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道士冒死给慈禧太后写信,说他发现了一个洞,里面有不少宝贝

原标题:这个道士冒死给慈禧太后写信,说他发现了一个洞,里面有不少宝贝

提示:我们自己的东西流落在外,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但这仿佛对我们来说还不够——在事情发生过后,总有那么一些人会站出来以骂的方式制造一些热闹,像过去农村的妇女丢了鸡或别的什么,去街上哭嚷。余先生大约也属于这种类型。

有一句话说是天塌下来有高个子撑着,他的个子不是很高,只有1米6,但因为发现了敦煌藏经洞,也就得撑着点啥了。我们反反复复地看了他的照片,觉得穿着破旧、清瘦得让人难以想象,甚至如很多人描述有那么一点点猥琐的他,浓缩和反映出了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的背景,但是,很多人就是看不见,觉得那全是他出于丑陋的长相,都是个人的因素。

没有为他伸张正义甚至洁身美容的意思,只想说句公道话而已。这是他的墓志:

民国二十年古七月三十日为吾师王法真仙游之百日,门弟子咸愿碑记行略。请命绅嗜,众皆曰:可。何幸如之夫!吾师姓王氏,名园箓,湖北麻城县人也,风骨飘然,常有出世之想。祠以麻城,连年荒旱,逃之四方,历尽魔劫,灰心名利;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孳孳修炼;迨后云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慨然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建修太清宫以为楼鹤伙龙之所。又复苦口劝募,极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

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此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事也。呜呼,以石室之密,录千百年而出现,宜乎,价重连城,名驰中外也。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葺大小佛洞,积三十余年之功果,费二十多万之募资,佛像于焉庄严,洞宇于焉灿烂,神灵有感,人民受福矣!惟五层佛楼,规模粗具,尚未观厥成功。陆前县长嘉其功德,委为道会会司以褒扬之。令者,羽轮虽渺,道笵常存;树木垦田,成绩卓著,道家之香,大可继门徒之随侍,有资,实足以垂不朽而登道岸矣夫。何必绝食练形而后为之飞升哉。

千佛洞太清宫徒子赵明玉、徒孙方至福稽首瑾志。

这段墓志其实已经将他的一生讲得很清楚了,也给了极其正面的评价,但我们依然很想用自己的方式将他再讲述。

他叫王园箓。1931年农历四月十八日,以81岁高龄寿终正寝,他的徒弟们念其在莫高窟的业绩和苦劳,为他修建了一座莫高窟最高最大、相对气派的土塔,并在塔前立了一方木碑,上面写着的就是他的墓志。

王园箓是湖北麻城县人,出身贫寒,应该略识一些文字。清咸丰、同治以来,他的家乡湖广一带成为太平军的主要战区,加之麻城连年荒旱,他便四方逃荒了。同治对应年份为公元1862年至1875年,他是1850年生人,这时候,他的年龄应该不是很大。约在同治末期随湖广军队来到酒泉,在肃州巡防营中当兵。

这期间,人们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中国西北大地因为同治回乱而是一个怎样的境况。1876年4月,清军在今酒泉誓师,湘军将领刘锦棠总理行营营务,率军进疆,不久收复古牧地、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1877年4月,清军兵分三路进军南疆……这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清军收复新疆之战。王园箓当兵当然与左宗棠平定西北有关,今天,我们不知道他在军营里具体干了些什么,当了多久的兵,但仅此一点,他就算得上是一个多少有些爱国心的军人了。

后来,王圆箓退伍了,史料给人们的答案是他因为“厌心名利”脱离了军队,从盛姓道士“稽首受戒”,当了道士。“追后,云游敦煌”,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另一说是1897年)到莫高窟下寺安身。最初寄住在第342窟内,以16号窟为香堂。

这时候,敦煌应该是这样的模样:洞窟大多倒塌,被风沙掩埋,一片破败景象,只有几个诵习藏文佛经而不识汉文的喇嘛。王圆箓因为能读“天地上下、十方万灵”“急急如律令”之类通俗道书及《西游记》,很快便成了当时莫高窟独一无二的“大学问家”,成了莫高窟著名的法师道长。

这是学问,就人品与道德而言,也不难看出王圆箓这个人是不错的。当时,莫高窟的僧人并没有看管洞窟的意识。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的同时,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

这个时候,人们应该看到这样当地生态的问题,即如果没有王圆箓雇人清理那里风吹来的沙,藏经洞恐怕会被永埋在了地下。敦煌这个地方的生态除了自然,当然还有人为的因素。在汉代的时候,我们看到今天被称为玉门关小方盘的文字记载里,还能划船,汉朝在此的辉煌也是那划船的水里创造的。宋朝时,这个地方被西夏占领,汉人大多数都回了关内。元朝时,这里只有不事农耕的蒙古人、西藏人,而明朝退守嘉峪关,这里基本就成了一片蛮荒之地。清朝建立后,开始积极开拓西域,敦煌的重要性重新受到重视,向这一区域进行了大量的移民。虽说,这中间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但在王圆箓清末清沙的声音里,人们多少能听到一些生态的警示。

在王圆箓的其心经营下,第16号窟的影响逐渐上升,香火越来越旺。手里有了点钱,王圆箓打算在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这时,他雇敦煌一位贫士杨河清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还于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杨河清没事儿时喜欢抽几口旱烟,这为后来发现藏经洞理下了伏笔。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这天,杨河清在第16窟甬道靠近北壁的办公案处,背向北面坐待香客。当天可能没有什么人,杨河清只好旱烟解闷,当烟斗里的烟丝烧成灰烬后,顺便向背后甬道墙壁磕打烟灰,壁内传出咚咚连声的空洞回音。他见壁上有细细的裂缝,试用芨芨草秆向裂缝中插探,发现裂缝甚深。随后,他向王道士报告了自己的发现。

待到夜深,杨河清和王圆箓掌灯破壁,拆去土坯,里面是一个小型石窟,空间不过方丈,只见一卷卷的经卷,层层叠叠堆摞起来,又有幢幡、绢画、铜佛及若干破旧法器。王道士取出一些铜佛、佛画和经卷后,二人又连夜把洞口封砌起来。完事之后,已经到了次日清晨。莫高窟藏经洞也就这样被发现了。

也许,从那时候起,王圆箓就意识到问题的重大性,他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但是,这个不学无术的严县令认为那是发黄的废纸而已。其后,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骑着毛驴行程800多里赶赴肃州(酒泉),找到他当年在巡防营当兵时的老上司,时任甘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道台是个有文化的人,据说在书法方面很有造诣,但他对此并没有兴趣,甚至认为这些古代写经的书法还不如自己的好。

尽管如此,书法家道台廷栋在王圆箓走后,觉得这个事儿多少有些“不对劲儿”,认为自己的老部下那么远地送来经卷很辛苦,如果不有些作为怕是对不住人家,就将藏经洞的消息上报了甘肃藩台,同时建议藩台将这些文宝运省妥藏。

也就是这个时候,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他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宗翰索取了部分古物,觉得这些经卷非同一般以及,也向甘肃藩台建议将所有这些古代文献和文物它们运到省城兰州保存。

然而,敦煌离兰州路途遥远,估算这些东西光运费就要五、六千两银子,叶昌炽得到的回复可以浓缩成两个字:没钱。没钱当然没办法,叶昌炽只好让汪宗翰责令王道士暂将发现的文物和文献放回洞中封存起来,等候处理。汪宗翰在1904年5月执行了这条命令。

王圆箓郁闷了,他忽然就想到给慈禧太后写了信:“吾同工人用锄挖之,欣然闪出佛洞一所,内藏古经万卷……”但是,慈禧在那个时候哪能顾上这东西呢,他的信当然是泥牛入海了。

接下来的事情,人们都很清楚:1907年,斯坦因来了,他对王圆箓说,他就是那个从西天来的玄奘,过去玄奘到印度取经,他如今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来到中国,也是为了到中国取经。这种宗教精神的交流居然把王圆箓给感动了。斯坦因说:“从一开始,我就感觉到他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用金钱来售卖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便想到了这一高招。但他对王圆箓评价还是很正面的:“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清除这些流沙,修复大殿需要付出热心、恒心和苦心。而这一切,全都由我身边的这位待人和气、身体孱弱的道士四处化缘,募得钱财来解决,其间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因为被外来的玄奘感动,王圆箓让斯坦因进入洞窟,挑走了一些文物,包括九千多卷文书和几百幅佛像绢画,并收下了斯坦因的二百两银子。这一些包括九千多卷文书和几百幅佛像绢画。如此,斯坦因来时的来时的空空的木箱子,被装得沉甸甸的了。

很多人不太知道的是,斯坦因骗盗走了第一批文物文献之后,甘肃省府也很快得知了这个情况,并作了补救,但那补救的方法却极其愚昧:由敦煌县府责成王道士将部分经卷装在两个木桶中,桶表油漆彩画,然后钉上盖子。桶的中心被做成空的,套在木柱上,可以推动旋转,立在佛殿一侧,称作“转经桶”。除了这些装入“转经桶”的,其余的经卷则仍令堆在洞中,由王道士“妥为保守,毋再遗失私卖”。

我们都说,人总是贪婪的,虽然王圆箓做过军人,当了道士,但他在本质上还是一个看待问题非常局限的小农民。你们不是认为这些东西没用吗?换点银子有什么不好的呢?

斯坦因的二百两银子让王圆箓尝到了一点甜头。第二年,他又迎来了一个法国的探险队“买卖”,带队的人伯希和说着非常流利的汉语。听到汉语的王圆箓,心里的芥蒂也就解除了很多。和斯坦因一样,伯希和比较顺利地进入了藏经洞,他说:“当我置身于宝库时,三侧都堆起一人多高的卷子,您可以想象我的惊讶。”

同样,伯希给了王圆箓五百两银子,“换”走了6000余件写本。由于伯希和精通汉文,所以他挑选的卷子更有价值。伯希和将这些遗物运往法国时,在北京将其部分卷子装裱,并且在六国饭店展览了这些文物。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才有了历史上第一次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动。

但是,在敦煌一切如常,1914年斯坦因再次到来,又从王圆箓手中卖走经卷600多件,装满了5大箱。在此期间,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人如此行事,也从来没有受到任何限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学者不远万里来到莫高窟探宝,可中国的学者不知都到哪里去了。

多年以后,人们作出了这样的总结: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最秘,藏于中国者最散最乱。这时候,王圆箓已经死了,据说他死前为避免世人唾骂,装疯逃离三清宫,但他的徒弟们还是为给他建了塔立了碑。

大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骂人的人便站了出来,最有名的文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一书中,有一篇《道士塔》其中讲述了藏经洞文物如何被王圆箓以“换零花钱”的形式低价卖给了国外探险家们的故事,文采犀利飞扬,句句有血泪,字字见赤诚。让人看后热血沸腾,恨不得穿越时空,生啖王道士,才能解了心头之恨。余先生说:“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

我们自己的东西流落在外,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但这仿佛对我们来说还不够——在事情发生过后,总有那么一些人会站出来以骂的方式制造一些热闹,像过去农村的妇女丢了鸡或别的什么,去街上哭嚷。余先生大约也属于这种类型。

有一句话说是站着说话腰不痛,很显然地,那些骂人没腰的,站不直。他们也不懂历史,不知道有时候有些事并不是谁想干就能干了的。王圆箓低价买掉经卷文物,任外国“探险家”搬走莫高窟内壁画与彩塑,致使昔日弥足珍贵、藏经无数的莫高窟,如今成为沙漠里的“空洞”,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外,他用所得银两为窟中塑绘装彩,狗尾续貂,穿凿窟壁使多窟通连,并修建千相塔瘗埋残破塑像等,确实是对莫高窟洞窟及塑绘艺术的极大破坏。但余先生们骂的不应该是他,因为,如果在那个年代,把他换成余先生们,结果可能会更糟。(文/路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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