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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前哨王煜全:未来20年中国会出跨国企业家,但不是现在这批

原标题:对话前哨王煜全:未来20年中国会出跨国企业家,但不是现在这批

搜狐科技/宋婉心

“我一直不太听经济学家的话。”王煜全在第三届“前哨大会”上谈及今年的经济大环境时表示,他眼中的经济大势不太一样,不着急去找解,王煜全更想去发掘趋势背后的因素。

作为海银资本创始合伙人、《前哨·王煜全》《全球创新260讲》主理人,4月20日,王煜全在北京举行了第三届“前哨大会”,对科技领域十大创新趋势进行了前瞻预测。

会后,王煜全接受了搜狐科技“智研所”的专访,以下为采访实录:

记者:现在当下有几个比较热的概念,比如说什么折叠屏、无人车,物联网等等,有没有哪一个,您是特别不看好的?

王煜全:折叠屏我就不看好。柔性是有意义的,但是非得折叠就不是必需的了。

柔性屏只不过最先应用到了手机上,而IoT才是最终目标,柔性屏使得屏幕可以无处不在。而且我们比较强调就是说,如果处处都有屏的话,其实更强调是互动,我随时可以把我旁边的一个屏幕,当成我的手机平台处理来互动就够了,所以为什么老盯着手机,让它变得更大?

记者:您的演讲中高频率地提及了亚马逊贝索斯,您怎样看待其推出中国市场的做法?

王煜全:我觉得这和总部的思路是不一致的,比如说亚马逊的第22封给股东的信专门提到,他觉得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是他今年的第三方销售收入在它整个平台上超过了58%,他从三年前就超过50%了,而且还在逐步增长,他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自豪的事。

这个情况在中国就正好相反,因为在中国市场,是亚马逊不让第三方在中国卖了,亚马逊并没有退出,亚马逊还在做,但是就不接受第三方在亚马逊中国卖东西了,那和总部是倒行逆施的,总部在天天夸我第三方数量大,所以就是这个事。

说白了就是很多时候是地方政策作怪,很多大公司都有这样的毛病,公司大了,不够重视中国市场,中国的业务比例在它那份额太小,然后就变成恶性循环。

为什么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在中国几乎没有成功的,就是他做同样的事在你这叫打工,他可以做一模一样的事,出去叫创业,那人家为什么在这打工?所以说除非你给创业机制待遇,你能有好人来撑你这摊子,要不然人就是打工的人为什么拼命?

记者:您觉得5G在当下这个阶段的投资机会如何?

王煜全:5G还早, 5G是这样一个事——大家都看好,但是没人想明白,所以我不是说我们最近在做这事吗,我们准备在8月份发布一个5G产业报告,因为现在国家也支持,地方政府也想干,然后这个运营商也想做,怎么做不知道,但是我的想法是时机基本上还是不对。

从无线互联网开始,整个产业就已经很偏转向应用侧,已经不是像以前一样,原来我们跟移动一起合作的时候,当时网络侧、运营侧特别重,现在其实完全可以独立,你做无线互联网和运营商也没关系,到5G时候甚至我就局域网,我就用5G的这种局域主网功能,我和你用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就开玩笑得讲,当初就是这话题叫增量不增收——我的流量越来越大,负担越来越重,但是收入不增长,5G会一模一样。

记者:近期大数据安全事件频发,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王煜全:利用数据的规则越来越清晰,可以用,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则,怎么用是会越来越界定清晰的。

中国很重视这事,重视是第一位。这里面有一个辩证的关系,如果数据厂家没有很好的法律支持,也用不好数据,也没人敢让你用,其实越有法律支持,反倒数据利用越好,所以我觉得这件事上,政府还是想的挺明白,我觉得立法是很快的事情。

记者:这种边界也不太好去探讨。

王煜全:当然很多情况是需要积累的,但是越早积累越好,就跟国外那些消防立法都是摩天大楼火灾了,就开始有立法,你没经历过事你都不知道怎么立。

记者:您在演讲中提到您会偏向于投一些硬科技,这方面您具体能举几个例子进行解释吗?

王煜全:就是实际产品,或者说有知识产权保护专利,有实际实体产品,我们不投虚拟,然后尤其重要的是这个产品有量产能力,这在中国才有用。

记者:对于苹果这家公司,您给它很高的评价,但现在业内认为华为的技术已经超过了苹果,您怎样看?

王煜全:华为的前沿技术是比较看得见的那种,而苹果是比较理性的技术布局,比较理性的前沿就是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是什么?苹果的前沿就是从公司自身规划出发,认为应当是这样的方向,我就去布这个局了,如果没有,我一定不会为了市场往那儿走,华为是不管什么都往那走,我先要占上位置。苹果是大家都没往那走,我先往那走,结果带着所有人都往那走,这两个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记者:苹果内部是有什么机制吗,使得他们能够对趋势进行很准确的预判。

王煜全:他们也肯定经历过很多次失败。其实我挺想跟中国企业家讲,由于上市公司,中国的企业家永远觉得因为每季度有压力,所以就不可能很前瞻。但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对,苹果每季都没压力吗,他们照样很前瞻,亚马逊更有压力,多少年不盈利,但是他们的本事是什么?就是,过去这么多年不盈利,现在只要开始盈利,今年的收入就是前面20多年收入的和,爆炸性增长,为什么?这就是积累。

记者:但中国可能无法做到这样的。

王煜全:中国只是自己的心态问题,就是CEO的心态的问题,格局的问题,所以我们特别坚定地相信,未来20年中国一定会出跨国企业家,但很有可能不是现在这批成功者,现有这一代已经基本定形了。

现在很多企业家是卡在这个层次上——中国我能拿的下来,凭借我的经验,甚至我会觉得我的经验还能应用于世界,结果却不尽人意,因为世界根本不是那么运作的。

我觉得中国现在最大的好处在哪?是当有企业家要进行国际化成长的时候,都能利用中国的机会。

记者:中国目前的优势是人口红利和产业政策吗?

王煜全: 坦白讲,中国政府很多事情做对了,美国政府现在也在反思。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对新科技的扶持力度,美国佬总在抱怨说中国在做商业行为时有大量扶植,也不盈利,所以实际上是用商业手段和投资手段,来行使扶持行为,美国就觉得这事很委屈,觉得自己亏了。

但是如果回头想,正是因为美国政府做不到这点,他才喊着亏了,然后他希望你也别做,那言外之意是什么?是你做对了,因为你这么做以后,你的企业确实有竞争优势。

任何先进的科技,在出生的时候都是很小的,都是很弱的,要不要扶持?美国很犹豫也很搞笑,一开始政府给很多支持,比如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原来都是纯政府项目,有两期基金是赞助创业者的。科学家想创业,大概可以拿到100万至200万的钱,再慢慢想办法去商业化,这是可以支持的。

所以美国前面的商业化做得特别好,但是商业化慢慢成熟了,总需要量产,量产更需要钱,美国政府这时候就不支持了。

科技有个特点,每个领域都是有竞争对手的,已经没有一个新领域是全新的。那比如自动驾驶,他们的竞争对手不是同领域的企业,而是现有的这些司机和传统车厂,所以凭什么政府要给创新者钱,让司机和车厂失业?而且后者还解决了很多就业问题。

这个问题上,中国和美国就截然不同了,创新和就业相比,美国是坚定地支持就业的。中国是坚定地支持创新。在中国,创新而导致失业的人群应该自谋生路,因为是落伍者。

记者:特斯拉入华,在上海周边建了工厂,其实也就是解决量产问题。

王煜全:对,美国300多万卡车司机,他们都是站在特斯拉门口抗议的。但是在中国你去组织抗议试试看,政府一定说是你自己错了,凭什么你不学。这个心态是完全不同的。

记者:中国人口红利和产业优势之外,还有什么是特别吸引国外企业的?

王煜全:人口红利其实都慢慢没有了。现在主要是集群,就是科技产业的集群式,中国有特别大的优势。我认为还要发掘的优势是用户优势,如果用户最先拥抱科技,所有的科技都是从这里扩散出去的。一个很核心的理念,什么叫美国企业?特斯拉创始人是南非人,那算美国企业吗?在美国纳税就算美国企业。

在中国道理一样,特斯拉是百分之百外资,也是在这儿纳税。给本地的贡献主要是税。如果全世界都在中国制造,一进一出,拿到的税是最大的。原材料到实际产品,增值是最大的。

记者:而且中国还有海量的用户帮它试用产品。

王煜全:对,所以端到端的创新里面,最核心的是对创新成功的贡献,而不是对创新启动的贡献。要讲对创新成功的贡献,中国其实要比美国还大,美国只是启动了创新,离成功十万八千里,没中国他成功不了。

记者:之前罗教授形容您为“科技思想家”,您对这个称呼怎么看?或者您如何定义自己?

王煜全:其实谈不上什么者或者家,我就是个干活的人。但是干活就一定要理论和实践结合。中国是出《孙子兵法》的地方,但是现在的这批企业家,理论水平普遍太低,打哪指哪,成了就说我很厉害。在这种环境下为什么会有降维打击的说法?就是说,下三滥的招数有用,但是高超的手段很多人不会。

前几天有个朋友还在讨论这事,总结深圳规律,研发中心,创新很多……特别高大上。我说这是结果,走到今天,它的科技创新特别多,论文特别多,但是当初不是这样的。深圳是什么?就是大家互相模仿,大家一起山寨,最后能活下来的算你有本事。

中国企业家,你看到的这些都是活下来的,中国是幸存者法则,幸存都是优秀的,因为你是在一千个人中拼出来的。

你自己参与竞争可能就认为不好,但从整个经济宏观看你会觉得很好,因为它活力特别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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