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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80年代访美:美国对中国了解很少,而兴趣很大

原标题:中国知识分子80年代访美:美国对中国了解很少,而兴趣很大

  编者按:《百年梅香——家史钩沉》收录和评述了王、吴两个联姻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在过去170年里的文字史料。由于这一时期是中华民族从衰落走向复兴的一个特殊时间段,这部家史著作所包含的信息不仅量大,而且质重。翻开它,犹如走入了一个有关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展览馆。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部关于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小百科书。

王曦按(2016年8月30日):下面是父亲写的“访美纪事”一文。父亲于1980年11月至1981年8月在美国密执安州的奥克兰大学做了八个月的访问学者。那是父亲第一次出国。那时候我国刚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那也是父亲同分离30多年的大姑妈王雯长时间团聚的一次。父亲对这八个月的访问感触很深。回国后,父亲写了这篇“访美纪事”,详细记录了他在美国的学习、研究和生活。这篇文章分五期刊登在1981年12月至1982年2月的《武汉大学报》上。这篇文章记录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一位在旧中国成长、新中国工作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访美见闻,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其中很多细节饶有回味。可惜父亲没有留下这篇文章的手稿。留下的只有三张《武汉大学报》的剪报,上面分别刊登着这篇文章的第一、四、五、六、七部分,缺第二、三和第七部分以后的部分。我于2016年8月31日在上海通过电话向武汉大学档案馆询问该报,得到答复说可以找到并复印寄来。9月4日拿到武汉大学档案馆通过邮局快件寄来的该文全文复印件。在此对武汉大学档案馆的协助表示衷心感谢!

访美纪事

空间物理系副教授 王燊

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我去美国访问。在美国共呆了近八个月时间。今年八月十四日,我回到了珞珈山。在美国期间,我主要是在密执安(Michigan)州的奥克兰(Oakland)大学一边工作,一边进修学习。下面分几个方面谈谈我个人在美国的所见所闻。

奥克兰大学是一九五七年新成立的一所中型公立大学,现在学生约一万二千人,研究生二千五百人,教师四百人,分十七个系,五个专科。它的特点是,文科面向东亚,对中国很感兴趣。有许多中文课程,如古汉语、现代汉语、诗词、中国文学、中国政论文、中国报纸阅读、汉语会话等等。我碰到一位女副教授,美国人,古汉语很好,对中国历史很熟,哪个朝代相当于公元多少年,她稍加思索就能说出。(当然,我不知道她说得对不对,因为我一个也说不出)我也碰到一位青年教师,美国人,汉语说的非常漂亮。还碰到一个历史系毕业生,美国人,他在研究“物理学与老子”。他的中国话也说得很不错。他的女朋友学哲学,也懂一点中文,听和说就都不大行。今年七月底,该校组织了一个二十多人的自费旅游团,他们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叫“求知访华团”,到我国几个大城市参观访问二十七天,出发前有人专门作了一些报告,介绍我国各方面的情况,途中也有人讲解,回去后学生可以写心得,拿学分,理科则面向医学。医生在美国是最发财的职业,医院是美国的有钱单位,他们面向医学,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不但生物系、化学系与医学联系,物理系也尽量向医学靠拢。

学校有一所图书馆,藏书三十六万册,期刊四万多册,四十多万套显微胶片,八千多件唱片和录音带,十多万份政府报告。它有专线与美国资料中心联系,你给值班员几个Key words(关键词),马上就能查出有关课题参考文献的题目和出处。经过筛选一两天就可拿到打好字的文献摘要。如需全文,一般两个星期就可得到数十篇。查询人要付钱,我查过三次,都是他们系里出的钱。书库任人自由出入,可以带书包,可以带吃的、喝的。里面有一些小房间,可以讨论问题。借书账目由计算机管理,过期罚款,真是“铁”而无私。不过,也有差错,我就碰过两次。一次是四月某日到期的书,它三月某日就催还,还要罚金;一次是书已还馆,并且放在架上,它却来信叫我还书并交罚金。馆内附设复印服务,楼上楼下好几台,无人管理,自动交钱复印。教师可以到免费的地方复制,只要到系办公室拿钥匙,钥匙上附有记数器,复印了多少,将来由系里结账。

物理系是个小系,学生五十到六十人,三个研究生,十位教师(教授六人,副教授一人,助理教授三人),其中一人轮休一年(每人七年一次),二人短期应聘其他单位。没有专职助教,也没有专职实验员、助理员。许多工作如批改作业、摆设实验、协助保管仪器、协助作科研实验、协助办公室打字、接电话等等,都雇用高年级学生担任。教师工作量彼此相差不多,一般教学(上课)三十周,其余二十二周自由支配(包括假期)。多半都是同时上两门课,有的还加上一门实验,总共两周大约六到十学时。只有系主任,只教一门课。每人都要作科研,长期没有文章,就要倒霉。他们流行一句话,叫“Publish or perish”(要么出版,要么完蛋)。许多人还要担任一些“社会工作”。就我的理解,就是让系主任拉差做一些“无偿劳动”,如写教材计划,做买器材的预算,组织一下讨论会,或出差参加什么活动等等。

他们开设的主要课程大致与我们的差不多,总的水平比我们稍低一些,如普通物理、力学、电磁学、光学、热力学、原子物理、量子力学、相对论、电子学、近代物理等等。开的选修课程则多种多样,如天文学、地球科学、人文物理学、乐音物理学、感觉系统物理学、科学幻想小说物理学、卫生物理学、天体物理学、地球物理学、医药物理学、放射物理学等等。这些选修课并不同时开,大多数都是外来短期讲学教师或专家开设的。也有一些实验课程。我看了看他们的普通物理实验,好像都是基本训练性质的,如测量重力和速度、测量热功当量、测量透视焦距等等。

他们的科研工作初看起来似乎很杂很乱,后来我想了一下,总的目标大概就是一个“向钱看”。据物理系主任告诉我,最有钱的是医院,其次是军方,第三是工厂。他们理科面向医,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具体情况是这样: 系主任L教授,长期搞宇宙射线,近来一面继续搞宇宙射线,一面搞医学物理。他用静电帮助骨折愈合,据说已有某种成效。我告诉他中医治骨折有神效。他极感兴趣。现在他离休到华盛顿一个海军医学研究所的眼科室工作。我问他搞什么,他只说与眼睛无关,未作正面回答。W教授教普通物理,对演示实验很感兴趣,办法也很多,常常拉我去看他的表演。他在研究乐音,搞一个有名的竖琴的声图。他总说带我去看他的实验,但我离开美国前没有带我去过。他对音乐史很感兴趣。我向他介绍了我校吴南薫老先生的遗作《律学会通》。他很想读一读,现已约好与前面提到的那位古汉语好的女副教授合作,将那本书译成英文出版。助理教授B女士,应聘在外单位,她在那里研究“宇宙最初的几秒钟”。助理教授C先生,教原子物理,在附近一所医院的动物实验室搞科研。他向我讲了一大套病名,我听不懂,只知道与血压有关。助理教授D先生,是MIT的毕业生,教地球物理,现在的科研是模拟火星大气。今年9月开始轮休一年,到斯坦福(Stanford)大学用激光研究火焰。预计回校后为通用汽车公司研究改进气缸点火。他们科研经费的来源,小部分靠学校,大部分靠外单位。学校预算拨到系里以后,各个教师大概也是争着要。我就见到两位教师找系主任诉苦要钱。

关于科研,我想还得谈以下四点。一是仪器使用。大致是这样: 专门仪器属专门实验室,由教师负责保管;一般仪器属总仓库,由一位总管保管,谁要用就去拿,用完自动归还。许多东西都是扯来扯去,大家都不在意。不过也有独霸某件仪器,不愿意给别人使用的情况。二是仪器修理。系里有一位电子工程师,专管仪器修理。这位C先生,手脑很灵巧,哪里仪器有毛病人们就找他到哪里去。三是系里有两台台式计算机,在计算机中心连有终端,人人可以使用。但是,要自己会编程。他们那里许多年轻教师和学生都会,老年教师好像都不会或不大会。我也学过若干次,依然是个门外汉。四是系里每周一次的Seminar,即“习明纳尔”,或译作“研讨会”。每次大约一小时。一般报告人讲40—50分钟,然后稍事讨论,按时结束。讲的内容多系科普性质。我参加了大约二十来次(包括到别校参加的)。尽管许多课题很专,但都讲的很浅,让大家都能听懂。而且时间掌握很紧,据我所忆,只有两次超过了时间。一次报告人为此说了道歉的话;一次报告人连道歉的话都没有说,这个人就是我。我是经他们软拉硬逼,向他们讲了一次“中国物理教学”,他们听来倒有很大的兴趣。

他们上课的情况也很有趣。系主任答应我,只要是物理系的课,我可以自由进出。因此,我就零零碎碎地“观光”了许多上课的情况。老师在课堂上,有的很严肃;有的很随便;有的既严肃,又随便。至于学生,那就更是多种多样,有的专心注意听讲、记笔记,有的则跟邻座的同学谈话,随随便便,课堂纪律松弛。一般地说,老师多注意效果。每告一小段落,便让学生提问题。提问题的也很踊跃,老师当场回答,有的则约定课后个别交谈。老师也向学生提问,学生也是当场回答,别的学生有时也插话,所以空气较活跃。另一个特点就是比较注意演示实验,注意放一些幻灯片。有时有好的幻灯片(如火星照片),别系师生也来旁观,济济一堂。学生作业要批改,要打分数,有的公布标准答案。老师课后辅导花时间很多,我经过W副教授或W教授门口时,常常看到他们在接待学生谈话。有的老师说,他简直不敢到系里来,来了就难脱身。低年级学生往往出钱请高年级学生辅导。选一门课就要交一门课的学费(相当高),所以学生总想考及格,拿到学分。

学生不学外语,他们认为英语书已经够他们读的了。他们听我说我国学生初中甚至小学就学外语,不禁大为惊讶。其实,就我看,他们的本国语似乎也不怎么样。这里有两个例子。一个是跟我工作的那位同学,是应届毕业生,毕业后要补修两门课,一门是化学,一门是英语。我问他英语课学些什么,他说学点语法,主要是学写文章。另一个例子发生在系办公室里,一位心理学副教授M先生问一位物理学教授Ti博士,“incredible”(难以置信)一词怎么拼,Ti说不知道,转而问那位正在打字的女秘书,女秘书的回答是:“让我查查字典。”真是incredible。

至于谈到学生生活,我就不大熟悉了。我想先谈谈学费问题。他们的小学、中学都是免费的。大学则收学费,而且很贵。按照他们的风俗,小孩高中毕业就算成了人,就要自立了。因此,上大学的学费,多数是学生自己课余做工挣得来的。家里即使有钱,学生也不愿用,父母也不愿给。有一位女警察,一家三口,母亲有养老金,自己的工资相当高,家里很有点钱。儿子上学是自筹学费。这孩子在学土木工程,现在上三年级。在这几年的课余时间里,他卖报,做烧饼,教跳舞,教游泳,当救生员等等,干过许多临时工。每天一大早上学,晚上十一二点放工回家,有时还要搞一阵子功课。现在他不但自己买了汽车,而且据说结婚的物质准备也都差不多了。那些大学生听说我国上大学只交那么一点象征性的学费,而且毕业以后又可以不为求职发愁时,都不免既惊又羡慕。我认为他们通过对比,应该多少发现了一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说到学生的精神状态,L教授向我多次诉苦,说美国青年太懒。他非常欢迎多去一些中国留学生,这样可以改变他们的校风。另一个问题就是吸毒,据说相当普遍。吸毒之后,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就在今年春天,奥克兰大学就有女学生在宿舍遭到强奸。今年夏天,附近的密执安大学就有学生在宿舍走廊里被另一学生枪杀。奥克兰大学的女生指导为此号召女学生学习打拳。L教授为此给他刚上大学的女儿买了喷射催泪瓦斯的“手枪”,用作防身武器。

我第一次到奥克兰大学报到时,系主任不在,由代理系主任和一位教授接待,领我参观了一下物理系。接待虽然热情,工作问题则得由系主任解决。过了几天,通过系秘书与系主任约好了时间。他先带我参观整个学校。到了餐馆,教我如何拿食物和付款;到了书店,教我如何买书籍文具,怎样签名结账;到了图书馆,教我如何查卡片和借书还书。系主任带我到楼上楼下各个书库走了一圈。当天下午,他又叫系实验室主任,也就是仪器总管,给我送来几把钥匙,这样,我就随时可以进出系里各个房间。

过了几天,系主任亲自推个手车给我送来一台一九八年二月才出厂的脉冲高度分析仪。我用它对地面伽玛射线的相对强度作了一些测量。那位系主任是搞海平面宇宙射线强度测量的专家。他搞了一二十年,每一二年测一次,每次都作些改进。他用电离室测量电压或电流的变化,从而确定宇宙射线强度。我所作的测量,是他的总结果中应当消除掉的一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他的实验的一个部分。我们计划作两次实测,一次在大湖边的船坞进行,业已完成。一次在大湖面上进行,我们按计划去了,但因风暴没有做成。从另一个角度看,根据一些文献和我自己的初步试探,这一实验还可以跟环境监测、地震预报、天气变化、建筑材料等一些方面有某些关系。东欧、北欧一些国家开始做了许多工作。

这个学校有一个Kettering磁学实验室,是从通用汽车公司接收过来的,是一个小而精的地磁台和铁磁学实验室。由于人手不够,许多工作都停了下来。在负责这实验室的W教授协助下,我们恢复了一台磁变仪和一台通量门式磁力计的观测。这后一仪器是便携式的,可以用于飞机上面做航测。他们把这台仪器送给了我校,已经由我带了回来。

我在那里和许多人有过许多交往。除了参加婚礼宴会、生日宴会、集体野游等活动以外,通常有两种活动。一种是“共进午餐”,一起去餐馆,坐在一桌。他们平时在工作室不谈闲话,所以利用吃午餐时谈谈,可以谈正事,也可以谈家常。另一种方式是应邀到别人家里做客,多数是吃晚餐。这样可以和他们的家人见面,谈话时间也长得多。有时晚了就不回家。我就在D老师家住过两晚。人们都说中国人好客,大概是他们受到感染,在好客的中国人面前也表现得非常好客了。我们谈话都随便,什么都谈,谈到哪里是哪里。现在举一些例子。比如,有人问:“中国人是不是个个都是共产党员?”我说:“九亿多人,只有三千多万共产党员。”他们大吃一惊。有人问:“中国人有没有私人财产?”我说:“有,多得很。只有自然资源和大工商业归公。”他们又问:“私人可不可以有土地、有房屋?”我说:“不能有土地,可以有房屋。”他们问我有没有房屋,我说:“没有。”我告诉他们绝大多数人都住公家的房子,房租很低。我的房租每月只合3美元。美国房租贵极了,他们听了称羡不已。有人问:“中国有没有人信基督教?”我说:“有,但不多。信什么教都行,自愿。”有人叫我谈谈对基督教的看法,我说我不懂,也不信,但叫人为善总是好的,我尊重别人的信仰。有人问:“听说你们吃饭由政府配给是不是?”我说:“政府发给每人若干买米买面的票,凭票拿钱买米买面。我每月约30磅,学生约40磅。这样可以使人人有饭吃,使粮食不涨价。”我跟他们算了个账,我说:“我们国家负责填饱了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肚子,只就这么一点看,贡献就不小了。”他们很同意。有人问:“文化大革命时你在干什么?”我说:“种田,教过英语。”他们问:“你的看法如何?”我说:“教师种一种田,有好处,我喜欢。不过强迫教师种一辈子田则是大错。”有人问:“你到美国以后,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说:“两国条件如此不同,而两国人民却如此相似。”

我也问过他们一些问题。如问他们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爱好和平,不向外侵略,中美搞好关系有利于世界和平。我问他们对里根政府的看法。他们认为里根不应只顾军备不顾教育(奥克兰大学1981年第一批削减经费就达到一百多万美元)。我问他们对中国统一的看法。他们有的说:“这是你们国家的事,美国绝不应干预。”有的说:“不要相信里根的竞选演说。竞选时为了拉票,什么话都可以说,上了台就得面对现实,历届总统个个如此。”

总之,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很少,而对中国兴趣都很大。我想,随着两国人民交往增多,相互了解必然加深,这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一定能起重大的作用。

本文选自《百年梅香——家史钩沉》,王曦 主编,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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