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正文

当年逃课的那点事

原标题:当年逃课的那点事

  余斌

南京大学好像是最早实行学分制的高校之一。到现在国内的高校仍有学分制、非学分制之别。后者课程表上的全是必修课,没选择,前者有选修课一说,学生有更大的自主权:相当一部分课程可自选,累积达到一定的学分就毕业。我当然是喜欢后者。但直到本科毕业,我对学分制一直有着一厢情愿的误会。也不知从哪得来的—我以为学分制就是上课不上课随便,考试PASS,拿到学分即可。我并且杜撰了“学时制”这么个说法,与学分制相对。何以我有本事发明这概念,我也想不通。“谬种流传”的可能性相当大,因为我言之凿凿地跟好多人说过,举为南大“自由”的证据,说得煞有介事,从未受到质疑。

大学逃课很容易

这“想当然”的学分制对于我的意义,在于可以名正言顺地逃课。即使知道学分制的正解,恐怕还是会逃课。通常情况下,逃课也没什么难度,因为大多数课,老师并不点名。上小学、中学,逃课要想出种种理由,否则就要有大麻烦,在南大,则不会有灾难性的后果。我不知道北大一向如此,当时只道,大学真自由。因上大学基本是从学校到学校,有小学、中学的对比,我对大学之“大”的体认,居然首先在这里。

不同的课,逃课有不同的因由。有时是因为内容枯燥,有时是因教师课讲得不好,有时是为了看电影、球赛之类,有时,干脆就是因为睡得太迟,早上爬不起来。最末一种情况,多是独自逃课,若是人已在学校,上午三四节课,则很可能是与人相携逃课。这时已经上完前面两节课,后面的课无聊,只要微露去意,至少在几个走读的南京人中,必有人“心同此意,情通此理”。其他同学若逃课,可以回宿舍呆着,我们无处可去,图书馆这时早没位子了,空教室也是别想的。大老远跑到学校,骤然断了节奏,一时也不知干啥好,有一阵醉心于打排球,然大上午的就打球,像是大张旗鼓地玩耍,有罪恶感;就这么散了各自归家,似乎心有不甘。最后是去看电影、遛冰,或者,在某个空阔处穷聊一通。

看电影很近便,出学校东门就是曙光电影院,运气好,买到当场票就进去;更多的时候,要等退票。有次遇到在南大读历史系的一个中学同学,也在等票,便忽地喊声:“你逃课的啵?!”他是和他同学一块儿的,也不搭腔,做个鬼脸,有一种同案犯式的心照不宣。

如果想看的电影“曙光”没有,没准我们还会杀奔山西路,那儿有家和平电影院。清楚记得的一次,是和叶姓同学看一部侦探片,看完出来,都是一头雾水,中文系的人连这都看不明白,太掉价,故谁都不说,只是试探对方。后来两人都漏馅,不装了。古人所掌谓“相与抚掌大笑”,应该就是那样的时刻。承认不懂真是件让人顿感释然的事。那次以后,我便不再为看不明白一部电影纠结,不懂又打什么紧?

与看电影比起来,溜冰是件更潮的事。其时南京刚有了旱冰场,五台山是一处,玄武湖公园是又一处,时髦青年都竞相奔赴赶场子。像舞场一样,这里往往是“社会青年”聚集地,就像当年北京的溜冰场是大院子弟“老炮”们拍婆子、约架生事的地方。我们都不是赶时髦的人,赶这场子,就是因为新奇好玩。跟看动作喜剧似的,层出不穷的滑稽场面,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初学,此起彼伏的跌跟头。我们也在其中。挑战性也就在这里,两三回过后,也就是能做到不摔跤而已,我们就不大去了。玄武湖公园的冰场后来玩花样,改造成所谓“波浪冰场”,平地弄出些起伏的坡来,上上下下,增加了难度,冲着新奇,又去过一次,就罢了。

这样的场合,逃课的负罪感是容易“油然而生”的:看电影,还可解释为文学的延伸,溜冰怎么都属“荒于嬉”的“嬉”。再说,看看冰场上这些人?故逃课看电影我还有过独自一人的时候,溜冰都是两三人结伙去的,潜意识里,似乎结了伙罪责就分摊,不是个事儿。

所谓“结伙”,通常也就是两三人。我记得最能称“众”的一回,是四五个人上午的后两节课都没上,到大操场边上闲聊。开始的话题居然还是和课程有关的:那个学期正上着“现代汉语”,我们相约以后不说南京话了,即使南京人之间也说普通话,这对学那门课有好处。从现在就开始。我们和外地同学都说普通话,可相互之间,南京话说惯了,忽然之间要改口,大是别扭。憋了好一阵,谁都不出声,而后,都大笑。

练习“接吻”

寇姓同学平日的口头禅不脱脏字。众人大笑之余都说,不行,得立规矩,再说,得罚,做俯卧撑。后来就跟罚不罚的无关了,成了俯卧撑比赛,也不知谁想出的花样,下去那一下子要嘴触了地才算,说这是连带着学习接吻。地下脏,撕了张纸垫下面。当时正在上映一部叫作《水晶鞋与玫瑰花》的美国片,破天荒出现了接吻的镜头,报上为这镜头是否有色情嫌疑一本正经争得不可开交,不记得我们的哄闹是否与此有关,要不咋想起这个,不成了“空穴来风”?在场的人都说没接过吻,假如属实的话,我们的“初吻”,便都献给了那张纸。

如何应对点名

逃课没什么风险,既然上课不点名。例外的是大课,一两百号人济济一堂。“人同此心,情同此理”的缺课,教室顿显大而无当,有时稀稀落落如满嘴缺牙。学生纷纷上演“大逃亡”,未免让任课教师脸上挂不住。结果是,要点名了。这么多人,每堂课点一遍,太费时,只能是隔段时间点一回,或者是抽着点。

对付点名的办法也就“应运而生”。也简单,便是在场的人替不在场的人应一声“到”。起先恐怕是都有嘱托的:关系好的人相互之间事先通个气,到后来就免了,大家有默契,无需交待,到时有人自发自动就去“补位”。然而“人同此心,情同此理”,有时也会坏事。有一回,一逃课同学恰被点到,代答者踊跃,同时有两人应声,且声音响亮。那么多人,人与名是对不上号的,教师也不会一个个验名证身,我们频频冒名顶替,有恃无恐者在此。但报一名而二人应声,怎么着也不对头了。大家通常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状态,各干各的,此刻愣一下,随即是窃笑或大笑,台上的人是尴尬是恼怒,我倒记不得了。

大学四年,我课下没有找过老师问难或是献疑,没几个老师会对我有印象,很不幸,一位金姓老师倒能叫出我的名。他的课有过小组讨论,简易教室里水泥桌凳是固定的,没法围坐讨论,于是在宿舍里进行。金老师不肯放任自流,深入到宿舍里来参与,偏偏他到的是我所在的那组,那次我没逃,去了,偏偏很迟才到。我这么大剌剌进去,打断了讨论,问句“这位同学叫什么呀?”也是顺理成章,想隐姓埋名也不成了。问得和颜悦色,答得云淡风轻,我没当回事,事实上也没什么严重后果,只是他对上了号,下一回我在课堂上行为不轨时,他可以指名道姓警示我了。

“不轨行为”相当普遍,最常见的是,抱着本不相干的书在看。也有交头接耳小声说话的,还有就是看报纸。看报纸不比看书,看书可以冒充看课本,看报则混不过去,而且动静大。讲课的人未必不晓下面的情况,多是睁只眼闭只眼,不闻不问。出于礼数,下面的人倒是多少有些遮掩的:报纸拿到桌下去看,或是折小了再拿上桌面,至少翻动是在下面。那一回我好像是在看《中国体育报》,也不知怎的,居然就在桌上“大开大阖”起来。八开的大报摊开来,翻报的声音也来得个响。正看间,就听金老师的南京口音点到我头上了:“余斌同学,不要看报纸了。”

金姓老师实在是脾气很好甚至不乏幽默感的人,我这里用句号不用惊叹号,乃是为了如实传达他的语气。他并未提高嗓门严厉起来,甚至脸上还挂着笑。当然,效果还是有:满教室的人像是忽然醒了,无数眼睛朝这边看过来。而后是哄笑。骤然成为焦点,颇觉尴尬。课后不止一哥们对我笑道:“你他妈也太过分了!”我连称:“知罪,知罪!”不是敷衍,是真的觉得过分了。

好多年后,我干了教书这一行,站在了讲台上。就课堂纪律而言,我的要求很松,只要不过分,即听之任之。当然,我更乐意做的,是每学期第一次课上即开宗明义:逃课无妨,考试过关即可,这和当年自己逃课的感受大有关系:与其无精打采坐在课堂上,不如去泡图书馆。

也算是对读本课时逃课行为的一种“追认”或“正名”吧?溜去看电影、滑冰等等“劣迹”已招供如上,但另一面也是真的:更多的时候,我在读书。一则那时的氛围,弥漫着“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的急迫感,我不像大多数同学,下过乡或在工厂、部队呆过,深感眼前的机会来之不易,然在周遭发奋苦读的气氛中,不敢不勉;二则骤然可以读到许多此前不可能读到的书,恨不能“一日看尽长安花”,委实有一种强烈的学习欲望。

我当教师,允许学生逃课

我在自己的课上希望学生逃课了自去读书,属曲终奏雅,也就是姑且一说,学生究竟如何,我并无信心,因为77、78级当年因缘际会的那种氛围如今没有了,而现在的学生面对的诱惑,又要多得多,越往后,越是如此。

关于逃课,我的开宗明义的“放生”是上课不点名的升级版,简直就是教唆学生逃课。这里面摆高姿态的成分也不是一点没有。证据是,逢教室里稀稀落落“惨不忍睹”的时候,心里不由地会泛酸,暗想我的课就糟糕到这地步?有届学生较淘气,要探探我的气量有多大,相约逃课,结果有一次课,三四十人的班,到课的只有五六人。至少表面上看,我还算拿得起放得下,与平时无异,把课上完了。据说这在学生当中传为美谈,举为余老师凡事不在乎的一端。实情是,背过脸去,乃是自怨自艾:不点名就罢了,偏要高调宣扬,装什么大尾巴狼啊?

但给学生逃课的自由,虽遭报应其犹未悔,因为认定大学的课堂就该是来去自由的。也因为有过反面的经验。是多年前到一民办大学三江学院教了几学期的课。三本学校,生源自然是差,表现之一是坐不住,一堂课从头到尾,嗡声四起,你得提高了调门,加大了音量,才能勉强凌架其上。这是在南大上课没碰到过的,因不想听课的人已是想干嘛干嘛去了,就算听到一半觉得无趣不能马上离去,这些考上南大的好学生也老实得多(好学生有一面,也就是接受了更多的规训)。起先我还不明白,三江学生何以几可说是视听课为仇冠了,却不逃课,后来才明白,三江是严禁逃课的,每堂课都打考勤,有专人做记录,缺课若干,就要有相应惩诫。坐不住,又逃不了,以己度人,那些学生上课如坐监,哪能太平?如此这般,若想安静,授课者还得兼差维持秩序,真是苦不堪言。于此深感禁止逃课对学生固然是一种折磨,对教师未尝就不是。

强扭的瓜不甜。与中小学生不同,我们对大学生的预设,是能够自下判断、自主选择的成年人,逃课的自由不能剥夺。这在南大基本是共识,至少在文学院是如此。有位姚姓老同学,后来做了文学院的党委书记,他不止一次在开学典礼上对学生说:不会逃课的学生不是好学生。我在课上说,不过是我的课堂我做主,他大张旗鼓地说,则更具“公开性”,逃课因此也更具合法性了。整个是在“逼迫”或“诱使”老实的学生来点叛逆。

学生听了自然欢欣鼓舞,只是他们大体上不说“逃课”,流行的说法,叫“翘课”。一直不明白何所取义,人死掉有一说是“翘辫子”或“翘得唠”,“翘课”是说让这堂课“翘掉”?

余斌,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张爱玲传》《提前怀旧》等。

作者:余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阅读 ()
投诉
免费获取
今日搜狐热点
今日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