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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时空】刘平 | 清朝海洋观、海盗与海上贸易(1644—1842)

原标题:【边疆时空】刘平 | 清朝海洋观、海盗与海上贸易(1644—1842)

刘 平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清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中国秘密社会史 ,著有《中国秘密宗教史研究》《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等。

摘 要:清朝在开国后的较长时间里,采取海禁之策,但中外之间的民间贸易—走私贸易一直没有中断。康熙二十三年“开海”以后,海上贸易日兴。随着国内局势的安定与社会发展,清朝人口迅速增长,对粮食的需求越来越大,当国内粮食市场的调剂无法满足需求的时候,暹罗等国稻米开始大量进口。稻米进口量的不断增加与商贸路线的繁荣,引起了海盗的注意。海盗的抢劫目标并不局限于稻米,还涉及其他各种船货。从海盗自身来说,抢劫稻米等物品不仅能够解决温饱,还能将多余之物销赃,壮大自身实力;从清廷角度来说,海洋只是陆地政权的某种延伸,闽粤水师因海防与海盗而设,缉私与剿匪成为一道独特的海上景观;从中外贸易史角度来说,闽粤之海盗、水师,各自都有促进、削弱中外贸易的因素。

关键词:清朝 海洋观 闽粤 海盗 海上贸易

唐宋以降,历代王朝的海洋观以及由此制订的海洋政策各有不同,即使是实行海禁—闭关锁国之时,也存在朝贡贸易、民间贸易和走私贸易等形式,使中国与海外保持有限的联系。清朝开国,因为台湾郑氏政权“反清复明”之事,实施迁界、禁海;在收复台湾、平定“三藩之乱”后,政策稍宽。在清代前中期,闽粤之人因生计或政治原因而渡台海、下南洋(前期属偷渡)者,源源不断,由移民而贸易,由贸易而移民,形成了这一时期海峡两岸与中外关系的特殊景象。清廷之海洋观,就是以陆地为根基,以水师力量构筑海防,清剿海盗,保护沿海贸易,维护有限的对外开放,根本目的是维护陆地政权。本文所述之清廷海洋政策就是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制订的,并且一直延续至鸦片战争时期。

闽粤江浙诸省,海外贸易历史悠久,广州、泉州、宁波等港口,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到清朝时已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尤其是广州,渐成中西贸易枢纽。中外贸易关系也影响到闽粤两省经济结构的变化,商品贸易的繁荣,使得业农者少而经商者众;越来越多的农民由种植粮食作物转为经济作物;福建山多地少,广东亦然,两省本地稻米产量无法满足消费需求;清朝人口不断滋生,以及天灾人祸的影响,粮食的调拨、进口对两省的粮食补给就显得尤为重要。原本国内一般是从台湾、广西等地往闽粤调拨粮食,后来暹罗等国稻米进口日渐重要,大量米船、商船活跃于从闽粤沿海到东南亚各国的航线上。

如同历史上任何一条商贸路线总是不乏强盗窃贼一样,与海上贸易路线如影随形的是海盗活动。闽粤海盗之大兴,与明末林道乾、郑芝龙等集团大有关系,至清乾隆、嘉庆年间,福建的蔡牵、朱濆等海盗集团,广东的郑一、张保仔、郭婆带、乌石二等海盗集团,风行海上,造成海疆不靖之局面。安乐博(Robert Antony)说过:“1520—1810年是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中国海盗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范围上,一度都达到了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海盗均无以匹敌的地步。”海盗的主要抢劫目标是东南沿海、往返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米船,以及活跃于这一海域的其他货船,包括西洋商船。本文便是通过这一时期清廷的海洋政策与闽粤海盗的演变,透视当时沿海社会与海上贸易的变化。

一、清朝海洋观与海洋政策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之自给自足式经济,在没有大规模天灾人祸的影响下,即使不与国外互通贸易,其内部生产也可以满足国人的基本需要。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历朝统治者具有一种心理优越感,并由此偏向于实行一种保守的海洋政策。清初,效忠明朝的郑成功及其子孙活跃于东南沿海一带,清廷为了防范郑氏,断绝沿海居民与其往来,采取严厉的“海禁”“迁界”等政策。顺治十三年(1656),清廷颁布禁海令:“凡沿海各地,处处设防,不许片帆入口。”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采取暴力手段,强制沿海居民内迁,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大片耕地荒废、对外贸易停滞等一系列不良后果。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在平定“三藩之乱”与收复台湾后,宣布开海,“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分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分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故令开海贸易”。不过,康熙本人依然犹豫,于次年四月否定了议政王大臣等会议的意见:“今海内一统,寰宇宁谧。满汉人民,俱同一体。应令出洋贸易,以彰庶富之治”,理由是:“开海贸易原欲令满汉人民各遂生息,倘有无藉棍徒倚势横行,借端生事,贻害地方,反为不便,应严加禁饬。”尽管如此,清廷于当年(1685)指定澳门(后改广州)、漳州(后改厦门)、宁波、云台山四地为对外贸易港口。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廷再度紧张,害怕频繁进行海外贸易的汉人会与海外人士联合反清,遂颁布“南洋禁海令”:“凡商船照旧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罗吧等处,不许商船前往贸易,于南澳等地方截住。令广东、福建沿海一带水师各营巡查,违禁者严拏治罪。”这一禁令一度使对外贸易大受影响,但四口通商格局并未废除。后来,清廷由于担心西洋人进入中国,造成不良后果,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谕令西洋人来华贸易之事由粤海关负责,其他三处海关负责东洋贸易等事。由于西洋人来华贸易比重日渐加大,遂成广州一口独大的局面。清廷对贸易物品的种类、外人来华也做了严格规定,设立公行制度,由广州十三行负责相关事务,这一政策对广州日后的发展影响深远。

简言之,我们可以把清代前中期的海上贸易分成三个时期:海禁时期(1644—1684)、四口通商时期(1684—1757)与广州一口通商时期(1757—1842)。需要指出的是,因为清廷立场不定,因时因地,海禁时期有弛禁,开放时期有严禁。这是一种重政治而轻经济、绝对的自我封闭与有限的对外开放相结合的政策,不能笼统地视为“闭关锁国”。

二、商民出海与海盗生成之动力:重商轻农的闽粤经济

由于地理优势与清廷政策,闽粤两省成为清朝对外贸易的门户,两省商业与对外贸易发达,但由于自身条件,其经济结构存在缺陷。

明清时期,闽粤地区的对外贸易比较发达(除了一些特殊时段),全国各地的手工业产品,如丝绸、瓷器等,由陆路集中到这里,再运往海外。从海外进口的商品也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闽粤成为中西交通的枢纽与商品集散地,其强大的吸附、带动能力对闽粤两省乃至周边省份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也极大地推动了闽粤沿海一带造船业、运输业、渔业、手工业的发达。但是,由于自然条件与经济环境的影响(尤其是福建,山多地少,限制了粮食作物的种植;广东除了珠江三角洲外,也是山多地少),往往有“米粮匮乏”之忧。两广总督孙士毅曾有分析:“粤东地方,每岁所产米谷,不敷民食,全赖粤西谷船为接济。其故缘粤东山多田少,地接海洋,其为屿者十之三,其为水占者又不啻十之四。可耕之土,本属无几,而民居繁庶,商贾充盈。就广州一府而论,需米之多,又数倍于他郡。偶遇粤西谷船稀到,粮价即不免骤昂。”

清朝稳定以后,闽粤两省人口不断增加,经济贸易不断发展,逐渐形成重商轻农之风。广东巡抚杨永斌曾说:“粤东生齿日繁,工贾渔盐樵采之民,多于力田之民,所以地有荒芜,民有艰食。”受商品经济的影响,农民往往由种植粮食作物改为种植经济作物,或者干脆放弃农业生产,由此必然导致粮食产量的减少。雍正五年,广西巡抚韩良辅曾奏称:“广东地广人稠,专仰给于广西之米。在广东本处之人,惟知贪财重利,将地土多种龙眼、甘蔗、烟叶、青靛之属,以致民富而米少。”屈大均也认为,广东稻米产量之少,与该省内外贸易发达有关:“东粤固多谷之地也,然不能不仰资于西粤,则以田未尽垦,野多污莱,而游食者众也。又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农者以拙业力苦利微,辄弃耒耜而从之。”

闽粤两省缺粮情形,尤以福建的漳州、泉州,广东的潮州、嘉应州、广州为严重,一地粮食的调动往往会对全省乃至更大范围的粮食市场造成影响。漳州、泉州两府位于福建南部,是国内最严重的缺粮地区之一,其米粮主要依靠从台湾的船运以及从苏州、浙南转运的长江中上游的供应,但也从毗邻的广东潮州府购粮。

清前期,福建所需稻米主要来自台湾,而广东所需稻米主要来自广西。清朝收复台湾后,将台湾划归福建省管辖。清初,台米通常不许外运,经有关官员不断上奏,台米才开始运往内陆。雍正元年,巡抚御史黄叔璥复奏请禁止,“以台湾之米出口日多,恐其接济洋盗;或以市价腾贵,虑生事端,奏请禁止。从之。于是漳、泉之民仰食台米者,大形困苦”。雍正四年(1726),闽浙总督高其倬再次奏请“开通台米”,因“台湾地广民稀,所出之米,一年丰收,足供四五年之用”,得到雍正旨准。台湾稻米除满足本地需求、接济内陆之外,还被充作军饷。

台湾、广西稻米之接济闽粤,为数甚巨,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六月至十二月,“查广西米谷船只从梧州、浔州江口往广东者,共有六十一万八千余石”。雍正十年(1732),广西巡抚金鉷曾奏称,“每岁各处往东米谷约计百万有余”。到乾隆年间,“西省米谷之贩运东省者,每日过关约有数千石”。但是广西、台湾大米并非一个稳定来源,随着社会渐趋稳定,广西、台湾人口也在不断增加,而且天灾人祸不时影响稻米生产,其稻米产量不再足以接济其他地区。在这种情况下,闽粤两省不得不寻找新的粮食供应地。

面对闽粤粮食短缺问题,暹罗等东南亚国家产量丰富、价格便宜的稻米引起清廷注意,开始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鼓励从暹罗等国进口稻米。康熙六十一年(1722)曾下诏:“暹罗国人言其地米甚饶裕,价值亦贱,二三钱即可买稻米一石。朕谕以尔等米既甚多,可将米三十万石分支至福建、广东、宁波等处贩卖。”正式进口暹罗稻米始于雍正二年(1724)。此后,中暹稻米贸易态势良好,如乾隆七年(1742),广东巡抚王安国奏称:“准暹罗国昭丕雅区沙大库咨呈,该国王遣船一只,载米三千七百余石并货物来广发卖。”19世纪上半叶是中暹大米贸易的高峰,当时暹罗农业生产的恢复和中国社会、经济危机的加深,“刺激着泰米进口数量逐渐上升,常年进口数量大概有数十万石,最高可能达到过七十余万石左右”。当时稻米进口来源并不限于暹罗,也包括安南、吕宋、噶喇吧等地。福州将军沈之仁曾奏称:“本年闽省洋船因停止往贩噶喇吧,货物减少,俱各带运米石回棹。现在进口三十八船,查验起卸食米,已共有四万八千九百余石,即在漳泉一带粜卖,甚于民食有益。”

清廷还颁布具体条例,鼓励洋船装载稻米进口,“外洋货船带米一万石以上者,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五;带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三”。同时,清廷不仅欢迎暹罗等国商人运进粮食,也鼓励国内商人前往东南亚国家进口粮食,并且根据进口稻米数量给予相应奖励。乾隆二十五年(1760),浙闽总督杨廷璋奏称:“凡内地商民有自备资本,领照赴暹罗等国运米回闽粜济,数在两千石以内者,循例由督抚分别奖励,如运至两千石以上者,按数分别生监、民人,奏请赏给职衔顶带。”各种优惠政策的实施,使得活跃于南海洋面的米船数量不断增多,当然还有其他货船。

在传统世界中,贸易存在的地方,必定不会缺少抢劫者。在清代前中期,闽粤沿海社会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严重;清朝吏治腐败,导致铤而走险之人多有。这两种原因是海盗生成的催化剂。最初,海盗进行海上抢劫,直接目标是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米船必定成为海盗的猎物。随着清廷专注镇压内陆叛乱,海盗趁机发展,在嘉庆年间形成广东红旗帮、黑旗帮等海盗,以及福建的蔡牵、朱濆等大股海盗。在清廷最终剿灭这些海盗大帮前后,那些规模较小的海盗团伙,更是数不胜数。

三、闽粤海盗的发展及其对米船的劫掠

海盗活动是社会边缘人群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对正常社会秩序的极大扰乱。从清代前中期闽粤海盗活动的总体情形来看,除了郑氏集团的割据之外,一般海盗活动并没有发展成叛乱(嘉庆前期的蔡牵等大帮有“叛乱”色彩,但没有成功)。海盗活动的猖獗并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除了上面提到的经济与政治的原因之外,还与沿海生态环境(社会、自然、人文等)有着很大关系。

闽粤沿海,海岸线漫长,海域广阔,岛屿密布,便于停泊、隐藏之处众多,为海盗活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岛屿不可胜数,处处可以樵汲,在在可以湾泊。粤之贼艘,不但舟曾艍海舶,此处可以伺劫,而内河桨船、橹船、渔舟,皆可出海,群聚剽掠”。其他如闽省、浙省亦复如此。

而且,由于距离政治中心北京遥远,政府军队的力量相对薄弱,水师建设相对迟缓,战船、兵器更新换代较慢(有时甚至落后于海盗的军事力量),这些都是海盗活动扩大蔓延的客观条件。

东南地区具有发达的商品经济,海外前来贸易的商船数量众多,“百数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滋丰,诸番来朝,货贝云集,鱼盐蜃蛤之利甲于天下,洵海上之乐土也”。如果说小规模海盗的存在是边缘人群为了摆脱贫穷饥饿的自然反应的话,那么,发财致富乃是海盗活动大发展的经济动因。

闽粤地区重视贸易的传统,使得贫富差距加大;苛捐杂税较多,导致人们谋生困难;清朝物力丰富,但政治黑暗,一般百姓往往遭遇不公,这些因素很容易使边缘人群走上为盗之路。康熙帝曾指出:“今海中潜藏贼踪,皆沿海所居奸民,春时觅小船捕鱼,遇商船,即行劫夺。商船既得,便拒敌官兵。至严冬时,水米既无,伊等焚船上岸藏匿。大势不过如此。”嘉庆帝也说:“洋盗本系内地民人,不过因糊口缺乏,无计谋生,逐相率下洋,往来掠食。”人口日益增多,人地矛盾严重,并且在海禁政策影响下,温饱问题的紧迫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粤东人多地少,半食鱼盐之利,概行禁绝,则贫民无以为生,从贼益众”;“福、兴、漳、泉、汀五府,地狭人稠,无田可耕,民且去而为盗。出海贸易,富者为船主、为商人,贫者为头舵、为水手,一舟养百人,且得余利归赡家属”。

闽粤沿海,容易遭受台风等自然灾害,受灾后政府救济不力,“贼首沿海一招,从者如蚁”。福州将军魁伦曾奏称:“查闽省近来洋盗充斥,兼漳、泉被水后,失业贫民不无出洋为匪”。海盗首领的聚众能力成为匪股生成、壮大的重要因素。贫民为盗,多有主动者,也与盗首勒逼受害者加入有关。

清初郑氏集团覆灭后,闽粤海域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出现大型海盗集团,但零星海盗活动不断,对航行在这一海域的贸易船只构成威胁。直到乾嘉之交,海盗大帮才重新崛起。

乾嘉之际,是清朝社会发展的分水岭,清朝由盛转衰,政府权威不断削弱,国内矛盾不断激化,各地叛乱不断,尤其是台湾林爽文起义、川楚等省白莲教起义、广东天地会起义等,使得清廷疲于应付,给闽粤海盗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致使乾嘉之际海盗活动大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安南西山叛乱。1870年代,统治安南的黎朝衰微,以阮文惠为首的西山农民军发动叛乱,并且打败清朝援军,建立西山政权。西山政权由于没有经济基础,又亟需钱财自存,遂笼络、招募海盗,前往中国闽粤浙等地行劫,将所夺财物运回。西山政权不但为海盗装备船只、武器,并且给海盗封官赐爵。陈添保、莫官扶、郑七等中国海盗在西山政权支持下,实力迅速发展,并且与中国海盗,如闽浙沿海的凤尾帮、水澳帮等相互勾结。一时间,浙江土盗、闽粤洋盗与安南夷盗三股势力相互交织,造成了自平定郑氏以来最为严重的海上危机。但好景不长,嘉庆七年(1802),阮福映在法国支持下,打败西山政权,失去庇护的海盗纷纷逃回中国,导致嘉庆年间海盗活动迅速猖獗起来。

西山海军将领郑七在与阮军作战中败亡,其堂弟郑一继领其部,首先在粤洋崛起,其海盗集团一度达到万余人、船数百艘的规模。嘉庆十二年(1807),郑一溺亡,其妻郑一嫂与养子张保继统其部。这一时期,粤洋海盗势力达到顶峰,各帮海盗以红、黄、青、蓝、黑、白旗为名号,张保、郭婆带、乌石二、吴知青、梁保、李尚青等分别统领各帮。粤洋海盗势力强大,仅张保红旗帮海盗在1810年4月投降时,就有17318名海盗,连同226艘帆船、1315门火炮、2798件其他武器。那些年里,粤洋旗帮海盗横行于广东至安南沿海,抢劫中外船只与货物,还不时上岸抢劫,向渔民以及商人征收税款,给东南沿海与中外贸易造成了很大破坏。

除了广东旗帮海盗之外,还有活跃于闽粤浙沿海的蔡牵与朱濆。蔡牵以其出众的组织能力,发展队伍,不断在闽台海域进行抢劫,向渔民及商人发放“免劫票”(又叫“出洋税”)。嘉庆十年(1805)后,蔡牵势力达到鼎盛,有盗众5000多,船上百艘,并一度将台湾淡水等地占为据点,自称“镇海威武王”。朱濆的主要活动区域也是福建沿海,间或进攻广东、台湾沿海,抢劫过往贸易船只,势力强盛时拥有部众4000余人,船百余艘。除了这类大型海盗集团,夹杂其间的小股海盗更是不计其数。

大部分海盗活动的动机是解决温饱问题,在解决温饱问题后,发财致富的想法也就随之出现。上文已经提到,大量稻米运输船只活跃于东南海域,很容易成为海盗们为解决温饱问题而进行抢劫的目标。海盗抢劫米船,在康熙朝就有不少记载,如康熙四十五年(1706),海寇蔡三十二等,“拦截泛海商船,劫夺银米”。

小股海盗一旦得势,就会采取连续行动,为后来的发展打下基础。乾隆三十年(1765),两广总督杨廷璋等奏报的一件案子很能说明问题:新宁县人曾德度等海盗,在乾隆二十九年四月至三十年四月的一年中,先后在高州府吴川县泸州外洋、白龙尾洋面、安南狗头山洋面、阳洋县青洲山一带抢劫米船5艘、番薯船1艘。参与这一案件黎天喜等人,此前在乾隆二十八年起,就在白龙尾、江坪及雷、琼各属洋面劫掠客船12艘,其中也有米船,后来他驾船至潮州府属南澳岛,将所劫之米“变卖表分”,这两起案子,“自乾隆二十八年,至今时逾三载,积至五六十案之多”。乾隆六十年(1795)至嘉庆元年(1796),海盗纪梦奇等“在洋肆行劫掠”“叠次行劫官米”,被剿灭。

可见,海盗抢劫稻米等船比较频繁,他们不仅抢劫普通米船,还会抢劫官米、贡米船只。乾隆六十年,广东运闽米船经过调帮一带洋面,有匪船20余只拢船行劫,因官米装放舱内,用板钉盖,海盗一时不能搬抢,只好劫去银物等件。不久,米船队又在石浦地方遭遇盗船30余只驶来抢夺,“经石浦巡检朱麟带同渔船出口迎捕,都司张世熊等赶至协拏,砍死盗匪二名,打伤落水多人,并夺贼船一只,鸟枪、藤牌各一件”。同年,据福建官员奏称,拏获在洋行劫官米并琉球货物各盗多名。海盗活动使沿海稻米运输、中外贸易造成很大损失,势必影响到沿海民众的生活,进而影响到粮食市场。

在清前期,大部分民众之所以入海为盗,主要是由于生计问题,但到了乾嘉之交,海盗动机发生了变化,其目的基本上以夺取财物为主,致使分散性的海盗逐渐结为海盗大帮。

【注】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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