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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城杂志》精选——[人物追忆] ——纪念韦竹青先生专辑(一)

原标题:《吕城杂志》精选——[人物追忆] ——纪念韦竹青先生专辑(一)

——纪念韦竹青先生专辑(一)

韦竹青

郜志坚

2017年底,《吕城杂志》约我写一点怀念韦竹青的文字,我一时语塞,又很快答应了。到真拿起笔来,心情一直是沉重的。---题记

谈到吕城新闻文化事业的发展,过去和现在,历史上都绕不开韦竹青,离不开韦竹青,忘不了韦竹青。

韦竹青,他是一头拓荒牛。吃草挤奶,一步一痕,把脚印深深地镌刻在故乡的大地;他是一杆路标。无论是在雾霾重重的晨钟暮鼓声中寻觅,还是在烟雨莽苍的山野前行,都不失南北;他更是一位善解人意的良师益友。不羡慕不嫉妒,不攀比不丢失自己, 坦坦荡荡依心而行,执着地坚守着自己手中那支笔。

我与韦竹青是1981年下半年,在丹阳县广播电台通讯员表彰大会上相识的。他着布鞋,穿一件半新不旧的蓝色卡其布外套,身材矮小,黑黑瘦瘦的,手不离烟卷。萦绕飘散的烟雾中,他抿着嘴巴,眼睛瞪得又圆又大,明亮的双眸注视着倾听着,不多说话。大家都叫他韦记者或韦老师。那时我在丹阳县委宣传部工作。临别时,他邀请我到吕城看看。

韦竹青出身农家,家境贫寒。年轻时怀揣报国之志,结伴远行,奔赴甘肃,闯荡新疆。回到家乡后,六十年代在乡农具厂做工,不久被聘到《红镇江报》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再调到乡政府做通讯报道员,一干就是几十年。

韦竹青的朋友很多,瓦木匠、理发员、裁缝、铜匠、铁匠、邮政员、图书员、还有养鸡养鱼的农民、农技员、教师、干部,各行各业都有他的知心朋友。朋友有什么喜怒哀乐都喜欢与他聊聊。说起吕城的人和事,说起吕城的文化、历史、掌故,他如数家珍了如指掌,如同自家厨房里的锅碗瓢盆那样熟悉。我们一见面仿佛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那样古今中外谈天说地,很快成了莫逆之交。我觉得他像家乡老村旁那株古老的枫杨,平凡而普通但又根深叶茂,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

韦竹青才到乡里工作的时候,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期,谁家多养了一只鸡,都要被称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资本主义苗子抬头”,闹得村村鸡飞狗跳,老百姓怨声载道。对那些树立起来的所谓“典型”、“样板”,他十分反感,无心理喻。因此得罪了乡里的某位权贵,说他“脾气大”太清高。下班回到家已是掌灯时分,屋里一片漆黑。头发花白的母亲佝偻着腰,从麦地里摸黑挑担才进门,冷水盖住锅,晚饭还没有开做。韦竹青心头一阵辛酸,走到门前大口大口地抽完两支烟,站到桌边展纸泼墨,当即写下汪洙诗句:“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聊表悲愤之情。隔日又择“我有笔如刀”一幅,请人装裱好,悬挂在自己卧室,以此铭志。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韦竹青作为从事新闻工作的基层“记者”,以他独特的敏锐和视角,最先感觉到春天的信息,大地的温暖。吕城乡党委政府在“三级干部”大会上,请“专业户”“重点户”讲致富经验,韦竹青连夜写稿及时报道。十年动乱中,吕城远近闻名的“罱泥王”被批,罱泥船被毁,现在又重操旧业组成罱泥组,流动为乡亲们罱泥,韦竹青立即采写了《罱泥王重显身手》的稿子,被新闻单位采用。为了报道吕城知名盆景栽培专业户焦国英的事迹,韦竹青3次到村里采访,从早到晚陪同老焦在地头整整一天,以此为典型写出《让“两户”之花开遍千家万户》的好稿。

为了尽快地、更多地把吕城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报道出去宣传出去,韦竹青尽心尽力地施展着自己的抱负与才华,忘我忘情地工作。那时候没有打字机,没有电脑,文字全靠手写手誊。他白天采访晚上写作,经常通宵达旦。一天一篇,一天两篇,有时一天三篇、四篇,被省、市、县报纸和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采用。有一次他因阑尾炎住院,手术后的第二天,就捂着伤口给省报和市报写稿。住院期间,他写的稿子被刊用了4篇。这些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来自最底层的报道和声音接地气,连着百姓,关乎民生,一叶知秋,在社会上反响震动很大。

吕城为丹阳“四大集镇”之首,历史上是商贾云集之地。改革开放初期,集镇市场又日益繁荣,正成为周边县市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大运河南来北往的船只穿镇而过,将安徽、山东、浙江的农副产品在这里卸货转运。吕城的苗猪市场、耕牛市场、水产家禽市场、粮食饲料市场、蔬菜水果市场、芦帘杂竹市场、木材市场等,一个个专业市场迅速兴起,交易量节节攀升。韦竹青敏锐地发现市场是经济发展的睛雨表,吕城经济大发展的猛烈势头已经到来。他从市场入手,采写了《访吕城牛市场》的通讯稿,紧接着又写了《百家经营、生意兴隆》的新闻稿,都先后发表在《新华日报》上。

乡镇工业大发展,是吕城经济的又一特色。但一度时期“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具备100万到600万年生产能力的镇办大厂,受到厂房场地人力的限制,得不到进一步发展。全乡17个大队办厂有场地有劳力,又缺资金设备技术和供销渠道,大多数生产不正常。根据这种情况,乡里组织社队办厂互相挂钩,以大厂带小厂形成配套生产能力。特别是同行业的归口配套,形成乡办带村办、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大好局面。韦竹青立即采写了《吕城乡社、队工业出现新气象》的新闻稿,给予报道与肯定。稿子被《新华日报》、《中国乡镇企业报》等多家省以上新闻单位刊载,为全省、全县乡村工业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典型。

韦竹青不辞辛劳地宣传党的农村政策,反映吕城群众的心声,针砭社会时弊。到1984年,为新闻单位写稿3800多篇,还在省市以上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散文、杂文和报告文学,连续14年被评为县优秀通讯员,群众都热情地称他“韦记者”,韦竹青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1988年8月,中共丹阳市委派我到吕城镇任党委书记,与韦竹青在一幢楼里办公,想不到从此又与他成了同事。由于分工和工作性质不同,也不是天天见面。

我上任后需要解决的第一件事,是东村村一位到镇里上访的退伍军人贫困户问题。这事闹得很大,影响也不好。民政科长很为难地告诉我,这些贫困对象年年都安排,民政经费不够,只是救急不救穷哇。当时吕城镇的经济状况在全市算是好的,但贫困户仍然不少。对于贫困户的救助方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像现在这样综合治理的政策。我与分管乡镇工业的王镇长商量,进一步加大那些有劳力,有子女可以就业贫困户的帮扶力度,至少保证他们一户有一人能够进镇办厂做工,无工不富嘛。第二天一早,我约来韦竹青,让他陪我去东村看望那位上访的贫困户。一路上,韦竹青向我详细地介绍了情况。退伍军人老庄身体不好,妻子是个残疾人。有一个10多岁的女儿在读小学。老庄家一间小屋四壁空空,墙上石灰剥落,灶壁灶台被烟熏得漆黑一片。在那间小屋里,拉着老庄的手,我心里酸酸的又是空落落的,脑子里考虑着怎么办?离开的路上,韦竹青带我去他的朋友处小坐,又看了东村的村办厂。回到镇里与有关部门商定,老庄尚可劳动,由村集体安排农田看水员之类稍轻一些的工作,妻子由民政部门定期补助一点,女儿的读书费用除学校照顾外,又请韦竹青私下出面,由他的朋友,也是一位村办厂的厂长民间帮助,保证不失学。在这件事上,韦竹青做得很好,既帮助了贫困户又保护了老庄的自尊心。

韦竹青写稿经常熬夜。他的办公室就在我楼上。夜晚,我们在一起谈新闻文化、谈文艺创作、谈党的农村政策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谈多数农民想什么盼什么,急什么忧什么。谈得最多的是吕城的老百姓希望党委政府为他们做些什么。从路桥的修缮到教育医疗计划生育,从乡镇工业到农田水利,从干部作风到社会风气,无话不谈。他知识广博情况熟悉,思路清晰是非分明。他看问题全面深刻,一些建议和意见合情合理。我在把韦竹青当作挚友深处的同时,也把他作为了解吕城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在吕城工作期间,他在生活上工作上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与帮助,我们之间的情谊也更加深厚。

后来,我因工作需要离开了吕城到镇江工作。由于大家都很忙,逢年过节电话问候互致祝福外,联系也不是很多。

大约是2001年,他因阑尾炎手术引发的肠粘连后遗症到镇江治疗。我和夫人隔三岔五地看他,给他补充一些住院的必需品,将他换下来在医院不便洗濯的衣服带回洗干净,还征得医生的同意,为他做过几次汤和菜送过去。

他恢复得很快,脸色红润,精神饱满,坐在床上看书。一见我去,就从床上起来到走廊散步,到楼梯口点上一支烟(那时医院对抽烟管得不紧)。他告诉我,最近又有几篇稿子被什么报纸和什么杂志录用了。他想把以前发表的散文、杂文整理一下,出版一个集子。我为他高兴,劝他先养好病,工作上的事按计划慢慢做。

不久,他出院了。那年秋天,韦竹青约了吕城的朋友来镇江看我。他背着两条大棉花胎来送给我,说是他老家责任田里种的棉花,也是他的一片心意,使我很感动。

韦竹青自从到镇政府机关工作起,与吕城前后15任党委书记和镇长一起工作过交往过。与他一起在《红镇江报》同屋同铺的同事朋友,有多位后来都担任了地级市的主要领导。在商品经济汹涌的年代,镇办厂和周边乡镇企业曾慕名前来高薪聘请他“下海”经商。他有过发财的机会,但他总是笑笑,以“不懂经济”或“镇里工作走不开”为理由婉谢了。不羡慕不攀比,他依然那样执着,坚守着自己。他从不为自己的事找领导,经济再拮据,生活再困难,身体再多差,都是默默地自己扛。直到退休,还是农民的身份,拿着镇办厂的工资。每每想到这些,我感觉到对他关心是很不够的,乃至是亏欠的。

韦竹青的脾气是有些耿直清高,有时不听人劝。他不肯学自行车,不管路多远,一直到老,走路都是靠双腿。有人说他是“老古董”。但他对人真诚,有话直说,不搞弯弯绕,也从来不打“小报告”,不在背后评头论足说人不是,有时直率得像小孩。一次,我回吕城,听说他与交往多年的老朋友闹了误会不来往。他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我与他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问他:“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是谁写的?写的是什么意思?”他低头抽烟一声不吭。他懂,心里是清楚的。懂就行,跟我走吧!与朋友一见面,大家又和好如初了。到退休年龄以后,韦竹青仍然在镇里领衍主编《吕城镇志》,笔耕不辍。他说,等镇志编好,印刷出版以后,一定先送我一套。

前几年的一天下午,突然接到韦竹青的电话,说他在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我随即丢下手头事务去看他。他坐在床边,脸色憔悴,面部黑得发暗,心情很沉重的样子。他的儿子韦波和女儿都在病房陪着他。韦波告诉我,他的妈妈(韦竹青的前妻)家在镇江,刚才还在这里。由于来得匆忙,专门为韦竹青做的菜忘带了,又赶回去拿。韦波开玩笑说,她与老爸多时不见,有点激动,说得大家笑起来。韦竹青说他是胃上的毛病,以后又不吭声了。我问了病情,劝他既来之则安之,一定认真检查治疗,一切听医生的,需要我做的一定办到。至于——,我想如果他经济上困难,我也有所考虑,会尽力帮他。我们又聊了一会,说好隔天再去看他。第二天下午,他给我电话,说他已出院回到吕城,在吕城医院治疗方便一些。那会儿,我也许能理解他的苦衷,但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后来从吕城的朋友处一次次得到的都是他病情不见好转的消息。那段日子里,我一直惴惴不安,处在一种莫名的焦躁中,只能再次去吕城看他,尽我所能帮助他。但也终于没有等到他亲手送给我他主编的《吕城镇志》的那一天。70岁那年,他离我们而去了。

在他门前临时搭的料理丧事的帐篷里,见到许多来自镇江、丹阳新闻界文学界的同事朋友,还有镇里、村里和四乡八邻赶来悼念他的同事、朋友、亲人,从早到晚一波又一波。一排排寄托着人们哀思的花圈花篮整齐地摆放着,一条条白色的黑色的挽联在风中飘动,我的眼睛模糊了,悲痛的泪水止不住夺眶而出……

韦竹青走了,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好兄长。我们从相识相处到相熟相知,留给我的是几十年在一起时,那些艰难岁月里刻骨铭心的记忆。韦竹青在共和国最基层一级镇人民政府的一个部门,坚守着一个岗位,一个人一支笔,任劳任怨地为吕城新闻文化事业工作奋斗了一辈子。他创造的业绩,到达的高度,都是我们这一辈少有人能够企及的。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对党的事业的热爱与执着,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精神,襟怀坦荡、善良正直、为人真诚、刚直不阿的崇高品格,一直是激励我不断前行的正能量,他是我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仁德之道佑后生

——忆与韦竹青老师的二三事

姜国成

今年元宵节前的一个下午,一阵手机铃响,吕城作协主席庞云初先生突然来电,他在手机通话里单刀直入:“姜先生,听说你和韦竹青先生关系特别好,想请你写一篇有关你和韦竹青先生结交的文章,刊登《吕城文艺杂志》,意示怀念韦竹青先生为吕城新闻文化事业所作的贡献。”语气里没有商量余地。我放下手机,沉思良久,自己退休后几年没有抓笔了,怕写不好,想婉言谢绝,但想到与韦竹青老师生前交往的一些事,又默认了。

主动找上门的先生

那年秋天,我还是一个未出道的毛头小伙,往集镇西,便是吕一东生产队的二百方田,那时生产队劳动记工分,我吃过中饭便扛了一把闪亮的铁锹去挖排水沟。刚割过的稻田,空无一人,这么早来无非是多挣些工分,可帮助家里摆脱“超支户”帽子。

到了下午三点多,我记得挖了百来米沟,感觉累了,想歇个跘。“请问你是否叫姜国成?”突然,我抬头循声望去,只见一位中年矮个男子,圆方脸里透着活力,穿着中山装,像个干部模样,一边急急走来,一边和蔼与我打招呼。“你是?”还没有待我回话,他便自我介绍,“我叫韦竹青。”

那时我是一个地道农民,并不认识他,便两眼惊奇说:“我是,有什么事吗?”

“好,终于对上人了!”只见他从口袋里摸了一支烟,非常熟练地点火吐烟,那种吸烟的自我满足感令人欲笑。“最近农忙你写了不少稿子,县里广播站播了好几篇了,我是在公社里专职搞通讯报道的,咱们以后可以互相交流。”说这话时他一脸真诚。

“哦!”我红着脸惊喜地望着他说“我水平差,应该向你学习!”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两年初中毕业,由于家庭出身成份高,虽算不上地富反坏右,但生产队里四个同届初中生争两个高中名额,我便失学种田了。但我天生闲不下来,平常看到大队里发生的一些新鲜事,便偷偷写了稿子通过邮局投到县里广播站,那时县里广播直通田头,谁知时隔不久,我在田里劳动时,一旁的高音喇叭将我写的新闻播出来了,我自己也不相信是真的,当时着实好兴奋。为了这个事,河南大队女书记还专门到我家里对我表扬一番。

“那以后多想你学习!”之后我称他“韦老师”。从此隔三差五我便往公社去向他请教,韦老师脾气急,但人很正直,我遇到问题,他总是耐心教我怎样写新闻。可以说我与韦老师在田头相识,应该是一种缘分吧。

他在乡政府写新闻,早已远近闻名,被行家称之为“吕城一支笔”。后来我与他接触多,才了解他曾在镇江日报当过编辑记者,还曾是县委宣传部写作班子成员之一,当时依我的目光来看,他是个大才子。这一个大人物能够主动找我联络,后来他还指导我写新闻,我内心十分感动。只因有了他的帮助指导,我的新闻写作水平才有了提高,有了这个基础,在我去县城工作后帮助非常大。特别是他的人格魅力让我终生享用,1988年,《丹阳日报》成立,全市现场招考记者,我现场新闻考卷得了第一名,由此,我从人民医院办公室调到报社工作,成为我一次人生职业的重要转折。

回想如果没有韦老师那次田头礼贤下士般相见相识,我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可以这样说,那次相见我终身难忘,那是一个支点,为我往后走的路打了许多的伏笔。

打开另一扇窗

总以为要种一辈子田,当一生农民。我所在吕一东生产队人多田少,那时劳动方式虽说简单,但人与人、户与户竞争激烈。但劳动也能锻炼人,生产队的农活我几乎都拿得起,我干过农技员,记工员,筑过铁路复线,干过12小时一班砖瓦厂窑工,直至后来当生产副队长、生产队长,可一路走来自己总觉缺少什么。那时有空余时间便跟韦老师出去现场采访,回来帮助抄写他写新闻稿。

平常和韦老师交往,他年龄虽比我大十多岁,亦师亦友,称兄道弟,两个人有时经常嘻嘻哈哈。但一接触工作,我发现韦老师是工作狂,有时为采访一篇稿子,没有交通工具,白天用两条腿跑十来里路是常有的事。晚上回来为及时出稿,常常熬到深夜。一篇新闻稿他反复求证,有时为一二句词查字典,问出处,一丝不苟。

韦老师工作认真出了名的,有时仿佛不要命,他常常为写一篇新闻忘了吃饭是常有的事。因而时间一长,落下了胃溃疡慢性病。记得有一年秋天,他伏案写作,我刚好去他办公室,只见他满头发冷汗,他只是说胃病又犯了,我说陪他去医院,他摇摇头,随手从抽屉里拿几片“雷米替丁”和水服下,又继续伏案写作了。我发现他搞新闻比什么都重要。

那时韦老师在外面名气很大,七乡八村有什么新闻都有人请他去写。这里面也有一些人要出名,请他写新闻,常常也有被拒绝的。因为他觉得新闻必须真实,虚假他总不敷衍,那怕权力大的,金钱多的,不实决不写,因而这些人就说他架子大,他听后总是一笑,他常常说,不真实的东西,会害人害己,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写。

韦老师工作敬业,生活上却很朴素,但对人很真诚,特别乐意帮助别人。

七十年代末,我已经当了两年的生产队长,有一天,他匆匆找我,“小姜,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吕城文化站缺少文学创作人员,我已向公社领导推荐你,考虑你当生产队长,不知你是否愿意去?”这是一个动脑子的差事,我当时想,就我手上这点文化没啥含金量,一个泥腿子乡巴佬搞文学创作,恐被人笑话。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却鼓励我:“我也是初中毕业,有啥不可以的?”就这样,我向大队提出了申请,辞去生产队长,当时大队书记想培养我入党,当大一些的农村干部,劝我不要走。那天下午,我找到大队书记死缠,大队书记看我决心大,也就放行了。

那时乡里文化站办了个厂,我到文化站一边做工一边搞创作,后来,文化站领导看我还能写些作品,便报送我到镇江文艺创作班深造了一个月。通过这次学习,认识了不少文化名流,让我的创作信心大增,之后我创作的锡剧小品还参加了丹阳文艺汇演,剧组表演还获了奖。

在文化站工作的那些日子,尽管时间不长,即让我喜欢上了文学,记得韦老师和我共同创作的有关科学种田的戏曲还获得了镇江汇演的二等奖,细想起来,如果没有韦老师的大力举荐,我可能与文学擦肩而过,丹阳市第一届文代会我成了第一批作协会员,这都要感恩韦老师为我打开的另一扇文学之窗。韦老师是智者,又是仁者。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

1982年5月,我离开文化站工作岗位,顶职去县人民医院上班,那里都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因自己学历低,分配的工作虽在中医针灸科,干的活却是煎中药。每天早晨六点钟得起床,点火生炉,取药分煎,隔两三个小时将煎好的中药送病房,每天都是重复这很枯燥的工作,一天下来,满身中药味。那时总想,虽进城有了令人羡慕的事业单位工作,但见到人总是难以启齿。苦恼之际,一次回乡我将这个想法向韦老师倒了苦水,他却正色地对我说,你还年轻,学历虽然低些,但城里学习条件好,乘空闲时间可以自学文化,提高提高。他说,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在他的鼓励下,我报了夜校高中补习班,第二年我又参加了省自学考试,自学苦读了两年半,成为拿到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大专”文凭首批自学考生。此时,我的工作也从煎中药房调到医院办公室当上了文书,院领导还推荐我报考县委组织部秘书班学习,从此又走上了与文化为伍的道路。

回顾与韦老师交往的过程,总感觉到他的目光看得很远,总能在我迷惘之际指点江山,忽然让人柳暗花明。韦老师不但在我前进的道路上身传言教,还有他的博大胸怀让人感动。

1989年下半年,我从人民医院调到丹阳日报负责市委宣传部对外宣传工作,主要任务是采访丹阳新闻,向镇江日报、新华日报投稿。这项工作任务很艰巨,市里领导要求月月都要在《镇江日报》《新华日报》见到丹阳新闻报道。开始时,有人在韦老师面前怀疑我的报道新闻能力,韦老师总是坚定地支持我,他总是对别人说,“姜国成搞新闻总有一天要胜过我!”当时说实话干对外宣传是有相当大的压力,但韦老师的鼓励总让人有信心,在报社搞对外宣传的几年里,我不但较好地完成了市里宣传任务,还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农民日报》《中国乡镇报》《新华报》《镇江日报》等全国知名报纸刊载的丹阳新闻就有一百多篇,先后获报纸各类新闻奖达三十多篇。记得最让人回忆的是我和韦老师共同合作的一篇新闻《五万公斤面粉无偿返还农民》获得了华东九省报纸头版头条新闻三等奖,《报刊文摘》在头版头条全文转载,在全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按理这篇新闻线索是韦老师掌握的,他完全可以自己单独发新闻,但韦老师在关键时刻向我提供,他是信任我帮助我的。如果没有他提供的线索,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成果。仁德之道佑后生,韦老师在我心目中是那样值得尊敬!他德之高尚感染了我一生。

来源:吕城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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