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强北的背影

原标题:华强北的背影

来源 | 投中网

作者 | 袁雨薇

华强北,是一个地理名词,也是一个商业名词。

一方面,它是位于深圳福田区的一个商业区;另一方面,它以经营电子数码产品和电子零部件为主,被称为“中华电子第一街”。马化腾、张志东从这里走出,中航、大族激光、神州电脑等公司崛起于此。

更重要的是,这里曾是中国的“山寨之都”。以假乱真、廉价的仿制电子数码产品,从这里走向世界,也走向乡村,让许多从未接触过数码产品的人,感受到了数字化。

然而,过去十年,中国经济转型、产业结构升级,依靠低端生产模式的华强北,很难再在竞争中占有优势。与此同时,技术革新、智能手机迭代加快,使得山寨手机的模仿更为困难,山寨市场举步维艰。

有多惨?

原本一个1.2米柜台的转让费需要十几万的华强北,2018年前后的商铺空置率达到了20%。

华强北没落了吗?

“山寨文化”策源地

“山寨文化”策源地

“华强北”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时,还是四十年前。

1978年,粤北军工企业迁至深圳,取名“华强”。

第二年,深圳特区成立,将华强公司附近的一条路命名为华强路,华强北就此诞生。

早期的华强北是一个OEM(“原始委托生产”,俗称“代工”)集散地。

依靠内地涌入的大量低廉劳动力,凭借“三来一补”加工模式(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华强北形成了完整的从元器件的采购到开模定型、研发、生产、组装的制造产业链。这是一个分工细化的链条,极大地降低了组织生产成本。

华强北因此出名,成为了电子元器件生产集散中心。

之后不久,华强北根据规划,又升级成了以电子信息产品交易为核心的电子商贸市场。它本身的制造链条直接供应元件,投入市场,减去了运输成本。

至此,华强北既可以制造又可以贸易,既是源头也是终点,自身可以成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全国的商家都嗅到了商机,纷纷入驻华强北。这股南下的热潮成就了无数当下的企业家,比如马化腾的腾讯帝国,就起步于华强北赛格广场的五楼。

蜂拥而至的商家,瞄准了当时国内消费者的手机需求。他们背靠华强北丰富的资源,不停产出低成本的手机,薄利多销。

但最开始,对于当时消费者的进口智能手机需求,他们却无法满足。

直到2003年,台湾公司联发科突破了国际知名手机厂商诺基亚等品牌的芯片技术,推出了第一款单芯片的手机解决方案,具备通信基带、蓝牙、摄像头等模块。智能手机的生产门槛,终于降了下来。

华强北的“山寨”故事,也自此掀起高潮。

一夜之间,“山寨”手机品牌铺天盖地,全国上下充斥着300多个手机品牌。“山寨”网络迅速扩张,每一条脉络上的生意都意想不到的火爆。

那时的华强北,如日中天,成为了“山寨文化”的代名词,也是深圳乃至中国市场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

与新时代擦肩而过

与新时代擦肩而过

2011年,苹果发布了iPhone第四代产品,智能手机市场迎来了爆发。

这一时期,国产手机市场也开始突飞猛进,以小米、华为为代表的品牌,纷纷推出了更为廉价的智能机。

这对华强北的“山寨”手机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首先,技术的进步,更新换代的频率加快,令“山寨”手机仿制成本大增,也考验着仿制者的“研发”水平;其次,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再次,国内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增强,进一步压缩了“山寨”手机生产商和经销商的空间。

寒潮之下,最深重的一击,来自互联网电商的崛起。

2011年后,网络电商势头渐大,华强北整个电子产业链销售端开始向线上靠拢,元器件价格近乎透明化,大大缩减了利润,“不仅是翻新的元器件,就连原装的也卖不动了。”

另外,物流运输体系渐渐成熟,手机价格亲民,也都使华强北原先的优势黯淡。

高速发展的电商行业一次又一次冲击着华强北,让它多年积攒下来的人脉与回头客,在互联网浪潮面前逐渐变得微不足道,客流量的急剧下降,也让过去那个纷纷攘攘的华强北变得萧条。

如果说,这些还不足以让华强北千疮百孔的话,2013年的封街,才是真正让商户绝望的。

2013年3月起,因深圳地铁7号线施工需要,华强北路主干道封闭。封街四年,华强北经历了客流量巨减的阵痛。曾经的“一柜难求”出现不同程度的空铺率。

2017年1月,华强北路在地铁施工封闭近四年后重新开放,装修扩张,本打算创建一个“极客时代”大干一场的华强北,却迎来了手机业的寒冬。数据显示,2018年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4.91亿部,上市新机型1054款,同比分别下降12.3%和27.1%。

到了区块链火热的时代,华强北一度试图依靠卖矿机再重现昔日辉煌。但很快,2018年,比特币指数拐下高点后,后矿机时代到来,赚的没有亏的多。华强北再次失去了一条路。

多次与时代擦肩而过。华强北,再也不复“山寨”时代的盛况。

华强北的“遗产”

华强北的“遗产”

华强北一次又一次在大众的视野中浮沉,逐渐归于无声。

由它而生的“山寨”,却一直没有消失。

2008年时,“山寨”获得了谷歌中国热门搜索词条第一的殊荣,让中国“世界山寨工厂”的名号远播海外,或者说是臭名昭著。

至今,这个词也没有被连根拔起,反而渗透进了中国消费者生活的各方面,有人深恶痛绝,但也有人情有独钟。

“山寨”代表的到底是什么?是抄袭正规商品、节省研发经费、压低价格、席卷市场、获得利益?

有人说,“山寨“是一场革命。

布希亚曾经提出过“符号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代消费社会在符号系统的统治下,价值不再有任何参照甚至价值不存在,存在的只不过是某种流行病般的价值、某种病态转移的价值,是价值的随意性增殖和扩散。

2009年以来,在中国出现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山寨消费”,并非简单的知识产权盗用或者品牌模仿那样简单,而是底层大众在面对消费霸权时的一种“模仿中抵抗”的消费政治策略。

换句话说,“山寨”是一种反符号霸权的另类消费模式,它同时催生了庞大规模的“山寨“消费者——“山民”。但从根本来看,“山寨消费“是全球消费中的底层反抗方式。

“山民“们认为自己也有“山寨文化”。

在他们看来,“山寨”的物品就是就代表技术含量很低的拼装,为了复制最新的芯片,“山寨”工厂也可以细致入微;而且有些“山寨”工厂专门配有无尘级的生产车间,每条生产线有至少三道质量监督检查工序。

甚至,“山寨”并不仅仅只是照抄,很多时候,它的创新程度也远超人们的想象。

《亚洲周刊》曾有一篇文章提及,在中国遍地开花的“山寨”产品中,赫然发现一个时代的秘密:原来中国就是一个孙悟空社会,活力充沛,敢于大闹天宫,敢于冲出种种政治与经济的紧箍咒。

无论是孙悟空精神,还是“山寨文化”,这或许都是华强北留给世界的“遗产”。

那么,谁继承了这笔“遗产”呢?

拼多多是一个被新鲜讨论的对象。

这是一家只成立了不到三年、已完成上市的公司。

在它上市前后,既催生了诸如“五环外人群”和“下沉市场”等新商业名词,也让雷碧、粤里粤等山寨品牌浮出水面。

据媒体统计,拼多多在三四线等城市拥有大量的消费群体,而这部分消费群体代表着三四线等城市的消费“主力军”。然而,在十年前,他们的父辈都是华强北产品的拥趸。

某种意义上,这是过去四十年,在中国,人们第一次观察到大规模的消费代际传承。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中产数量随着社会的加速转型而激增的同时,社会分层愈发严重。

因为这样的分层,也导致了消费歧视。

譬如,许多商业观察者认为,所谓的“五环外人群”和三到六线城市消费者撑起了整个“山寨”网络。这些人没有甄别能力、追求低品质,是消费社会中的毒瘤。

数据显示,并非如此。

截至2018年6月底,拼多多连续12个月成交总额达2621亿,年度活跃买家3.44亿人,平均每个人在拼多多一年花762元。

这个庞大群体所形成的购买力,如今正在成为支撑消费的一股重要力量。如同,当年华强北,对于深圳和整个中国市场经济的刺激。

从这个角度来说,华强北并未真正消失,它只是换了个名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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