深厚的情谊。如果苏轼有知,亦感欣慰了。可惜的是,章惇在“乌台诗案”中为苏轼所做的一切,他并不知晓,此后的交往也不见于史书记载,但章惇没有落井下石则是值得肯定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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