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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教育如何体现“育人”?

原标题:钱颖一:教育如何体现“育人”?

在我们当前的教育中,相对而言,我们更缺乏对人文精神、人格养成、人生发展的教育。理解人文价值,坚守人格底线,反省人生意义,应该成为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必修课。

在中文里,“人才”是一个词,而且我们经常都把“人才”简单地落脚为“才”。所谓“拔尖创新人才”、“杰出人才”,都是指“才”。但是,“人才”是由“人”与“才”两个汉字组成的。

钱颖一

清华大学资深教授

才有“三力” 人有“三观”

“才”关注的是“三力”:创造力、分析力、领导力。人有“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度量“才”的词是成绩、成功、成就,而形容“人”的词则是自由、快乐、幸福。“育人”比“育才”更根本,是因为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

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国教育的传统,从来都是重视“人”的传统。“四书”中《大学》开头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几乎每一个中国教育者都常引述的一句话,讲的是大学的目的是育人,是人的道德,是人的善。中国文化中的做人是非宗教的,这是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

梁启超1914年到清华演讲,题目是“君子”,对应的英文是gentlemen。梁启超以“君子”寄语清华学子,强调的是做人:清华学子,首先要做君子,之后才是做才子。

在演讲中,他引用了《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明的是做君子的条件。他还引用王阳明的话:“治山中贼易,治心中贼难”,说明“做人”比“做事”更难。正是由于此篇演讲,“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才成为了清华的校训。

育才不是教育终极目的

但是,这个重“人”的传统后来发生了变化,使得重“才”逐渐压倒重“人”。直接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了。落后就要挨打,因为西方有枪炮,西方有科学技术。

所以我们要科学救国、技术救国、实业救国。因此,教育就转向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专业知识的传授,转向对“才”的培养。不仅在中国,在所有落后国家实现追赶的过程中都是一样的。

不过,这种由“人”向“才”的转向近年来在中国走向了极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经济增长似乎变成了唯一的价值和目标。

即使当下讨论的转变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也仍然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目的。在这种思维中,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人才就成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动力。“育才”也随之变成了教育的最终目的。

在经济学中,人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劳动力,其中包括“才”的贡献。二是作为消费者,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所以在经济学中,人不仅是工具,也是目的。

另一方面,在康德看来,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工具。康德的哲学使得“人是目的”这一价值更加清晰和突显。无论如何,只要人是目的,不仅是工具,教育的目的中,“育人”就比“育才”更根本。

育人有三个目的

教育如何体现“育人”?在我看来,作为目的的“人”包括“人文”、“人格”、“人生”三个方面。所以,关于人的教育,应该包括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养成的教育和人生发展的教育。

人文是相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的。龙应台女士这样解读人文:文学使你看见原来看不见的东西,可以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从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思想迷宫的可能;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所以,文学让你看见,哲学让你定位,历史让你连接,这些都是人文的价值。

以人文为基础的人格是做人的准则。人格养成是人的教育的基础,正直诚实是对人格的基本要求,而对人格的起码要求就是人格底线。说话有底线,就是说话讲真话;做事有底线,就是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就是做人有良知。人格的底线就是文明人的底线。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经批评一些精英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批评的不是一般的利己主义者,而是那些学过很多知识、善于利用制度的缺陷和传统的弊端,同时又没有人格底线的利己主义者。

人生既有对人生发展的梦想,更有对人生意义的探索。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应该成为每一个学生用以经常提醒自己和检讨自己的格言。

在我们当前的教育中,相对而言,我们更缺乏对人文精神、人格养成、人生发展的教育。理解人文价值,坚守人格底线,反省人生意义,应该成为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必修课。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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