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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刘统:70年前,共产党人是如何管理新上海的

原标题:专访|刘统:70年前,共产党人是如何管理新上海的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上海解放70周年。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4个多月后,新中国成立。

上海对新中国意义重大。解放军渡江后势如破竹,解放上海,难度不在于“打”,而在于“管”。彼时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都市,大家都在看着进城的解放军,这些第一次走进大城市的“土包子”,能管理好大上海吗?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军史专家刘统在新作《战上海》中,还原了上海解放第一年,共产党人在上海的另一场“战争”,不仅仅是军事战,还是政治战,是金融战。

在上海解放的第一年,在城市管理和经济运行方面,共产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办,一切都在实践中摸索前行。而蒋介石撤离前搬空了国库的银行储备,卷走了上海人的大部分财富和物资,在长江口布雷掐断了对外贸易,市面上盗匪出没,特务破坏,投机盛行,物价飞涨。留给共产党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烂摊子”。

在短短一年里,共产党人迅速学会了管理银行、税收,打赢了稳定物价和供给的“银元之战”“米棉之战”,恢复了生产,打击了金融投机。上海像是一块试验田,共产党人在这里创造性地实验,总结出了许多大城市管理经验,后来很多都推行全国,成为新中国许多财经政策法规的雏形。

“在重温历史和写作过程中,我由衷地佩服这些共产党人。你说他们是土包子,怎么精明的投机商都败在他们手下?国民党的特务都难以藏身?海上的封锁和空中轰炸都以失败告终?”爬梳了卷帙浩繁的史料,刘统想要在《战上海》中表述的,不仅仅是重现70年前的那段历史,而是希望通过真实历史告诉读者,共产党为什么赢了,共产党是怎么赢的。

从原始史料出发,全面还原历史

澎湃新闻:请介绍一下写这本书的过程。关于上海解放的记录和著作不在少数,这本书最突出的特点是?

刘统:2017年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解放战争系列”,当时社会影响比较大,于是王为松社长建议,2019年是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上海解放70周年纪念,问我能不能写本上海解放的书。

原来关于上海解放的书也出了不少,但一方面我觉得不太全面,大部分是各部门自己出的,从文化、军事、公安、经济等各方面论述的都不少,但没有一个全局性的论述。特别是上海解放的第一年最惊心动魄,经历了共产党进入上海、接管上海、管理上海、反轰炸反封锁、封锁解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我把这本书的思路放在全面揭示反映上海解放第一年的各个方面。突出一个主题,就是上海的解放和接管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转型:从革命到管理建设。原来我们是破坏一个旧世界,现在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上海解放前,1949年3月的中共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这样一个历史性转折,“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又是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能不能接管好上海、建设好上海,是对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挑战,也是解放战争中最复杂的问题。这样,上海的解放就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有意义的题目。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最强调的是原创性,从原始史料、第一手档案出发。我看过去的档案,看解放第一年的报纸、杂志、书籍,用现在史学研究方法全面还原当年历史,而不是简单地做汇总和总结。

澎湃新闻:之前你的一系列军史著作都是围绕实实在在的“战争”,但《战上海》的15章里,涉及更多的不是军事战争,而是关于如何接管、改造上海的“战争”。“上海”给共产党人带来的挑战里,“政治战”和“金融战”的难度是否更大?

刘统:是的。我这本书里接触到了很多自己过去比较陌生的领域,主要是金融、经济和社会改造。接触这些史料之后我发现,共产党要面临的形势和要解决的问题,比过去我想象的要大多了。

第一个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蒋介石搬空了上海的资产,给中国共产党留下了一个一穷二白的烂摊子。第二是共产党要学习很多新知识,比如税收、管理、收回房地产、改造色情业和帮会等丑恶现象,这都是过去从来没接触过的东西。

我希望能站在一定的高度全面反映上海解放后的情况。举个例子,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只能看到眼前这一片,站在陈毅市长的角度,他每天要处理整个上海的多少情况?站得越高就越能处理全局,就有更多的视点,要搜集更多资料。

当然在这些探索中也有很多乐趣。比如说,共产党怎么管理上海。首先要恢复上海方方面面的经济运转,第二,要上海从一个消费城市转为向全国输血,就要从上海获得财政收入。这个过程是如何实现的?我找到了当时华东局经济文献汇编,在这一资料中,当时如何规定缴纳税款、如何解决社会救济问题都有提到,其中有很多有意思的细节。比如社会救济,当时上海有许多难民,一无户口二无住宿。这些人在上海养着不是办法,很多人又因为各种问题无法回乡。上海民政局就去找新的地方,最后选定了苏北地广人稀的大丰地区,在那里建立了农场安置难民,后来大丰就变成了上海的后方基地,生产、安置等等,最后大丰就变成了上海的一块飞地。

通过研究这些原始资料,就可以看出共产党人适应社会的能力和学习创新能力,他们不单是把旧上海接收下来,还想了很多办法改造社会,把上海变成一个新型的城市。看起来经济、金融工作似乎很单调枯燥,其实通过这些故事,就变得生动起来。

《城市常识》插图:电灯泡、电风扇、电炉

澎湃新闻:有一个大家熟知的细节是,解放上海枪声平息后,市民打开家门,发现马路两边躺满了解放军战士。在淞沪战役战前,三野就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要求,后来还颁布了非常详细的《入城纪律十二条》。总前委也强调不仅要“打得好”,更要“进得好”。为何如此重视进城?接管上海这座城市的特殊性和难点在哪里?

刘统:这个问题在南京解放的时候就暴露出来了,就是“土包子进城”,不知道东南西北,不知道轻重缓急。

当时总前委给军委写的报告提到很多这样的情况。比如有的战士破坏蒋介石居住过的“总统府”,把地毯一人剪了一块拿回去当褥子盖。战士不会用灯泡、水龙头,进驻当天就弄坏很多。更严重的是解放军找房子住,找到了司徒雷登的大使馆。大使馆在国际法规定中是不可以随便进入的。这些都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所以总前委就指示,进上海之前一定要把部队教育好,把纪律搞好。

于是陈毅就规定了一条“军队不能进民宅,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另外还印了一本小册子《城市常识》发给大家,里面关于电车、电灯是怎么回事、抽水马桶怎么用等等,都有详细说明,教战士如何防小偷、防骗子,如何辨别工人和学生……写得非常生动具体,给战士打了严格的预防针。因而,就出现了上海解放第一天,解放军露宿街头,不进民宅的情况。

但我在这本书里也写了另外一方面:不能人为地让战士睡大街。一方面要遵守群众纪律,另一方面也要做到爱兵如子。我看了许多资料,发现战士睡大街其实就是第一天的事情。当时战斗刚结束,我们还没开始接管,也不熟悉情况,大部分人只能露宿。

但随着陈毅为首的领导班子到达,接管班子进驻上海,各方面工作迅速展开。各个部队都在找空房子,比如空置仓库、国民党抛弃的机关用房、学校礼堂等等,找到一处,马上就让部队进去安置。24小时之后,就有很多部队住进了房子,露宿时间最长的也就是两天三夜。上级还是非常关注战士健康的,这两者并不矛盾。

澎湃新闻:上海解放之际,虽然经历战争,但社会治安和各项移交工作总体顺利,是一个不小的奇迹。做到这一点,共产党之前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刘统:第一,上海地下党能量非常大,当时在上海各个机构无孔不入。我举个例子,当时东京审判的班子大部分都留在了上海。当时检察官向哲濬的一个同事劝他别去台湾,结果上海解放后他发现这个同事就是共产党。解放后这些检察官才发现,自己身边原来到处都是共产党。

第二,上海的绝大部分旧职员都没离开。代理市长赵祖康在那几天接受了地下党的建议,忠于职守,让各个部门负责人都守好摊子管好档案,等解放军来了迅速移交。上海的煤气、电、公交车都没中断。上海解放第二天,电车就上路了,一切都走上正轨。

爱国人士和地下党配合共产党和解放军做了大量工作,既保全了上海,又维持了上海的稳定。

澎湃新闻:陈毅是上海首任市长,当时为何派他担任这个艰巨的任务?他的优势在哪里?

刘统:这里有一个传承的问题。上海属于华东地区,作战部队就是第三野战军,领导机构就是华东局,由华东局和三野接管名正言顺。三野是新四军班底,本身特点就是知识分子多、地下工作者多、大城市来的干部多。另外接管的时候,把山东解放区、华东解放区所有的专业干部、精英干部都派到上海。他们和上海的地下党结合,就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群体,既有革命性也有专业性。

陈毅在党内确实汇集了许多精兵强将,他从资历上是井冈山老干部,作为领袖人物,在创建华野时候始终起领导作用,他的资历、能力、威望都是起到表率作用的。他在领导上海期间,魅力和能力都是人所共识的。

解放军夜宿上海街头

从老一辈身上学习“战上海”的精神

澎湃新闻:解放前上海有500万人,这在当时全国是什么水平?陈毅说的“喂饱”500万人,难度有多大?

刘统:当时说上海市区有500万人,这个市区的定义是非常狭小的。当时徐家汇就属于郊区了,浦东还是农田,北边到闸北和杨浦,五角场已经是很郊区的地方,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宝山。500万人住在这样狭小的区域非常拥挤,管理很不容易。

当时的铁路、公路系统都很落后。铁路从北京到上海要3天,过长江就要1天,要用轮渡运送火车。还有就是上海刚解放的时候,国民党对运输能力破坏严重。国民党逃往台湾时把大部分船都抢走了,给上海运粮食,只能征用小型木船。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国民党虽然逃走,海军还在,封锁了长江口。上海过去为什么能以狭小的面积养活500万人?主要靠外向型的经济。据老同志说,老上海是不怎么用国产东西的,米从东南亚进口,布都是靠美国和澳洲进口棉花来纺织,完全是外向型经济,外进外出。但国民党一封锁长江,把所有外向型经济都卡死了,特别是石油,我国当时基本没有石油出产,完全靠进口,这样在能源上就卡了新中国脖子。后来我们通过各方面的改造,比如把烧石油的锅炉都改成烧煤的,尽量少用汽油、煤油,经历了一个过程,才把上海改造成内向型经济为主,靠内销解决问题。

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出,养活上海当时的500万人口有多不容易。

澎湃新闻:“银元之战”是稳定上海金融的第一战。“银元之战”最初,上海市委也采用了“抛出银元”以压低银元价格的经济策略,但并未取得成效,反而进一步造成银元价格飞涨,最后取得胜利主要是靠政治军事手段打击取缔金融投机,为什么经济手段不起作用?

刘统:上海的金融投机不是仅仅针对共产党的。从1948年开始,国民党经济崩溃,上海人就形成了一种恐慌,不信任纸币,只相信黄金和银元。这种恐慌心态和投机心理在共产党进入上海后没有改变。只要物资短缺,投机、囤货、抢购、货币贬值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最初共产党采取铁腕钢拳是迫不得已,是为了稳定的需要。但后来还是逐步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去稳定物价、反对投机。

所以最初的政治、军事手段是稳定上海民生、民心的第一步。如果不这样做,上海当时的金融就不可能稳定。共产党当时是用举国之力支援上海,运送了大量生活物资,终于战胜投机,稳定了物价和经济。随着上海经济走上正轨,金融投机才逐渐消除。

当时陈云通过领导上海的金融斗争得出几条经验,第一就是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不能掌握在私人手里,否则就容易因为投机造成物价浮动。第二是采取解放区的模式,改市场制为供给制。先满足每个人的生活需求,然后再搞市场,后来就变成了实行多年的计划经济制度。第三是全国财政要统一,哪儿有问题就用举国之力解决,后来形成了财政统一体制。这些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的经验都是从上海取得的。

澎湃新闻:今年是上海解放70周年,《战上海》回顾了上海解放第一年间的几场硬仗,这一历史对今天有何现实借鉴意义?

刘统:第一,我觉得“战上海”是一种精神,表现了共产党和解放军进入一个全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学习精神、纠错能力,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所以他们就表现出万众一心、吃苦在前、勇于牺牲自我等精神。共产党进上海后,没人搞贪污腐败,没人为个人谋私利,这和国民党是完全不同的。共产党以奋斗精神和廉洁作风赢得了人民拥护,体现了共产党当时的先进性。现在我们说不忘初心,就是要学习共产党刚进城的精神,我觉得这是一种朝气蓬勃的作风,也代表了一个新兴的、有活力的政党。现在改革开放多年,社会极大富裕,当年的很多困难已经不可想象。但在新的环境中会有新的困难、新的思想斗争,我们应该从老一辈身上去学“战上海”的精神。他们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把上海管好,对我们今天是一种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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