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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 故宫 恭王府……周恩来如何保护北京古建筑

原标题:颐和园 故宫 恭王府……周恩来如何保护北京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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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五大古建筑保护背后的周恩来身影

周恩来虽不是建筑学家,但他认识到,中国古代建筑中包含着许多历史和文化信息,包含着许多古代建筑科学知识,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因此,他为保护北京古建筑,付出了很多心血。

保护颐和园

颐和园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原为清代的行宫花园,园中有长廊、石舫、佛香阁、宝云阁、大戏楼、十七孔桥、玉带桥等古代建筑珍品,在世界建筑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外园林艺术史上具有极高的价值。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和造反派在破“四旧”的口号下,多次跑到颐和园,声称要毁掉它。有的放话,要一把火把颐和园全部烧掉;有的则扬言,要“挖掉万寿山,填平昆明湖”。万寿山、昆明湖,面积很大,红卫兵和造反派真的要动手,很不容易。于是,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便把目光盯在了颐和园的一些牌匾和牌楼上。他们叫来几百人跑到颐和园去砸东宫门外的过街牌楼。

就在红卫兵和造反派登上梯子,用绳子套住牌楼,准备将其拉倒之际,周恩来得知了消息。他立即打电话给颐和园管理处,要他们制止、劝说红卫兵和造反派。他还派秘书到现场,说明道理。秘书郑重地向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传达了周恩来的意见:“颐和园的牌楼必须保护,不准拆除。”还说:你们必须按照总理的意见办,绝不能砸牌楼。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见来人语气强硬,传达的又是周恩来的意见,便不敢再砸牌楼了。就这样,牌楼被保护下来。

保住了颐和园东宫门外牌楼,周恩来仍然不放心。他知道,有一些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仍然在打颐和园的主意。他决定去一趟颐和园,了解颐和园的保护情况。周恩来一到颐和园门口,就和园林职工握手,问他们的工作情况。

颐和园长廊始建于清朝乾隆十五年(1750年),全长728米。东起邀月门,西至石丈亭,中间穿过排云门,两侧对称点缀着留佳、寄澜、秋水、清遥四座重檐八角攒尖亭,象征春夏秋冬四季。长廊以其精美的建筑、曲折多变和丰富的彩画而负盛名,是中国古建筑和园林中最长的廊。这条长廊的每根枋梁上都绘有彩画,共1.4万余幅,色彩鲜明,富丽堂皇。周恩来在欣赏长廊画时,被在此游览的群众认了出来。周恩来微笑着和群众谈话,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这时,一个红卫兵头头向周恩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总理,现在要破‘四旧’,长廊上的彩画内容都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要把它改画一下?”周恩来的目光立即盯住那个红卫兵头头,问道:“你说要改画?怎么改?”红卫兵头头说:“可以把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事迹画在上边嘛,这才是革命的内容,表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周围的群众都把目光投向周恩来,看他怎样回答。周恩来的目光扫视着众人,最后又盯住那个红卫兵头头,问道:“让谁来画二万五千里长征?谁能画二万五千里长征?你知道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包含多少深刻内容吗?二万五千里长征,我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都画不了,请谁来画?”周恩来这几句话,一下子把红卫兵头头问住了,也制止了他毁掉长廊画的想法。周围的群众也说:是啊!长征的革命内容,谁能比总理理解得深?谁能画呢?

临离开时,周恩来反复交代颐和园管理处的负责人,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好这个园林,保持它的原貌,特别是这个长廊画,要保护,不能改画,更不能让人给破坏了。周恩来走后,颐和园管理处的负责人和职工商量,红卫兵还会来颐和园毁掉长廊画,怎么办?最后,他们想出一个办法,用白灰把长廊画全部盖住。这样,红卫兵来时,看不到长廊画,也就没有话说了。等破“四旧”之风一过,颐和园的职工又把白灰去掉,用这种办法把长廊画保护了下来。

保护故宫

保护故宫

北京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又称紫禁城,始建于明朝永乐四年(1406年),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历经明、清两个朝代24个皇帝。故宫规模宏大,占地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万多平方米,有房屋9999间半,是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作为首都,自然要重点建设。在制订建设规划时,许多人提出要拆除故宫。先是苏联专家提出要拆除故宫,把中央行政区放在故宫的位置。后来,一些老干部也提出要拆除故宫。他们说,一见到故宫,就想到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穷人受苦受难。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讲话时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他还批评一些主张保护古代建筑的人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毛泽东虽然没有特别提出要拆除故宫,但有的领导干部则循着毛泽东的思路,提出了要拆除故宫的问题。

于是,一份关于处理故宫的争论意见材料送到周恩来手上,他看后沉思良久。周恩来从心里不愿意看到故宫被拆除,但当时人们头脑发热,他不好直接否定主张拆除者的意见。经过反复思考,周恩来把北京市负责城市建设规划的领导找来,和他们商量:故宫等古代建筑一定要保留,但可以把这些古代建筑统一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植树区,搞一个群众都能进去休息娱乐的大区域。同时,建设东、西长安街,在长安街附近建设机关办公楼。周恩来是想用这个办法,把北京城中包括故宫在内的古建筑保护起来。北京市的领导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还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把这个意见定下来。

之后,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介绍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意见:每年由中央投资,首先把东、西长安街建设起来。今年先拨款在西长安街建成一两幢机关办公用的楼房。在进行建设的时候,要注意布局的合理和集中,不要过于分散。正是根据这个意见,扩建长安街和在长安街建设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规划初步形成了。

北京市有关部门按照周恩来的意见,进行了反复研究、协商,把保护故宫作为重点,于1958年9月搞了一个《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提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之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这个办法果然管用。一些主张拆除故宫的人,见这个规划突出了群众性,也有建设人民大会堂等大工程,也就无话可说了。

上世纪60年代初,又有人提出,北京交通紧张,要拆除故宫,在故宫中建一条马路,以方便交通。在一片拆除声中,一个要在故宫里建一条东西向马路,把故宫中文华、武英两殿辟作娱乐场所的方案被提了出来。当时有许多老学者、老专家反对这个方案。为此,他们甚至在一些会议上痛哭流涕。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对于老学者、老专家的态度很不满意,认为他们当亡国奴没有哭,拆几座牌楼古坊,就要哭鼻子,是不对的。陆定一见此情况,心中着急,便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听了陆定一的汇报后,明确表示,不赞成拆除故宫。之后,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听后,觉得周恩来的意见有道理,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周恩来把毛泽东态度的转变告诉了陆定一,陆定一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否定了拆除故宫建马路的意见。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红卫兵和造反派将矛头指向故宫。一开始,红卫兵和造反派就提出:故宫是封建主义的象征,要砸烂故宫。许多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组织还争先恐后地想要抢占故宫,作为他们的大本营、“司令部”。有一些人则把目光盯在了故宫内保存的历史文物上,想趁火打劫。周恩来得知情况后,立即打电话给北京市委,要他们一定对故宫严加保护,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名义占领故宫,更不允许对故宫打砸抢烧。

事有凑巧,红卫兵和造反派在寻找北京市原领导和刘少奇的所谓“罪证”时,找到了过去关于改建故宫方案的文件。尽管这个方案在制订时,即因为周恩来和许多专家提出不同意见而被搁置下来,但红卫兵和造反派仍然认为,这个没有实行的改建计划,是北京市委要给刘少奇“盖宫殿”的“罪证”。他们以为抓到了刘少奇的大“问题”,便着手进行调查。

红卫兵和造反派找到周恩来,想问出北京市原领导和刘少奇的“罪证”。周恩来严肃地批评道,过去的建设规划,是经过党组织研究讨论的,目的就是为了搞好建设,毛主席也是同意要研究的。不管是不是实行了,这方面的文件是保密的,你们有什么特权拿到这个文件?你们凭什么要把这些文件公开?在周恩来严厉批评下,红卫兵和造反派哑口无言。周恩来接着说,你们既然说,这个改建故宫方案是为刘少奇“建宫殿”,那么,对于现在的故宫,就不要动,不要建宫殿。你们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也不要进去占领。那里面有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是国家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有责任保护,谁也不许到故宫中去砸,去抢,去烧。

但是,红卫兵和造反派并没有停手。他们借口在故宫搞“收租院”展览,把奉先殿工字形大殿改为长方形,把毛泽东像挂在奉先殿内。他们见殿前清朝皇帝祭祖所用的焚帛炉与“收租院”展览的内容不符,就动手拆除了。

“文革”中曾兴起“忆苦思甜”运动。红卫兵和造反派打着搞“忆苦思甜”教育的旗号,在故宫内胡作非为。1966年8月,他们把故宫城隍庙内11座泥塑神像、一对泥塑马毁掉;用白纸把故宫博物院大理石门匾盖住,在白纸上用黑笔写上“血泪宫”三个大字;在神武门外砖墙上贴出“火烧紫禁城!”“砸烂故宫!”等标语。故宫内部的造反派趁机提出所谓故宫“整改方案”。按照这个方案,他们把顺贞门、天一门、文华殿、乾隆花园内的门额摘下来,扔进仓库。他们把中和殿的宝座拆下来,扔进院子里,任凭风吹雨淋。

一些红卫兵和造反派借参观“收租院”、搞“忆苦思甜”之机,在故宫里乱窜,今天在这个殿里开“讲用会”,明天在那个殿里开“忆苦会”,后天又到另一个殿里开批斗大会。开会时又是乱砸,又是乱涂乱画。故宫内的造反派也和红卫兵串联起来,想打倒故宫博物院的领导,由他们掌权。

眼看故宫文物受到威胁,周恩来指示:“收租院”只能在奉先殿展览,不能再到故宫其他地方展览,参观的人只能到奉先殿去看,不允许到其他地方去。故宫内其他各处宫殿,一律封闭,暂时不对外开放。任何人提出的故宫改建方案,没有中央批准,不能实行。现在的改建方案(指故宫造反派搞的方案)立即停止。这些举措,保护了故宫中的建筑和大量文物。

接着,按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故宫内进驻了军宣队。军宣队的任务是发动故宫职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支持“左”派。对于这一点,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恩来不能制止,但他让身边工作人员转告进驻故宫的军宣队,你们要负责保护故宫建筑,不能失火,不能把故宫烧了,不能让故宫里的文物和大量珍宝丢失。

但是,时隔不久,进驻故宫的军宣队也成了被批斗的对象,不得不于1966年10月撤离故宫。这一下,故宫中一些人趁机拉起新的造反组织,想占领故宫。在此情况下,周恩来于1967年5月26日,果断下令:北京卫戍区派一营部队进驻故宫,实行军事保护,故宫宫殿及文物这才免遭破坏。

周恩来还指示有关部门:北海公园中有许多古代建筑,特别是北海公园里的两座金丝楠木建筑的大殿,是十分珍贵的历史遗产,不能损坏。北海公园又离中南海很近,如果失火或者出其他什么事故,影响不好。因此,对于北海公园要特别保护。在此指示下,有关部门派专人负责北海公园的古代建筑和文物保护。周恩来还不放心,又下令北京卫戍区派部队进驻北海公园。

当时,解放军的威望很高,又担负“支左”的任务,因此,解放军进驻故宫和北海公园后,红卫兵和造反派不敢再乱搞了。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解放军进驻故宫和北海公园后,严格要求自己,吃住都在临时性的房子里或者不属于古代建筑的房子里,并且严格巡逻,严密防火,把各宫殿全部封存,不让造反派染指。这种措施,是在特殊年代采取的保护古代建筑的特殊办法,也确实保护了故宫和相邻的北海公园内的古代建筑。

保护恭王府

保护恭王府

清代,皇帝为了加强集权统治,防止王爷有异心,实行王爷不外封的政策。凡是王爷都在北京城内赐宅或者建宅居住,称为王府。因此,清代的北京是王府集中的地方。王府建筑是古代建筑中的精品,每个王府的建筑风格,各不相同,其中包含着许多古代建筑科学和艺术。民国成立时,北京城内有王府50多座。此后,王爷们的生活日益没落,有的王爷的子孙为生活计,把王府出卖或者转让了。到新中国成立时,经清查,北京城尚存王府19座,其中亲王府15座,郡王府4座。中央、华北区人民政府各机关都搬到北京办公及北京各机关成立后,一时间办公房奇缺,许多单位、机关只能接收原来被旧政权占用的王府等古代建筑办公。

在这些王府中,恭王府是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在上世纪20年代,恭王府一直由恭亲王继承人溥伟居住。后来溥伟将王府抵押,北京天主教会把这里作为教会办的辅仁大学的一部分,因此王府受到一些破坏,但程度较轻。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恭王府和王府花园收回,改为国家机关宿舍和一些学校、研究所所在地。在当时条件下,这些单位进驻,对于这座王府虽然也有损害,但总体上破坏程度不算大。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多数人都还没有意识到保护王府等古代建筑的重要性,自然也没有注意到恭王府的保护问题。提出保护恭王府,周恩来是第一人。说到周恩来提出保护恭王府,先要提一下红学家周汝昌。新中国成立后,周汝昌多次到恭王府考察。他发现,恭王府中的大部分建筑,与《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描写相同或者相似。于是,他集中精力查对资料和现场考证,找到许多实物证据和史料证明。最后,他得出结论:大观园的原型就是清代的恭王府。周恩来是支持周汝昌观点的,也曾抽时间到恭王府去参观。

1962年,周恩来专门作出批示,要求北京市有关部门拨款重修恭王府。此后,北京市有关部门制订了保护恭王府的方案,并拨出款项重修恭王府。就在那次重修时,考古人员在王府花园的秘云洞内意外发现了失踪的福字碑。这块碑文为康熙御笔,作“请福续寿”之用,一直是大清的国宝,珍藏于紫禁城内。后来,乾隆将此碑赐给了宠臣和珅,和珅命人运来几千块太湖石,在后花园砌成一条巨龙。这条龙的位置正好在北京的龙脉上,和珅将此碑藏在龙穴悉心供奉,称之为“洞天福地”。嘉庆继位后,和珅被处置。嘉庆好几回想将此碑迁回宫中,但担心动了龙脉,动摇大清的根基,所以没有付诸行动。再后来,这处宅子成了恭王府。因此,这块碑一直藏在恭王府。北京市考古部门的负责同志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件事,并请周恩来为该碑命名。一般情况下,周恩来是不给出土文物命名的。这次,周恩来在高兴之余,欣然将该碑命名为“中华第一福”。

在周恩来的关心下,当年进驻恭王府的单位,很注意保护恭王府内的建筑,防火措施很严密。一些单位还腾退出部分房屋。1975年,周恩来已经病重,但仍然关心恭王府的保护。一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到医院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汇报完工作后,周恩来特意向谷牧嘱咐了三件事:一是要建一座新的北京图书馆,二是要修琉璃厂文化街,三是要对社会开放恭王府。

周恩来逝世后,谷牧执行了周恩来的嘱托。1978年,谷牧召开会议,将中央有关部委和北京市的领导找去,确定要落实好周总理的遗愿。1981年,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牵头召开会议,形成了《关于恭王府住户搬迁情况的报告》。由此,恭王府得到重点保护和维修。1988年,恭王府正式对外开放。

保护正阳门

保护正阳门

正阳门始建于明朝永乐十七年(1419年),原名丽正门。因其位于紫禁城的正前方,俗称前门,又称大前门,是明清时期北京内城的正南门,属“京师九门”之一。它集城楼、箭楼与瓮城为一体,是一座完整的古代防御性建筑体系。

据北京地方志记载,当年的城楼、箭楼规模宏丽,形制高大;瓮城气势雄浑,为老北京城垣建筑的代表作。后来,正阳门虽然几经损毁,但仍保留着城楼、箭楼等主要部分,目前仍然是北京城门中保存最完整、形制最雄伟的一座。

1958年北京搞了十大建筑。其中,在天安门广场就有人民大会堂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为了使这两大建筑更宏伟,上级要求设计人员解放思想,搞得大一些。因此,一开始,这两座建筑设计的占地面积很大,这样就把天安门挤小了。为了使天安门广场更大一些,不少建筑专家和领导提出,要扩展天安门广场,并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赞成和北京市的批准。

为了向南扩展天安门广场,有人提议,要把正阳门拆除。许多专家和领导也赞成拆除正阳门,但也有人表示反对。为了慎重起见,经中央同意,北京市委邀请全国1000多名建筑师、艺术家和青年学生参加了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竞赛。这1000多名设计人员拿出的设计方案中,多数都是以拆除正阳门为前提。于是,北京市委就在向中央报送的扩建方案中提出要拆除正阳门。扩建天安门广场的方案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原则上予以批准。批准的方案总体是:改建后的广场,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60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但毛泽东并没有就扩建具体问题表态,而是将方案批转周恩来处,由周恩来再提出意见。

周恩来认真审阅了这个方案。他看到这个方案中提出要拆除中轴线上的正阳门,认为不妥。他让工作人员打电话,请北京市有关部门就要不要拆除正阳门的问题再研究,并且明确表示反对拆除正阳门。

周恩来的意见得到北京市委的重视。他们反复研究、论证,最后得出结论:不拆除正阳门,一样可以扩建天安门广场。周恩来听了北京市委的汇报后很高兴,表示:那么,我们就决定不拆除正阳门,把这座古代建筑保存下来。1958年9月,周恩来开始部署“国庆工程”。本来,周恩来的部署,只是从大的原则和方案上讲的,不涉及具体工程事项,但周恩来这次破了例。在讲完了其他工程的计划和要求后,他特意提到,我们扩建天安门广场,不能拆除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周恩来讲了这个话后,建筑部门在扩建天安门广场时,特别注意对正阳门的保护,还对其进行了维修。

1965年,北京市准备建地铁。为此,建设方案中提出,要把北京内城墙拆除。拆除内城城墙,就要拆除坐落于内城城墙一线上的正阳门。拆除方案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沉思良久,没有下笔。他叫秘书备好车,乘车到天安门广场去查看。周恩来让司机在天安门广场绕了好几个圈子,又绕正阳门好几圈。他拉下车窗,仔细观看周围地势,观看正阳门建筑,又询问了准备建设的地铁所要经过的路线后,果断作出指示,要留下正阳门,不能拆除。地铁建设路线向南偏一偏,错开正阳门地下。周恩来回到西花厅后,再次指示,要留下正阳门城楼和箭楼。此后,在北京建地铁时,稍稍改变了一下地铁路线,把正阳门这座古代建筑保留了下来。

保护团城

保护团城

团城位于北海公园南门外西侧,地处北海与中南海之间,是一座由砖砌的圆形城垛式建筑,城高4.6米,周长276米,面积达4553平方米,东、西两侧城墙下各有随墙门一座,上建门楼,东为昭景,西为衍祥,入门可沿蹬道登至城顶台面。蹬道处各设罩门,城台上建筑布局采取对称中兼以园林的布局手法。整座城台黄瓦红墙,金碧辉煌,素有“城中之城”的美称。

团城脚下,原来有石砌七孔拱券式金鳌玉

桥(由于桥的两端有明朝嘉靖年间所建的牌坊,桥西牌坊的匾额是“金鳌”,桥东牌坊的匾额是“玉

”,故称金鳌玉

桥,俗称北海大桥)横跨于北海与中海之间。桥宽8米,长150米,与团城呼应,成为其重要外景。

团城从整体上是独立的,有独特的风格。同时,它又处在北海公园的范围内,是北海公园的一部分,是别具一格的中国古代建筑。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机动车不算多,北海大桥还能够满足交通需要。到1954年时,北京的机动车增加了许多,而北海大桥又是交通要道,桥面比较窄,上桥的坡陡,下桥拐的弯急,很难行车,车辆到此都要减速。一时间,这里出现了交通拥挤的情况,也出了不少事故。北京市为了改善交通状况,提出要改造北海大桥一线的道路。

在研究改造方案时,有人提出:北海大桥是交通的要害地点,中央领导的汽车从中南海出来后向东行驶,都要经过这里,而这里交通拥挤,使中央领导不能顺利经过这里;这里的桥又十分陡险,中央领导的车辆一旦撞到牌坊或直接撞向团城,出了事故,谁也不好交代。他们以此为由,建议在这里重新建一条取直的道路。这条取直的道路,要经过团城,需要另建一座新桥。因此,必须拆除团城和北海大桥。北京市有关部门在制订改造规划时,采纳了这个建议。然而,这个建议受到了众多的文物工作者及古建筑学家的反对。他们认为:团城是金、元、明三代形成的重要古迹,同北海建筑构成一组完美和谐的古建筑群,包含着许多古代建筑科学和文化元素,不能拆除,相反,还要重点保护。但是,他们的意见没有得到重视,北京市有关部门仍准备实施拆除团城的方案。

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着急。此前,他已经多次反映了不同意拆除团城的意见,但都没有引起重视。郑振铎觉得单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能阻止拆除团城。于是,他便将当时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梁思成、范文澜、翦伯赞等人请到家里来商量办法。经商量,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既要保留团城又要拓宽桥面,唯一的办法是将桥身向中南海方向拓宽。但中南海是中共中央办公地点,向中南海拓宽,占据中南海一部分面积建桥,可是大事,能不能得到允许,还是个未知数。思来想去,郑振铎提笔给周恩来写了一个报告。写好后,请众人看过,大家都说好。之后,郑振铎通过沈雁冰把报告转交给周恩来。沈雁冰以最快的“特急件”把报告直送总理办公室。

报告送出后,参加商量的建筑专家梁思成心中仍然没有底,便去找苏联专家,请苏联专家支持保护团城的意见。苏联专家却表示:这个团城拆了也没有什么。梁思成听后,十分气愤,和苏联专家吵了几句嘴。在郑振铎家里,大家听梁思成讲了苏联专家的意见后,一起商量,为了使保护团城更有把握,请梁思成直接去见周恩来,当面提出保护团城的意见。

周恩来听了梁思成的汇报后没有立即表态,只是说,要到团城去看一看。梁思成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郑振铎,郑振铎心中也没了底。为防止拆除团城后,失去中国古代建筑科学和艺术的历史资料,郑振铎立即派人赶快去团城进行测绘、拍照,尽量搜集保存团城的建筑文献和资料,并且分期在《文物保护参考》杂志上发表,使祖国建筑遗产的资料能够留传后世。

就在大家忙于保留团城古代建筑科学资料时,郑振铎却意外接到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通知他陪同周总理视察团城。几天后,周恩来在郑振铎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团城视察。下车后,周恩来先步行绕团城走了一圈,然后登上团城,每一座殿,每一个房屋,他都进去看一看,又查看了团城内的古树。他一边看,一边向郑振铎等人询问有关情况。

周恩来走下团城后,站在团城墙下,远眺了北海的琼岛和中南海后,又把目光转向北海大桥上来往的车辆。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团城的一砖一瓦一树一石都不能动!要改建北海大桥,把中南海的西北围墙向南移,不能向团城拓展。建桥时,只须把“金鳌”、“玉蝀”两个牌坊拆掉。拆掉,也不要毁坏,可以把这两个牌坊移到陶然亭公园去。在团城北面修一座台阶,把团城和北海连接起来,但不要拆墙挖洞。

周恩来作出这个决定后,又召开会议将方案确定下来。北京市有关部门在改建北海大桥时,重新设计了路线。新设计的路线,将中南海的西北围墙向南移了数十米,绕开了团城,使这座古老建筑得以保留下来。“金鳌”、“玉蝀”两个牌坊完整地移到了陶然亭公园(后来这两个牌坊在“文革”期间被毁)。北海大桥经改建,由七孔增加至九孔,桥面拓宽至34米,桥身加长至220米,中间的车行道为27米,两边的人行道各为3.5米,满足了当时北京市的交通需要,同时也保留了原来北海大桥的风格,与团城仍然形成相互呼应的景致。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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